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没有被《再见爱人》第四季气到？在这个节目里，我们看到了不同模式的婚姻关系，也看到了在亲密关系中才会暴露的固执、自我与冲突。

在伴侣间的争执声和辩解声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使在面对显而易见的错误时，很多人仍然不愿承认“我错了”。

针对“人们宁愿自欺欺人也不愿认错”的问题，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和埃利奥特·阿伦森联手进行研究，合著了《为什们我们不愿认错》这部社会心理学经典。

中：埃利奥特·阿伦森；右：卡罗尔·塔夫里斯

两位学者深入探讨了“认知失调”与“自我辩护”在家庭、记忆、医疗和司法等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书中指出，我们总是在不自觉地编造谎言，以迎合聪明、高尚、不会犯错的自我认知，后果却是加剧偏见，扭曲记忆，在错误的信念里越陷越深。

自我辩护会让爱情扭曲变形，加深伴侣间的嫌隙和仇怨。《再见爱人》中曾经的爱侣变成如今的怨偶，“自我辩护”难辞其咎。

让我们一起走进《为什么我们不愿认错》这本书，揭开“自我辩护”的神秘面纱。

有意识的谎言 无意识的自我辩护

自我辩护与撒谎或找借口并不是一回事。人们撒谎或编造虚假的故事，是为了平息爱人、父母或雇主的怒火，是为了不被起诉、不丢面子或不丢工作。但是，告诉别人一些他明知是假的事情，与说服自己相信他做了件好事，这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知道自己在撒谎；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在自欺欺人。

这就是为什么自我辩护比明确的谎言更具影响力且更危险。它会使人们确信，当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已是当时的最佳选择。“我别无他法了”，“这实际上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我这也是为了你好”，“我有权这样做”。

自我辩护最大限度地淡化了我们的错误和糟糕决定，它也解释了为什么除了伪君子本人外，每个人都能辨认出行动中的伪君子。它让我们将自身的道德失范与他人的道德失范区分开来，同时又模糊了我们的行为与道德信念之间的矛盾。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小说《针锋相对》（Point Counter Point）中的某个角色所言：“我不相信这世上还存在清醒的伪君子。”

有意识的谎言被用于欺骗他人，无意识的自我辩护可以愚弄自己，眼下在这二者之间，出现了一处迷人的灰色地带，这片区域由一位不可靠且自私自利的“历史学家”负责巡视，它名为记忆。记忆通常会被某种自我强化式的偏见所裁剪和塑造，这种偏见不仅会模糊往事的边际，淡化罪责，还会导致真相被扭曲。

例如，当研究人员询问身为妻子的女性要承担多少比例的家务时，她们会说：“你开什么玩笑？我差不多包揽了所有家务，至少是90%。”而当他们询问丈夫同样的问题时，男人们会说：“其实我也做了不少，大概 40%。”虽然具体数字因人而异，但二者相加之和总是远远超过 100%。

由此，我们很容易得出夫妻双方有一方在撒谎的结论，但实际上更可能的情况是，两人的记忆方式都在无形中抬高了自身的贡献比例。

记忆：并不可靠的叙述者

记忆并不像考古现场的骨骼化石，被埋藏在大脑的某个角落里。我们不能记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事情，我们只会选择性地重点记忆。如果不选择遗忘，我们的大脑就无法高效工作。

此外，还原记忆完全不同于检索文件或回放录音，它更像是通过观看电影中若干毫无关联的画面，然后推测出剩下的场景是怎样的。我们可以通过死记硬背复现诗歌，但在记忆复杂信息时，我们通常会对其进行修整，然后将其融入某个故事情节中。由于记忆具有重构性，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虚构的内容，即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搞混，或者相信自己记得某些实际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在重构记忆的过程中，人们会从许多源头获取信息。当回忆起自己5岁的生日派对时，你可能会直接想起弟弟把手指插进蛋糕里，把蛋糕弄坏的事情，但你也会把后来从家庭故事、照片、家庭录像以及电视上看到的生日派对场景中所获得的信息合并起来，编织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一段时间以后，你就无法将自己的实际记忆与后来从别处悄然混入的信息区分开来。这种现象被称为“来源混乱”（source confusion），也就是所谓的“我是从哪里听来的”难题。这些信息，究竟是我读到的，看到的，还是别人告诉我的？

对于那些总是被某段创伤或隐秘经历所困扰的人来说，写作颇为有益，它往往能让患者从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经历，并开始将其抛诸脑后。但对于那些试图回忆起从未发生之事的人而言，写作、梦境分析和绘画，这些心理治疗师的常用技巧，反倒成了迅速将想象与现实混为一谈的有效手段。

记忆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将这一过程称为“想象膨胀”（imagination inflation），因为对某件事想象得越多，你就越相信它真的发生过——你也就越有可能将其鼓吹成真实记忆，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添加细节。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回忆校医从他们小手指上取皮肤样本进行某种国民健康测试的情景。（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测试。）只需要简单想象一下这不太可能发生的一幕，这些实验参与者就会更加确信，这件事曾经在自己身上发生过。他们越自信，就会在虚假记忆中添加越丰富的感官细节（“那地方闻起来很可怕”）。

认知失调：自我辩护的原动力

驱动自我辩护的原动力，即让我们感觉有必要对行为和决策——尤其是错误的行为和决策——进行辩解的力量，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感觉，费斯汀格称之为“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认知失调是一种紧张状态，它出现在人们同时保留两种在心理上相互抵触的认知（思想、态度、信仰或观念）时，比如一边认为“抽烟是件蠢事，它会要了我的命”，一边却坚持“我每天要抽两包烟”。

认知失调会导致心理不适，从轻微恐慌到严重痛苦，具体感受因人而异。在抽烟的例子中，吸烟者减少认知失调的最直接办法便是戒烟。但如果他努力戒烟，结果却宣告失败，那么他同样要通过说服自己来减少认知失调，能给出的理由不外乎抽烟其实并非百害而无一利，它有助于使自己放松或避免发胖，诸如此类。

认知失调令人感到焦虑，因为同时保留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无异于在和荒谬性共舞，正如阿尔贝·加缪所观察到的，人类这种生物终其一生都在试图说服自己：自身的存在并不荒谬。费斯汀格理论的核心在于，人们如何让矛盾的想法合理化，由此过上（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协调一致且富有意义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不愿认错》作者:[美]卡罗尔·塔夫里斯；[美]埃利奥特·阿伦森；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不断被“验证”的偏见

现代人类认为自己肯定会合乎逻辑地处理信息，但认知失调理论却打破了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如果新信息与我们的信念相吻合，我们就认为它是有理有据且有用的——“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吧！”如果新信息与我们的信念不一致，我们就会认为它充满偏见或愚蠢至极——“真是个愚不可及的理由！”对于调和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人们被迫去审视反面证据时，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对其进行批判、歪曲或否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甚至强化自身已有的信念。这种心理扭曲被称为“证真偏差”（confirmation bias）。

在人际关系中，我们用于解释自身和其他人行为原因的隐性理论（之所以被称为“隐性”理论，是因为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在依照这些理论行事。），通常存在两种版本。我们可以将某些事情归咎于当时的情景或环境。“银行柜员对我发火，是因为她今天工作超负荷，处理业务的人手不够。”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本身就有问题：“那个柜员呵斥我，是因为她本来就很粗鲁。”

隐性理论并不可怕，但问题在于，一旦人们形成了这种理论，证真偏差就会乘虚而入，使得人们对与理论不符的证据视而不见。当婚姻中的双方默认对方有错时，他们都会选择性地记住了生活中的某些片段，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支持自身观点的片段上。

幸福的伴侣总会把对方往好的方面想，而不幸福的伴侣则恰恰相反。如果伴侣做了一些欠考虑或令人恼火的事情，那肯定是因为伴侣的人格缺陷所致。如果对方做了什么好事，那都是因为一时侥幸或情势所迫。

隐性理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会影响夫妻之间争吵的方式，甚至影响争吵的目的。如果夫妻双方争吵的前提在于“好人做了错事，但可以弥补，或者好人出于一时的情势所迫，做了点儿头脑发热的事情”，那么纠正和妥协的希望依然是存在的。反之，矛盾只会愈演愈烈。

结语：

十几年来，两位作者不断更新和完善认知失调方面的研究，探讨如何面对认知失调，在盲目的自我辩护和无情的自我鞭挞之间，找到一条值得努力探索的道路。

作者指出，对认知失调机制的觉察，是控制其影响的第一步。减少认知失调、渴求一致性是人类大脑的本能，但是就像我们可以克制大脑嗜甜的本能一样，我们也能用理智去对抗自我辩护的诱惑。

勇于承担，阐明认知、分开思考，是我们面对错误能够做的最好方式。是的，我错了，但错误是错误，我依然可以是一个聪慧正直的人。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