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汉水流域一度以流放地而著称。流放制度在部落社会即有发端，当时是为处罚不遵守部族规制的内部人员而进行的惩戒。之后，流放的刑律被帝王们用做排除政治异己的手段,并逐渐演变成为国家刑罚的一种类型。上至王侯将相，下至三教九流，只要违反了当权者的规制，就可能被押解到荒僻的边陲或远离故土之地进行惩治。

中国古代有四大流放地，分别为岭南、辽东、西南和新疆。地处汉江中上游的湖北十堰市房县，是古代专门流放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之地。据说，从尧帝之子丹朱被流放到房县，房县的流放史持续了近五千年。

房县古称房陵，秦时为县，隋时为郡，唐时为州，明复为县。由群山组成的房陵盆地，富饶而美丽。历代统治者费尽心机选择达官贵人们的流放地时，既要考虑被流放者的身份，还要选择好被流放的地点，既要对被流放者进行惩罚，又要让他们在流放地能够生存。房陵处于秦、楚、蜀交汇地，与巴山蜀水相接，又与历史上的西周、秦、汉、隋、唐等王朝都城关中一山之隔，在此设置流放地，便于统治者的监督和临机决断。

自秦开始，房陵承接了数十次大规模的流放。秦始皇亲政后，将长信侯嫪毐的眷属、党羽、门下食客等4000多户流放至房陵。之后，始皇把吕不韦免职，将其眷属、门客、家僮等万余户流放至房陵。西汉时，刘邦将济川王刘明、济东王刘彭离、清河王刘年、河间王刘元等流放到房陵。唐朝时，梁王李忠、广武王李承宏等嫡贬至房陵。

很多事情，人算不如天算。统治者认为房陵与关中仅一山之隔，将权贵们流放此地，便于监督和控制。然而事与愿违。唐朝著名的被流放者李显，把流放地变成了自己的东山再起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回击。史载，被武则天从皇帝贬为庐陵王后、被流放至房陵后，李显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十几年后出其不意东山再起，回朝廷重登帝位。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移民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汉江两岸人潮如涌、人欢浪高。据统计，明代汉江流域人口峰值约为250余万人；到清嘉庆年间，总人口达1400余万人；19世纪后半期，已达2200余万人；2023年，汉江流域常住人口总计达3793余万人。

流水码头。石条垒砌的码头，镌刻着历史的足迹，见证着世道的变迁，传承着一条江河及其那个时代的过往和兴衰。遥想当年，汉江与长江、湘江和大运河一同构成贯通中国东西南北的水运网，在没有铁路、机动车的年代里，是何等的辉煌和无与伦比。

而今，上可登天“揽月”、下可入海“捉鳖”的科技创新，早已把古时浩浩荡荡的水运大军甩在身后。但是，那些辉煌的过往——滔滔江水承载着滚滚巨轮与流水共度日月，在静水深流的江水衬托下，熠熠生辉并刻入汉江儿女的心海！

有船，就有码头。码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远古时期。当人们从洞穴走出，来到择水而居的江河边，就有了搭建码头的历史。古人在湖边临水搭成台阶，从湖中划船停靠台阶拾级而上，就是码头最初的模样。商朝时，人们已可通过码头进行江河上的贸易。周朝时，随着领土扩张和江上贸易的增加，码头开始出现于东海沿岸、南海沿岸和长江流域等。

汉江码头，就在这一时期进入史册。《史记》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这段历史，讲的是盛世西周，康王的儿子昭王借南巡征伐楚，引起弱小楚国人的不满，向其进献了一只“胶船”。不明就里的昭王稀里糊涂地乘船讨伐。当船驶至江心时，胶溶船解，昭王和随行的多人落水而亡。这表明，早在西周时期，汉江上就有了可以承载多人的大船和码头。

汉武帝时期，行驶在汉水的商船聚散着繁华与喧闹。码头上，停泊着一艘艘大小木船；江面上，常年白帆点点，水鸟飞舞。人们把上游秦巴山区盛产的生漆、木材、苎麻及各种药材，中游襄阳盛产的粮食、桐油、食油及皮油等，顺汉江东下，再由长江贸于外埠。

汉水两岸的发展，主要依靠水运。就这样，三千里汉水一路留下了30多个港口、码头。弹指一瞬，汉中、襄阳和汉口的三大码头，镌刻着那个时代的辉煌。

作为上游最大的码头——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的汉中十八里铺码头，就是汉江三大码头的“第一码头”。

十八里铺码头南滨汉水，因自汉中府衙门东去十八里，码头有十余家小店铺而得名，亦称“十八里铺”，现为汉中市汉台区铺镇，曾为南郑县县府所在地。铺镇为汉台区东大门，汉中第一大镇，东连城固柳林、文川，南临汉江河，西接汉中城区，北与武乡接壤，交通四通八达。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