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历史上历次以一姓兴亡为表征、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不同，辛亥革命具有崭新的内涵——推翻满族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也就是所谓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当革命还在进行之中，《大公报》的一篇社论已提醒国人注意这一特异之点：

自有中国以来，变乱之事多矣，未有如此次之奇特者也。盖历代乱事之起，或由贵戚，或由宗藩，或由强镇，或由权阉，或由敌国外患，或由流寇土匪，若者谓之割据，若者谓之篡窃，若者谓之僭号，若者谓之正统，其所争者，不过为个人之成败、一姓之兴亡，与中国国家并无丝毫关系也。故起因虽异，结果则同，历史具在，千古几如一辙。若夫此次革命，其别立标帜以号召于人者，曰政治，曰种族，其宗旨不在觊觎神器，不在割据地方，朝廷既不得指为叛逆，外人亦不能认为乱民。此其事虽数见于世界各国，而在中国，则自古迄今，实为未有之创局，追原祸始，要皆野蛮专制政府，有以迫成之。

稍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发表的《檄满洲蒙古文》也强调此次革命与往时改朝换代不同：“古者有帝王革命，无国民革命；有统绪革命，无政治革命，今并二义而一之。”或许因为布告对象是满洲和蒙古，檄文未用“种族革命”一词，实则不推翻满族君主专制统治，政治革命就不可能实现，其理至明。

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以颁诏退位形式结束了满族王朝对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同时也终结了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统治的历史，由此进入民主共和时代。二十五年后，亲历革命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赵凤昌回顾这段历史，从清末以来“民志”与“民力”不断聚合的角度，解释了清王朝的统治何以在短短数月内土崩瓦解，同时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一场时间短、流血少、损失小，基本以和平方式实现国体变革的革命。其言曰：

武昌事起，不重朝而三镇克捷，更旬日而大江南北相继底定，计至岁暮，不过四月，清廷逊位，共和告成。即此四阅月中，除武汉、南京战事较烈，余多望风传檄，云集景从，光复邦家，改革政体。其事之易，无逾于此，而人民所受之损失，亦无轻于此。以视中外历史，每月［阅］革除，备经兵燹，相去竟不可以道里计……国体嬗衍，同于瓜代，即清室之退位，废弃数千年之专制，结束爱新觉罗氏之国祚，亦不过斗室翰墨之间，尽接洽磋商之事。

这一结果一方面应归功于革命党人，他们以长期不懈的武装斗争，给予这个腐朽没落的王朝一次又一次打击，使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另一方面则应归功于立宪派人士，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到一周，就意识到民主共和乃大势所趋，因此集会商量“时局前途之对付方法”，从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出发，拟定了尽可能以和平方式促成共和的五条政见：

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

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

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

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

联合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这些主张很快得到许多地方精英支持，如湖北樊增祥，湖南宋教仁，陕西于右任，江西夏敬观，江苏唐文治、张謇、赵凤昌、庄蕴宽，浙江汤寿潜、张元济、姚桐豫，安徽江谦，福建高凤谦，广东伍廷芳、温宗尧，云南岑春煊，贵州杨寿彤，四川程德全，河南王抟沙，等等。其中以江浙立宪派为中坚，又吸纳了部分革命党代表人物、开明官员和其他社会名流。他们共同发起组织“全国会议团”，促成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的召集，又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促成南北议和，最终舍弃了残酷的战争方式，以漫长曲折的谈判，就清帝退位、国体改革达成妥协。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对于这段历史，早已有许多史家倾注心血进行过研究，除了各种有名的辛亥革命史、北洋军阀史、中华民国史或中国近代史著作详细阐述外，相关论著和专题论文亦不少。但有两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一是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革命视角出发，对于清廷内部情况，特别是其内部纷争及其与袁世凯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足够的重视，以致在相当程度上把清廷、袁世凯与革命党三方的关系，简化为袁世凯及其支持者与革命党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到对一系列重要史事的判断。二是绝大多数研究习惯于聚焦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或事件，对历史演进过程，特别是各方如何在复杂的对立中一步步走向妥协，缺乏全面细致研究，结果造成许多重要史料被舍弃，大量史实细节被忽视；而那些对重要人物或事件的研究，也常常因为与历史演进过程脱节，漏洞百出，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从武昌起义爆发，到清廷颁诏退位，总计不过一百二十五天。如果我们抱着最大的敬意重返历史现场，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立宪派、列强和舆论六个维度，详细考察这一百二十五天中每一天所发生的事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再进行综合叙述和分析，那么我们将会讲出怎样的故事？那些我们原本以为接近真相的认识，是否还能成立？那些早已被我们认为是常识的东西，还有多少值得信守？接下来本书将努力呈现和解答这些问题。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