10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已由廊坊市人民检察院向廊坊中院提起公诉。刘新云被查后，通报中称其“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交政治骗子，热衷政治投机，造成恶劣政治影响”。

近年来，被查处的官员中，结交政治骗子或政治掮客者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中管干部，如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刘国强“盲目听信政治骗子，花费巨资跑官买官被骗”；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蒙永山“官迷心窍、跑官买官被骗”。

多个案例显示，这些游走于体制内外的骗子（掮客），严重污染和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他们的骗术也五花八门，比如有的冒充高官亲友，自称可以帮助官员升迁；有的称可以帮助官员逃脱被查厄运；还有的自称在中纪委任过职，可以帮助官员模拟被查场景，以提高他们被查时的“应对技巧”等。众多在仕途多年的官员纷纷上当的原因引人深思。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助理研究员罗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官员上当，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他们理想信念不坚定，投机成分重，为谋求个人升迁或逃避被调查等，就想把各种路径都用一下，甚至病急乱投医，明知可能上当也姑妄信之。其次，这种现象的出现，还与一个地区政治生态有关系，一些地方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没有很好贯彻民主集中制，干部提拔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使得部分官员相信了政治骗子的能力。

利用官员“抄近道”的心理

多个案例显示，很多政治骗子，抓住有些官员热衷搞政治攀附“抄近道”的心理，冒充高官亲友行骗屡试不爽。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鸟某诈骗罪二审刑事裁定书》透露，鸟某冒充青海省海东市委主要领导的亲侄子，骗过了时任海东市循化县常务副县长高某等官员，通过层层审批承揽工程，骗取财物。

鸟某冒充的是鸟成云的亲侄子。资料显示，鸟成云生于1963年11月，曾任青海省商务厅厅长、海东市市长、海东市委书记等职，现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法院认定，鸟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身份、虚构为他人调动工作、升迁职务及合伙经营尚不存在的工程项目等事实，骗取他人财物达121.9万元。

2020年底，云南卫视播出的反腐警示片《围猎：行贿者说》披露，政治骗子何清帆围猎了两名公安分局长：涂力军（曾任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局长）和肖为民（曾任昆明市呈贡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

该片透露，何清帆来自四川农村，只读过三年农校。她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钓鱼台、人民大会堂等地的照片，故意让人产生她在北京政治资源丰富的错觉。她约离婚状态的涂力军吃饭，并以“谈恋爱”的手法，从涂手中承揽了2.1亿元项目。她跟肖为民自称是某省部级领导的女儿，骗取信任后，她通过肖承接了呈贡公安分局11个项目，合同总金额3.2亿元。

2019年初，涂、肖相继被查，何清帆也被昆明市纪委监委留置。被查后，肖为民交代，他巴结何清帆，是想着“靠上她以后谁也不怕了，什么都敢干，钱也敢收了”。

与政治骗子交往的官员中，也不乏中管干部。罗星称，中管干部的个人资源已经比较丰富，所以政治骗子跟他们交往时，为骗取他们信任，口气会更大。山西省一位媒体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新云2018年到山西任职后，就曾公开吹嘘他认识某中央高层亲属。一位山东省政法系统人士透露，刘新云在山东任职长达30余年，期间，他曾遇到一个自称和某中央高层亲属关系密切的骗子。“这名政治骗子称能在时机成熟时帮刘引荐认识到该亲属，让其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刘新云信以为真，事实上，他上了该骗子的当。”

政治骗子通常是指那些冒充领导干部亲友，或自称有特殊社会身份的人，他们以公职人员为主要行骗目标，声称靠个人掌握的“稀缺政治资源”，以帮助他人升官、捞人等为幌子，骗取他人信任，继而诈骗钱财或承揽工程等。而政治掮客，往往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他们有的是官员的亲友，有的是与官员存在利益输送关系的老板等。有些政治骗子通过诈骗积攒到一定资源后，还能“晋级”为政治掮客。

与政治骗子相比，政治掮客就表现得更疯狂。其中有“苏公公”“老佛爷”“云南地下组织部部长”之称的苏洪波尤为典型。2020年5月，由云南省纪委监委、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警示教育片《政治掮客苏洪波》在云南卫视播出。该片透露，苏洪波曾在上世纪80年代任云南省计划委员会培训中心接待科科长，后下海经商。他被两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秦光荣）奉为座上宾。在交往当中，秦光荣叫他“洪波”，白恩培称其“苏总”。

多位云南商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苏洪波在云南已经呼风唤雨多年。云南烟草业发达，烟草业各方势力错综交织，苏洪波早年就曾行贿过云南烟草公司的高管，但后来却平安无事。2005年11月4日，中国法院网刊发了《云南烟草公司副总经理涉贿470万受审》一文。其中提到，公诉机关指控，1999年12月至2002年9月期间，被告人魏剑（曾任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副总经理）在担任曲靖卷烟厂厂长期间，曾指使并伙同被告人魏明非法收受苏洪波等人送给的人民币80万元。

办案人员表示，苏洪波“会来事”，积累了一定的人脉，熟悉体制内的运作规律，深谙所谓官场“潜规则”，这成为他日后在云南官场呼风唤雨的重要资本。

苏洪波在云南甚至不把一些省级干部放在眼里。据商人林立东回忆，有一次去唱歌，苏洪波喝多了，一巴掌搧了一位副省级领导，并说“你给我滚远一点儿”。一位反腐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质疑过这个细节，为此专门问过云南省纪委的人，被告知“苏洪波非常嚣张，确实曾打过某副省级干部一巴掌”。

上述警示教育片透露，苏洪波通过秦光荣等打招呼，违规获取工程建设项目等，在云南攫取巨额经济利益。仅环湖南路等工程，苏洪波就获利1.3亿元。

2019年5月，秦光荣主动投案。他在忏悔录中承认，想通过苏洪波攀高枝、谋取更高职位。“作为省委书记，我的这些行为，助长了云南个别干部找靠山、‘接天线’、走捷径的心理。这种风气蔓延开来，也给云南一些政治骗子、政治掮客创造了生存空间。”

将“政治骗子”视为救命稻草

十八大后，随着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一些腐败官员面临被查压力。一些政治骗子（掮客）便打起了这类官员或其家属的算盘，以帮助他们逃避被查或以捞人为幌子，进行诈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揭穿政治骗子的套路》称，有的官员将“政治骗子”视为心理安慰、救命稻草。“安徽省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管委会原主任盛必龙将骗子奉若上宾，甚至在被留置前三天，还向骗子求助”。

盛必龙生于1965年，曾任安徽全椒县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2015年11月出任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副厅级），2019年4月落马。2020年5月，被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盛必龙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盛必龙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960万余元，其中在2018~2019年间，他把其中的260万元转送给冒充中央党校教授“陈岩”的程某。2019年3月，盛必龙担心自己被查，遂找到“陈岩”帮忙找人托关系询问情况。“陈岩”表示在北京找人办事需要费用向其骗取钱财。目前，程某已因涉嫌诈骗罪被滁州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在央视播出的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中，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曾现身说法。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中央第三巡视组对甘肃开展巡视“回头看”，巡视结束后第五天，他被中央纪委带走审查。该片透露，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虞海燕找到当地一名自称在中纪委工作过的退休警察，叫上妻子一起去“培训”，演练如何对抗调查。虞海燕说，“后来专案组调查完以后跟我说，这个人就是兰州市公安局退休的干部，听了以后，我都觉得丢人。”

帮被查官员的亲属“捞人”，也是政治骗子（掮客）惯用的行骗伎俩。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份“任鹏宇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2011年12月，王女士的丈夫被安徽省纪委带走。2012年3月，一名赵姓女子向她介绍了一名叫任鹏宇的人，并称任鹏宇“和安徽省领导很熟”。随后，王在北京与任鹏宇相见，任对她许诺可以花钱疏通关系让纪委放人，她向任陆续支付了1460万元后，却不见纪委放人，她随后报警。同年10月25日，任鹏宇落网。经查，任鹏宇是黑龙江人，1965出生，是北京华声国际记者俱乐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9月，因犯诈骗罪，任鹏宇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还有的官员结交政治骗子与个人迷信有关。比如，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党委书记、主任窦玉明的双开通报中提到，大搞迷信活动“保官升官”，依靠江湖骗子“跑官买官”，败坏政治风气。2020年4月，他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半。

2016年，《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一心想着依靠“大师”指点升官发财。2008年夏天，他的情妇谢某某前往泰山烧香，“巧遇”一位“大师”。经“大师”指点，得知北京有个叫“张新政”的人，能帮单增德当上莱芜市长。单增德时任莱芜市常务副市长，正想着要更进一步。“张新政”告诉单给他一笔钱，三个月内肯定让其升官。单增德信以为真，对“张新政”有求必应，结果不仅未能当上市长，还被骗走180万元。2014年7月17日，单增德获刑十五年。

打击政治骗子存在法律漏洞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治骗子或政治掮客都是寄生在权力体制中的“怪胎”，对待这类骗局，除了行骗者外，领导干部应该主要从自身找问题。受骗者中不乏中管干部，智商很高，政治手腕也很高，但一门心思考虑个人政治前途，想投机取巧往上升。在这种心理防线失守的背景下，他们的政治判断力就会出问题。

庄德水认为，官场畸形的政治生态也为骗子的产生、蔓延和行骗提供了机会。长时间以来，政治骗子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与官场特殊的政治生态相关。特别是有些官员为了个人发展不择手段，他们除了求鬼神，也四处求“高人”。在这种畸形的政治心理支配下，他们就容易被政治骗子欺骗。

他认为，当前在打击政治骗子方面存在法律漏洞，法律上没有政治骗子的说法，如果他们只是夸大其词，过度许诺，打击时就有难度。目前主要还是从行贿方面查处，但在纪委监委查办相关案件时，又需要这类政治骗子出面作证。“因此，在实践中，经常存在对他们网开一面的情况，很多政治骗子甚至没有被及时追责。所以，现在还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和信用体系，加大对他们的制裁力度。”

罗星称，前些年信息不发达，有的政治骗子打着“首长秘书”等旗号，四处招摇撞骗且屡屡得逞。现在信息发达了，但还有官员上当，说明这种骗术还有市场，其背后的因素值得探讨。

2018年10月1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也被称为“最严”党纪处分条例。

罗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条例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政治掮客方面的规定，但专门设立了一个章节，提到“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这相当于将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等行为纳入了违反政治纪律的范畴，也意味着在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在认定这种行为时有据可依。”

在罗星看来，政治骗子自称拥有的资源中，大部分是假，但可能也有一二分是真，因此真假混杂，增强了其骗术的迷惑性。打击政治骗子也有一定难度，他们中多数人不是党员或公职人员，大多不属于纪检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此外，他们警惕性很强，一听到风声，就潜逃了，有的甚至躲到了境外。他认为，今后应该像“行贿受贿一起查”一样，要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协作配合，及时通报相关情况，对于已经涉嫌诈骗罪、招摇撞骗罪等的政治骗子，公安机关应加大对他们的打击力度。

罗星认为，为避免这类骗局反复出现，党员干部应该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于主动找到自己的政治骗子要敢于亮剑，及时向组织报告。他建议，今后还应进一步深化选人用人的制度改革，增强透明化和公开化。要建立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人事相宜的选拔任用体系，使得干部选拔工作更加公正公开，消除政治骗子生存的土壤。

编辑/孙政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