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几个大一统王朝的历史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被一分为二。周被分为西周和东周，汉被分为西汉和东汉，晋被分为西晋和东晋，宋被分为北宋和南宋。
其中，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的统治地域，称呼上的变化多因都城的东移。西晋和东晋、北宋和南宋的统治地域则完全不同，基本上东晋只有西晋的半壁江山，南宋也只有北宋的江山半壁。西晋王室南渡之后，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史称“东晋”。北宋王室同样也南渡后在江南建立了政权，却史称“南宋”。既然同样是王室南渡，为什么东西两晋不以南北两晋为区分？宋代为何又发生了变化？
“东晋”的称呼是继承了“江东”这个概念
南朝梁沈约编著的《宋书》（此宋是指宋齐梁陈的宋），首次提到了“东晋”。书中在论述自古以来的礼乐变迁时，引用宋建平王刘宏的话：“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但此篇中正式称呼司马睿政权，是“江左”——“至江左初立宗庙”“魏晋讫江左江左初”“江左弥重”“明江左不迎”……
此篇除了以“东晋”“江左”来称呼司马睿政权，还以“后晋”来称呼：“自后晋东迁，日不暇给，虽大典略备，遗阙尚多。”不过，“东晋”和“后晋”都是沈约引用别人的话，而“江左”却多是沈约自己说的。
沈约在另一篇文章中提道：“满奋身殒西朝，胤嗣殄没，武秋之后，无闻东晋。”这里的“西朝”是指西晋，而东晋则指司马睿政权。
时人对司马睿政权约定俗成的叫法，几乎都是“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只要提到东晋，一般都称“江左”。宋齐梁陈这四个南方政权也都继承了东晋的衣钵，所以也自称为“江左”。
唐宋时期，人们仍习惯以“江左”称呼南朝。唐代学者李善在《文选注》中，对沈约文中的“西朝”“东晋”作出解释：“晋初都洛阳，故曰西朝；后在江东，故曰东晋。”意思是，政权的前缀是西还是东，要看它定都在什么方位。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江南”的概念，一般都说“江东”。长江在中下游段呈现为西南-东北流向，处于长江东南的地方被统称为“江东”。“江东”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策·楚策》：“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又例如，三国时期的吴国，后人一般都称其为东吴，而不叫南吴。所以，“东晋”是继承了“江东”这个概念。
东西晋之称延续了以国都的相对方位来称呼的传统
结合“东周”和“东汉”来看，以国都的相对方位来称呼，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西周、东周最早是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和洛阳这两个国都及其附近地区的代称，后来在《战国策》《史记》中，又专指周朝时期出现的两个小诸侯国。第一次将西周、东周作为两周代称的，是西晋杜预注的《左传》：“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也就是说，东西的分界线主要在函谷关：东周定都在函谷关以东的洛阳地区，所以叫东周；而西周定都在长安，位于函谷关以西，所以叫西周。
“西汉”“东汉”的称呼也是最早见于沈约所编的《宋书》。不过，东汉末年以来，人们还是习惯称两汉为“前汉”和“后汉”。例如二十四史中，《汉书》又叫《前汉书》，记述西汉历史；记述东汉历史的则叫《后汉书》。之所以称两汉为“西汉”“东汉”，其理由也跟国都方位有关，西汉以长安为首都。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因长安屡遭战乱破坏等原因，定都于洛阳。但为了彰显自己西汉宗室后裔的身份，便重新将西汉都城的名称改回长安，以其为西京，而洛阳则是东京。就这样，东汉有两个都城。不过，东汉的政治中心一直在东京洛阳，所以后汉也就叫东汉了。
沈约在编著《宋书》时，沿用了杜预以国都方位给政权名称加前缀的模式。司马睿政权的首都建康位于西晋都城洛阳以东，所以，沈约才会首次将司马睿政权称为“东晋”。但因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称南方政权为“江左”，所以沈约在《宋书》中不由自主地继续多次称呼司马睿政权为“江左”。
后来，“东晋”之所以代替“江左”成为主流说法，是因为“江左”不但被用来称呼司马睿政权，还用来称呼宋齐梁陈这几个南朝政权，容易给后人造成混乱。所以，为了区分方便，后人逐渐用“东晋”来作为司马睿政权的专称。
其实，唐朝中间也曾有断裂，那就是武则天建立的周。但为什么后世没有称呼周之前的唐朝为西唐，周之后的唐朝为东唐？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朝首都在周之前是长安，武则天时期虽然将都城迁到洛阳，但李显复位后，又把首都迁回长安。既然一直在长安，就没有所谓国都方位变更的问题了，自然也就没有把唐朝分为两大阶段的必要。
汴梁和临安的相对方位既可以说是东西也可以说是南北
靖康二年（1127），金军南下，攻陷汴梁（今河南开封），掳走宋代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宋徽宗的儿子康王赵构拥兵在外，逃过了被掳走的命运。同年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宋高宗，即年改元建炎。但金人步步紧逼的南侵让赵构不断南逃至临安府才终于安定下来。此后，临安也成了南宋的都城。
汴梁地处东经113°北纬34°，临安地处东经118°北纬29°，无论是经度还是纬度，相差都是5°。因此，两都的相对方位，既可以说是东西，也可以说是南北。后人之所以认为汴梁和临安的相对方位是南北，而不是东西，跟中国古代空间以东西为分野转向以南北为分野的历史大变局有关。
商周时代的人们就认为自己位于天下中心。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形成了“南方为蛮、北方为狄、东方为夷、西方为戎”以及与之对应的“中国”的概念。而在四夷中央的“中国”，则主要以函谷关为界，分为两大地域，即“关西”和“关东”或“山东”和“山西”。关西和关东，不仅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文化也不同。关西、关东的地域观念，使得秦汉时代人们的思维，更习惯于东西的地理观念，而对南北的地理观念尚未建立起来。
名称的背后是中国的千年历史大变局
东晋建立后，北方长期被鲜卑贵族统治。虽然鲜卑族在汉化上非常卖力，但跟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相比，其游牧民族的文化风格依然鲜明。南北文化差异日益凸显，关东关西的文化差异则被逐渐削弱。
到了宋朝，江东的概念逐渐被“江南”代替。“江南”的称呼早在《史记》《三国志》中就已出现，主要指长江中游的南部，即今湖南、江西一带。而现在的苏南、浙江一带被时人习惯性称为“江东”。唐贞观元年（627）二月，唐太宗按照天下山川形势，分为十个“道”，其中就有“江南道”。江南道范围极广，治所在苏州，辖境包含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江苏、安徽、湖北、贵州长江以南之地。此后，江东、江左等词汇也逐渐不再为人所用，取而代之的是“江南”。
中唐之后，北方历经战乱，中原残破，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北宋柳永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南宋陆游说：“朝廷在故都（开封）时，实仰东南财赋。”从南宋时期，“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已经流传天下。
总结起来，秦汉以来，南方逐渐被纳入汉人的统治区，不再是化外之地。随着汉人生存空间的扩大，南北问题不再是“中国”之外的问题，而是“中国”之内的问题，东西的地理观念被南北所超越。到了宋朝，“东南”“江南”的概念已经代替“江东”，深入人心，并成为繁华的代名词。南宋定都临安，代表宋朝不仅经济重心在南方，政治重心也转移到南方。所以，后人将赵构建立的政权称为“南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表面上看，东晋不叫南晋，南宋不叫东宋，只是一个名称问题，但它的背后是中国的千年历史大变局。上千年的岁月中，黄河与长江滋养下的中华民族逐渐交流融合，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东西”地理分野逐渐转为“南北”地理分野，南方也成为中华文明煦煦生辉之地，这里诞生了南朝的四百八十寺、十里秦淮的桨声灯影、苏州的园林、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仕女图……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
文/徐飞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