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赏读｜关于汪曾祺的100件小事（一）

凤凰网读书 2024-01-12 20:00

汪曾祺生于1920年，逝于1997年，他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与老舍共事过，写过样板戏，点评过莫言的小说。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汪曾祺1000事》一书中，作者用1000件汪曾祺人生中的小事，串出他的人生样貌：也贪玩，也爱吃，也创作，也俏皮，也经历时代困苦，终成为一代名家。

下文是从书中选取的100件属于汪曾祺先生的“人生小事”，一个可爱可敬的汪曾祺，便藏匿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记录之中。

下文摘选自《汪曾祺1000事》，经出版社授权推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汪曾祺出生于中华民国江苏省淮扬道高邮县科甲巷汪宅。

汪曾祺的母亲杨氏在汪曾祺三岁时就病逝了。因为是肺病，她独自移住一间小房里，也不准别人抱着汪曾祺去看她。汪曾祺只记得跟着父亲，陪母亲到外地看病，坐船。父亲在船头钓鱼，船里挂了很多大头菜。母亲的味道，在汪曾祺记忆里，就是大头菜的味道。

汪曾祺有过许多一年级小学生共同的尴尬经历：大便拉在裤子里了。还正好是冬天。汪曾祺兜着一屁股屎，一扭一扭地回家。继母张氏一闻，二话没说，烧水，洗屁股，把孩子放进棉被里坐着，接着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这里有继母对继子的爱，但倘是亲妈，反而会说两句？小孩子很敏感，这种场景会记一辈子。

街上有个卖画的画师，叫张长之，才二十多岁。没学过画，看别人画画，看会了，敢开店。他什么都画，不中不西，用色鲜明。给人写信，从不贴邮票，自己在信封上画一张，一样能寄。有一次画了一张画，一棵芭蕉，一只五彩大公鸡，挂在墙上。汪曾祺回忆说：这画没人买——谁会在家里挂一张“鸡芭图”？

汪曾祺数学不好，数学老师却都爱汪曾祺。初三几何老师顾调笙，很是器重汪曾祺，一心培养他进自己的母校中央大学，而且要学建筑，将来当建筑师。无奈汪曾祺虽然画画常常被美术老师当作范本，但几何总是学不好，顾老师白费许多心血，最后叹一口气说：你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

汪曾祺高三没法回江阴上了，“遂成离别”。因为1937年暑假，日军攻占江阴。汪曾祺只能在家自学。高邮也岌岌可危，风声紧急的时候，祖父、父亲会带着子女到乡下的庵赵庄避难。叫庵赵庄，是因为那里有一座菩提庵。多年之后，这座庵被写进小说《受戒》。

高邮这座小城里，没有什么新文学的书。汪曾祺反反复复看的，只有两本书，两本书反反复复看了两年。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这是上海一家野鸡书店出的盗版，沈从文自己编的正版叫《从文小说习作选》。

父亲汪菊生看汪曾祺反反复复看那两本书，就也拿过去看。看完问汪曾祺：“这也是小说吗？”他心目中的小说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那样的。类似的问题，鲁迅母亲看到《呐喊》时问过，赵树理父亲看到《阿Q正传》时也问过。

1938年，汪曾祺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等校辗转借读。他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也不管他，喝酒时给他倒一杯，抽烟时一人一根，还给他点上火。“父子多年成兄弟”，这句话也是父亲说的。

汪曾祺想报考的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刚刚成立。此前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名在长沙办学数月，华中局势恶化后，再南迁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记载：“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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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

众所周知，汪曾祺投考西南联大是冲着沈从文去的。不过，沈从文进入联大，比汪曾祺入学时间早不了多少。沈从文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先协助杨振声编辑教科书，1939年6月27日受聘于联大。汪曾祺7月初报考联大，此时沈从文任教联大还不足一个月。

汪曾祺自谓一生中去得最多的图书馆，是坐落在翠湖畔的云南省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前身是1909年创办的云南图书馆，建于清末的经正书院旧址，20世纪30年代更名为“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图书馆形似道观，安静整洁，种了好多白兰花。汪曾祺刚到昆明，就来这座公共图书馆看书，一直到他离开昆明，都是这里的常客。

汪曾祺从念初中时起就喜欢京剧，常约同学带着胡琴到宿舍唱戏过瘾。住在他斜下铺的广东同学郑智绵非常讨厌京剧，汪曾祺一开口唱，他就骂道：“丢那妈，猫叫！”

刚上大学的汪曾祺什么模样？比汪曾祺高一级的外文系学生、翻译家许渊冲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汪曾祺是1939年在联大新校舍25号门外。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典型的白面书生：清清秀秀，斯斯文文，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给新校舍的黑色土墙反衬得更加雅致，一看就知道是中国文学系才华横溢的未来作家。”

汪曾祺平常不记笔记，临到考试时借同学笔记本看。1941年夏，在大二结束前夕的期末考试中，他接连开夜车看笔记，导致“大二英文”因睡过头而错过考试，被判零分。这是他没能毕业的主要原因。

1939年5月之后，沈从文全家迁往呈贡。沈从文每周到联大上课三天，大部分时间住在文林街20号联大教员宿舍楼上把角临街的一间屋子里。汪曾祺回忆沈从文这间宿舍：“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从瓦缝中可见星光、月光。下雨时，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顶一顶，移密就疏，办法倒也简单。”

汪曾祺每次去沈从文宿舍，都随便挑几本书，看一星期。他自称“我在西南联大几年，所得到的一点‘学问’，大部分是从沈先生的书里取来的”。沈从文在某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句话汪曾祺记了一辈子，但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没问过沈从文。

有一次汪曾祺随沈从文一起到某图书馆，穿行在一列一列的书架中，沈从文突然叹息说：“看到有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书，我什么也不想写了。”说这话是在1940年左右，沈从文仅结集出版的单行本，已有50本。

汪曾祺听课随意，经常旁听其他年级的课程。闻一多的“古代神话”是为四年级开设的，他在二年级就旁听了。闻一多口才上乘，富有想象力，课程非常“叫座”。不仅文学院、理学院的学生来听，连远在拓东路工学院的学生，都会穿过昆明城来一睹闻一多的风采。教室里里外外全都是人。

汪曾祺说：闻一多先生曾劝诫人，当你们写作欲望很强的时候，最好不要写，让它冷却一下。所谓冷却一下，就是放一放，思索一下，再思索一下。

汪曾祺年轻时恐怕不太喜欢杜甫，尤其是那些沉郁悲壮的诗句。他说过：“杜甫的《北征》，我是到中年以后才感到其中的苍凉悲壮的。”但是汪曾祺喜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希望自己的小说，能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

1940年上半年创作、发表的小说《钓》，目前被确定为汪曾祺的起步之作。小说写一次垂钓过程中的纷纭思绪，文思奇崛，造语刻意，透着青春作者的绚烂特征。“怎么钓竿上竟栖歇了一只蜻蜓，好吧，我把这枝绿竹插在土里承载你的年青的梦吧”，“预料在归途中当可捡着许多诚朴的欢笑，将珍重的贮起”，这都不像在讲故事，像在作诗。

因体育和大二英文成绩不合格，汪曾祺未能在1943年夏天如期毕业，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汪曾祺虽然留了级，但从罗常培告诉他的未来规划来看，他对于次年通过补考，获得毕业资格，充满信心。

1943年暑假前夕，汪曾祺与低年级同学、好友杨毓珉一起搬离联大宿舍，在民强巷租房居住。汪、杨家均在沦陷区，两人均与家里不通音信，缺乏经济来源，但杨毓珉此时习篆刻，挂牌治印，月可入四五十元（这比联大的贷金高出三四倍），才有条件租房。

租了房子，汪曾祺与杨毓珉从此可以星期六不走二三里路去联大食堂吃那种掺有沙子、谷糠的“八宝饭”了，还能“不时下个小馆吃碗焖鸡米线、卤饵块，喝二两烧酒，生活富裕多了”。

1944年1月26日，西南联大全校416名四年级学生前往战地服务团进行体格检查，以应征担任随军译员。汪曾祺没有应征当译员。不去应征的原因，有人说他“认识高”“有骨气”，但汪曾祺则对子女说了另外的隐衷：一是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是当时生活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俩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部位，于是没去参加体检。

关于从军，汪曾祺并非全无打算，他在1944年6月致朱奎元的信中说：“我现在很担心战争。你莫笑，我许把自己送到战争里去。我现在变得非常激烈。……或许，我到军队中作秘书去。或许，我会到一个大学里教白话文习作去。或许，什么也不动，不换样子，我还是我，郎当托落，阑阑珊珊！”

1944年的汪曾祺，因为教书报酬太少，又迟迟得不到家里寄来的钱，经济深陷困顿之中。他在5月7日给朱奎元的信中透露，他身无分文，已经十二个小时没有吃饭了。当日汪曾祺向另一同乡任振邦借到1000元钱。

1944年春夏之交，汪曾祺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失恋。1943年雨季，他结识了一位“蓝家女孩子”。后来她去了曲靖，汪曾祺曾写信催她回来，对方拒绝了，这使汪曾祺陷入苦闷。

汪曾祺在毕业前夕致同乡朱奎元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他当时的感情生活：“我近来感情正为一件事所支配，我愿意自己对一些理想永远执持不变，并且愿意别人也都不与我的理想冲突。这两天最好我们不谈起有关女孩子事情。”

汪曾祺失恋后，更加颓废，有时没钱吃饭，就睡到上午11点，坚卧不起。朱德熙见他没露面，就夹一本字典来，“起来，去吃饭！”卖掉字典，吃一顿早饭。

青年汪曾祺

1944年深秋，从越南前线回到昆明休假的杨毓珉，到民强巷看望生活潦倒的汪曾祺。杨毓珉回忆：住室是一间五平方米的小房子，“真可谓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原来此公白天在桌上写文章，晚上裹一床旧棉絮，连铺带盖地蜷缩在这张三屉桌上。看起来能卖的都在夜市上卖了。肯定时不时还要饿几餐饭”。

1944年，汪曾祺写了总题为“茱萸小集”的一系列散文陆续发表，并希望在自己“不死，不离开，不消极以前写成，让沈二哥从文找个地方印去”。同时他还着手写一系列“给女孩子”，“用温和有趣笔调谈年青女孩子各种问题”。以上文字大部分未能保存下来。

1943年10月末，山海云剧社在李公朴、马约翰、龙云的支持下，取得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孙起孟支持，开始筹办中国建设中学。教室借用中华职业教育社校舍，孙起孟任名誉校长，周大奎为校长。汪曾祺也是创办人之一，并担任国文教员。

1945年9月，中国建设中学迁到白马庙。学校三面都是农田，汪曾祺上课之余，常常伏在窗台上看农民种田。看插秧，看蓄水，看少年用长柄锄头挖地。“这个孩子挖几锄头就要停一停，唱一句歌。他的歌有音无字，只有一句，但是很好听，长日悠悠，一片安静”。这一时期汪曾祺爱读《庄子》，跟环境太搭了。

1946年7月，汪曾祺与施松卿一道，沿着他1939年来时的原路，昆明——越南——香港，回到上海。

跟汪曾祺同住的，都是开帆船的水手，跑澳门做鱿鱼蚝油生意的小商人，准备去南洋开饭馆的厨师。汪曾祺兜里没钱，前途渺茫，每天不是去皇后道、德辅道瞎逛，就是在走廊上看水手、小商人、厨师打麻将。

有一天汪曾祺无所事事地逛街，居然在报摊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青年作家汪曾祺近日抵达香港。”不知哪家报馆如此眼光独到，消息灵通。

香港让人更加百无聊赖的原因是，到了这里，汪曾祺就跟女朋友暂时分别了。施松卿要先回福建家乡。临别时，施松卿含泪从船上扔下来一本书，书里夹着一张纸条，写着：“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

失业的日子持续了一两个月。女朋友施松卿倒是在福建老家当上了中学教师。汪曾祺写信给在北平的老师沈从文，吐露自己想过要自杀。沈从文回信把他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夫人张兆和时在苏州，沈从文又让张兆和写了一封长信安慰汪曾祺。

汪曾祺与施松卿

1946年10月，汪曾祺的小说《庙与僧》刊登于上海《大公报》。这篇小说是汪曾祺后期名作《受戒》的前身。

1946年11月，汪曾祺写了散文《他眼睛里有些东西，决非天空》，记录了他在1944年3月25日走出校门，看到门外白杨丛里躺着一个将死的伤兵，一动也不动，裤子都没了，但眼睛还在看。汪曾祺说他因此想起奥登（实为里尔克）的诗句“有些东西映在里面，决非天空”。这件事汪曾祺日后反复提起，当时身边同学说：“对于这种现象，你们作家要负责！”汪曾祺说，这给了他很大刺激，让他感到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的创作开始走向现实主义。

沈从文在2月初致艺术界朋友的信中，托他们为汪曾祺谋职，信中说：“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因为汪曾祺对书画感兴趣，沈从文希望能为他在博物馆找到一份工作。

1947年6月，汪曾祺写了小说《落魄》。汪曾祺日后回忆写这篇小说的情绪：“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没有比较成熟的思想。我对生活感到茫然，不知道如何是好……小说中对那位扬州人的厌恶也是我对自己的厌恶。”汪曾祺说，这种情绪比较现代派，因为“现代派的一个特点，是不知如何是好”。

1947年5月—6月，汪曾祺一共写了12万字，平均每天写2000字，而且自己觉得“大都可用”。这是他生命中第一个创作爆发期。

在这封长信中，汪曾祺也向老师报告了巴金将为自己印集子的消息，说稿费用途都想好了：为父亲买个皮包，一个刮胡子电剃刀，甚至为他做一身西服。

汪曾祺上作文课，颇有沈从文的风范。有一次正要布置作文题，突然有警戒车的笛声传来，汪曾祺立刻改作文题为“假如这辆警戒车是来抓我的”。学生们写作文，汪曾祺坐在讲台后，在那些又长又圆又掉渣的粉笔上画各种花、鸟、房子。一下课，这些粉笔就被同学们一抢而空。

汪曾祺与沈从文

汪曾祺在作文课上曾夸过两个学生。一个女生描绘夜空中的繁星“像天空开了一朵朵小白花”，汪老师让同学们向她学习，细致地观察生活、感受事物。有一个男生的父亲是清道夫，本人学习也不好，颇受同学歧视。他有一次写了一个句子：“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柏油路也一天天变软了。”汪老师公开表扬这个句子写得好。

1948年3月，汪曾祺坐船北上，去投奔已在北大落脚的未婚妻。9日抵天津，住在劝业场附近的惠中饭店。

汪曾祺在天津逛了逛，得到的第一印象是“这里橱窗里的女鞋都粗粗笨笨，毫无‘意思’”。他给黄裳写信，说看女鞋是“测量一个都市的文化”的首项。天津这方面显然不合格。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