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慧娟

“许昌站很快就要到了！请需要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乘务员嘹亮的声音回荡在车厢里。我拉着箱子，早早站在车厢的门口处，等待下车。

冬日下午的阳光，像爱人的手，温暖、熨帖。所有的一切，田地、树木、房子，迅速地进入视线，转眼又消失不见了。

三十年了，这是我第二次“不告而返”。

1991年的11月，是我到武汉读书的第3个月。经历了艰苦的军训，经历了第一次“一个人的生日”，经历了第一次“一个人的国庆节”，我想回家。

是的，曾经迫不及待离开家、飞往外面世界的我，不可遏制地想要回家。虽然我没有假期，虽然我没有请假，虽然我和家距离800多里，虽然我需要在车上站近9个小时，虽然我也许要面临父母的责难……

所有这些“虽然”，我都不想搭理，也懒得搭理。我想要回家，这个执拗的念头，一经生出，便倔强地扎根，然后不顾一切地向上生长，枝繁叶茂。

我不记得自己怎么买票，怎么上车，怎么下车，只记得经历了一整夜的车程，一眼瞥见晨曦中“许昌”两个大字时，快活得想飞。

夜色中，昏黄的路灯，像勉强的睡眼半睁半闭着。宽阔的马路上，除了扫地的清洁工，几乎没什么人，更没什么车。

一个短头发的17岁丫头，背着双肩包，昂首挺胸，大踏步走在回家的路上，一如走向战场的军人，心里燃着一团火。

那天回到家，爸妈是什么表情，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想回家，回到那个仅有几十个平方米、有爸爸妈妈的地方。

这一次，许昌，近在眼前，车速明显地慢了。看着车外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一丝激动，像春日的蝴蝶，飞到了我心里。

妈妈爸爸，会是什么反应呢？妈妈会快速地奔到门口，一边跑，一边絮叨“这闺女，咋现在回来了？！”爸爸一定会摇着头，戴着老花镜，一边放下手里的iPad，一边无奈地叹息“现在这个疫情，真不该瞎跑！”……

是的，一定是了。一想到他们惊愕的神色，我就忍不住开心，像小时候，恶作剧后的开心。

我从来都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大学时，走在晚自习的路上，我会心血来潮，跑去看湖；再后来，明明要去吃饭，一时兴起，也许就去骑车，或者看电影；明明信誓旦旦，要爬到山顶，也许路上遇到美景，就决定原地打住……我的计划，大多被我自己打破，而且义正词严。

我想回家，表面看起来，似乎和以往一样，无迹可寻，纯属临时起意。真是这样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年轻的小老师找我聊天。她刚刚结婚，先生是位军人，而且巧的是，就在许昌当兵。听同事说，她每周都去许昌看先生。“许昌挺近的，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她一脸娇羞地对我说。

回家的路上，一个人开车，猛然间想到了她，想到了她说的话，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

自30年前离家读书、工作、生活，每年暑假、寒假，两次探亲，是雷打不动的。可是后来，每次探亲的时间越来越短，来去匆匆。到这两三年，因为疫情，因为儿子读书，因为工作繁多，探亲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妈妈75岁了，经过了两次手术，身体大不如前；爸爸73岁，肺气肿日益严重，很少下楼。

“现在疫情这样，没有啥事儿别想着回来，路上不安全！”“我跟你爸都好，你别挂俺。招呼好自己，招呼好孩子！”……听着他们说这些，我心安理得地待在武汉。

我问自己：假如老公在许昌，即使我不会每周去看他，至少一个月会去看他一次吧！如果是儿子在许昌呢？我一定恨不能有空就去看他吧！

这样想着，不觉惭愧。

不知从什么时候，遇到假期，买点儿好吃好喝的，带上爱人孩子，回家看看爸妈，成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自觉履行这责任，仿佛到点就响的闹铃。我们更多考虑的，从来都是“该回去看看了”，而不是“想回去看看了”。

责任，似乎从来都是一个高大神圣的字眼儿。然而，当它出现在亲情面前，却掩饰不住的冰冷。

当17岁的我，迈着轻盈的步伐奔向久别的家时；当新婚的妻子，乘着高铁奔向挚爱的丈夫时，心里奔涌的，一定是对家的依恋，对爱人的思念和牵挂，而绝不是责任。

当我们潇洒地说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当我们诗意地告白“阳光不燥，微风正好，见想见的人，做想做的事”时，我们很少会把儿时的家作为那旅行的终点，很少会把父母当成那最想见的人。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偷偷把对爸妈的爱，变成了责任？偷偷地把魂牵梦萦的家，变成了责任的目的地？

这世间，一切的爱都不能被单纯的责任取代。从我们降生的一刻起，爸爸妈妈就用爱和责任滋养着我们，一刻不停。可我们呢？难道就只能用责任去回报这从不曾改变的爱吗？

家就在眼前。我努力抑制内心的感情，轻轻敲门。弟弟打开门，侄儿从房间里冲出来，然后迅速地跑进房里，“奶奶，姑姑回来了！”

然后，是妈妈熟悉的脚步声，“咦，这闺女，现在咋跑回来了？！”……

果然如我所料。

一时间，我心里泪如雨下。爸爸妈妈，阳光不燥，微风正好，你们就是我想见的人。我很幸福，我们在一起！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