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闭幕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两高工作报告一如既往备受关注。其中最高法工作报告“始终围绕恪守公平正义”“力求践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等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表述，带给律师行业内心振奋。

然而，现实的体感和舆论的期待似乎并不相同。一件事实和法律关系极为简单、明确的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让我这个从业近30年的律师不吐不快。

案件基本情况是：刘某某向李某某转账，从对方手中受让了股份，从而投资了李某某创办并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此后，刘某某发现该公司在技术、经营、财务等方面存在与承诺不符的造假行为，于是通过微信向李某某发出赔偿和回购函，后者同意并指令第三人将款项打入刘某某账户，完成了回购和赔偿义务。两年后，李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刘某某系委托代收款项为由，要求返还此前的打款。

李某某并未向法庭提交委托代收的证据，且在二审审理中法官再次当庭向李某某确认了无“委托代收”证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该案刘某某完全可以不用应诉，法院就应该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然而一审和二审法院在（2023）京03民终19055号判决中却认定了委托代收法律关系成立，要求刘某某返还回购和赔偿款。

越是简单的案件，越是关乎法治信念。“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母胎”，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裁判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本案中，二审法院当庭确认了无“代收”证据，却在判决书中认定了委托代收的法律关系。这不仅有损个案当事人合法权益，也会对市场交易秩序造成不良示范。

就笔者看来，该案中的程序问题还体现在形成判决的合议庭组成情况。该案二审唯一一次现场庭审由审判长孙某独任审理，最后5分钟的合议庭成员则是由孙某与另外两名“一男一女”组成。在刘某某发现合议庭成员前后完全不一致后提出复制庭审录音录像时，二审法官助理田某（男）则是先承认自己是那个“男法官”后又否认，并告知关键5分钟合议录像“没录上”。

然而，这起（2023）京03民终19055号案件卷宗显示，本案由审判长孙某、审判员夏某法官和王某某等三名女性组成合议庭，而判决书上署名的合议庭成员又变更为由审判长孙某、审判员王某某和法官于某某等三位女性组成。

《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第一百三十一条要求，审判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第二百一十一条将“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列为法定再审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议庭工作的规定亦强调，更换合议庭成员须报请院长或庭长决定，并及时通知当事人。这些法条构筑起程序正义的刚性框架，目的就是确保案件由合法、中立、负责的审判组织审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裁判的公正性。但该案的合议庭组成程序，跟这些明晰的规定并不完全契合。

就审判监督程序来看，针对上述判决，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11条，多次向二审法院及其上级法院递交再审申请与违法检举，却始终石沉大海。在这个问题上，多地高院此前已有明确判例，认定未告知合议庭组成或变更属程序违法，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而本案的法定救济渠道倘若迟迟发挥不了作用，那难免会形成“违法—投诉—无回应”的恶性循环，损害司法公信力。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程序正义则是司法公正的基石。“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司法人员手握裁判权，肩负着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更应敬畏法律、恪守程序，而决不能成为破坏程序、弱化责任的缺口。

“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程序正义不容妥协，司法公正不容亵渎。唯有坚守法律底线，严守法定程序，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筑牢法治中国的坚实根基。

“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接受监督、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广泛凝聚推动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合力。”当鲜明的法治宣示与个案的具体审判出现“温差”，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法治的真谛，在于权力受约束、权利有保障、违法必追责。针对此案，当务之急是由相关方面及时介入，查清程序瑕疵背后的真相，切实依法纠错；同时，以此为戒，全面排查审判程序漏洞，严格落实法定要求，畅通审判监督渠道，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

作者/孙建章（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京师刑民交叉法律事务部主任）

编辑/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