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希望到美洲的时候，命运却偏把我带到欧洲。”在《欧游杂记》（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8月）中，胡蝶这样写道。
1935年2月21日，时年27岁的胡蝶作为唯一的演员代表，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赴苏联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代表团后赴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考察，游历近4个月，是中国电影首次“走出去”，《欧游杂记》留下较完整的记录。
继1933年中华民国首次派团参加国际影展（在意大利米兰，到达时影展已闭幕）后，这是第二次出访，据第一代影人龚稼农的回忆录：“我国影业自民国十一年开始第一部剧情片以来，十三个年头的艰辛努力，第一次与其他国家影片同时参与比赛，而且亦是影业从业员第一次担负‘文化交流’使命出国。”时苏联正遭欧美敌视和泼污，或为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与支持，苏方高规格接待了中国电影代表团。当时中方也有借机宣传的想法。访问团出发前，当局便明确表示“兹事有关国际体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提出“电影政治化”“电影宣传化”“电影军事化”等口号，制作数十部影片，积极参加国际影展，“毫不收代价，将来更要免费的送到各国公映。这班矮小的民族，目光居然能看透了金钱上的损失，而去求国际间对于日本侵略的同情”。
中国电影人针锋相对提出：“文化是反帝的武器之一，电影是文化领域上之一门，那末在此国家将亡中我们要怎样起来负起抗日反帝的宣传责任呢？起来，中国的电影界！我们要有计划地摄制暴露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阴谋，喊醒民众的迷梦，提起他们团结的精神。”当时中国电影产量少、质量差，且武侠、香艳、言情等居主流。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有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想法。（欧阳家庆：《国民政府电影外宣思想与外宣实践研究（1927—1949）》）
参展费用由各公司自行承担，故分三批赴苏，胡蝶是最后一批，与赴苏演出的梅兰芳大师同行。
胡蝶本名胡瑞华，祖籍广东，生长于上海，17岁入电影圈，是当时的名演员。胡蝶原本梦想访问好莱坞，无访欧之念，但苏方邀请电报中“特别指明请我出席”，苏驻沪代办施比力尼克承诺，不必担心迟到，影展会等胡蝶到后再开幕，可胡蝶一行到莫斯科时，影展已闭幕。
胡蝶一行带去的《姐妹花》《空谷兰》两部影片未能参赛（此前送展的6部影片中，《渔光曲》获第九名荣誉奖），但苏方“可以说是重开一次（影展），使我们不致失望”，组织尚未归国的代表们观看，并给予极高评价。
据《胡蝶回忆录》，时任苏联电影事业总管理处处长的苏密斯基表示：“在欧洲看过许多西方人所摄的中国电影，在这些影片中的中国人形象往往是被歪曲了的。”“要把被歪曲了的事实颠倒过来，是需要中国人自己的努力。现在看了中国自己摄制的电影，不仅技术和表演成绩都使人满意，也使西方国家的人民第一次从银幕上看到了健康的中国人民的形象。”
胡蝶一行在苏联逗留了一个多月，参观了幼儿园、电影厂、反宗教博物院等，给胡蝶带来强烈“文化震撼”的是：“站在我面前摇动着摄影机的女摄影师。这位女摄影师身躯壮大，活泼灵健，把重大的摄影机扛来扛去，好像毫不费力的样子，真使人羡服不置”“苏联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在工作上男女的界限几乎是没有的。”
在苏联，胡蝶得知“俄人做事极慢，譬如他叫你等五分钟，差不多是等于五十分钟的了”“他们在十二时吃的是早饭，下午四时到八时却算是午餐，晚餐是十时至十二时的”。在豪华的国家第一艺术剧院，观众都是工人，秩序良好，剧间休息时才退场吸烟，休息结束又鱼贯入座，胡蝶感慨“公民资格训练的成功，使人折服”。莫斯科有200多所电影院，票价极廉，“所以座客常满”。
在《欧游杂记》中，胡蝶称“这里的百货商店比起我们的永安先施新新等公司要大得多”“管理人以至工人，都吃同样的东西，他们每人都要买饭票，凭票来吃饭”“男女彼此同意，缴三个卢布的注册费就可以确立了夫妇的名义，没有什么仪节，非常省事”……胡蝶认为：“在苏联，我处处获到的是热情、欣悦和快乐。”与坊间传言迥异。
胡蝶一行在苏联赢得口碑，给接下来的行程带来方便。
在柏林，德方盛赞胡蝶是“中国的嘉宝”，带去的两部电影亦受好评。在法国，旅法华人争先恐后买票观影，“竟至有许多人买不到票子的”，但胡蝶不喜欢法国电影，“对白太多，表演过少，所以看来极为沉闷”，且许多法国人“好闲谈，好吃茶，不修边幅”，巴黎的脱衣舞场亦令她惊讶。在英国，胡蝶见到了美籍华人中首位好莱坞明星黄柳霜，但黄不太懂粤语，双方无法深入交流。
胡蝶等人未带影片到英国，但她对苏联的介绍产生影响，她认为“女子职业最发达的大概要算是苏联了，其实我想他们也无所谓男女之分的”，英人视胡蝶为女性主义者。胡蝶回国后，于当年11月结婚，英国的《观察家报》还进行了报道。
在英国，胡蝶看了熊式一编剧的《王宝钏》第200场公演，它改自京剧的《红鬃烈马》，熊式一是当时英国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胡蝶奇怪剧中服装道具旧且古怪，“番兵”穿的竟是俄国军服，表示既然赚钱了，不如从中国进口一些正式的京剧服装，熊式一表示想法很好，但英国演员迷信，怕换服装会换掉好运气。
欧洲人关注胡蝶一行，因误以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女性仍在缠足，不知道怎么拍电影，而胡蝶较国际化，《姐妹花》《空谷兰》的完成度亦高，使他们感到震惊。相比之下，国内媒体对胡蝶一行的报道要多得多，给公众以“胡蝶名震欧洲”的错觉。
《欧游杂记》系胡蝶口授，记者陈亦云写成，语言欠锤炼，定价却达2元，插图多，商业炒作意味浓，有些部分近于流水账，但作为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见证，仍有史料价值。就在本书付排后三天，即7月23日，著名摄影家孙明经拍摄的纪录片《农人之村》在“农村题材国际电影大赛”中获特等第三名，开创了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大赛得奖的先河。
文/陈辉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