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编者按

9月23日，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陈平原出席了一场高峰论坛，这是第21届北京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联席会议高峰论坛，在石景山区首钢文化园举办。

这一届高峰论坛以“科技文化融合，助力博物馆之城建设”为主题，邀请了科技界、社科界、文物界和企业界专家以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为应用场景，探讨科技文化赋能博物馆的有效路径，为厚植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土壤建言献策。

陈平原教授受邀参加并做了主题发言，提出要建设以读者为中心的博物馆，建议政府加大与大学合作力度，与公园和博物馆联手，着力扶持外国艺术或者文化博物馆的建设，以此提高公众进博物馆参观的愿望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培养中国观众欣赏各式各样高水平博物馆的“雅趣”。

正如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牛青山在致辞中指出，博物馆之城建设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有机载体，北京两界联席会议伴随着首都经济社会跃升发展而成长壮大。未来，两界合作要借助联席会议的平台更上一层楼，集聚两界智力优势，为新时代首都北京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天晚上，陈平原教授收到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名杰的微信信息，说到：“陈老师，您今天讲得特别好！您讲的三点，我抓紧推动落实。”

我们真切地希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成为推动首都文化事业提质增效、释放增长潜力、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本版特刊发陈平原教授演说文稿，以飨读者。

要建得漂亮，更要“养得起且用得好”

今年3月，我在暨南大学演讲“读书、读图与读博”，曾引述《北京青年报》2023年2月19日的报道《2035年北京各类博物馆将超460座》。那则报道称，北京市文物局已完成了《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2035）》的编制工作，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规划》，到2025年，北京博物馆总数超过260座，平均每10万人拥有1.2座博物馆；到2035年，各类博物馆总数超过460座，平均每10万人拥有2座博物馆。

当时我就说了，我对此数字无感，也不关心到底是260还是460。因为，同是博物馆，规模大小、质量高低、趣味雅俗，可谓天差地别。

可这不等于就是博物馆建设的理想状态。

谈论博物馆建设，除了市政规划、财经官员、科技专家、文物研究者，最好还能引入普通读者的视角。我今天的发言，就想扮演这一角色——从阅读/观赏的角度，讨论博物馆建设的“另一种可能性”。

我不是博物馆学专家，但一直关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二十年前出版《大英博物馆日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7），在第一篇“国民教育的立场”中，我特别表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泰特美术馆等之免除门票，任凭读者观赏，且重复一百多年前启蒙思想家王韬的慨叹，称此举“用意不亦深哉”。在与之相关的专题演讲中，我再三表达见贤思齐的愿望。当时的建议是，每周免费开放一两天，或向特定人群（比如中学生及大学生）敞开大门。

没想到，过了不到五年，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便于2008年1月23日发布《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根据《通知》，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主管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全部免费开放。此举是大好事，值得称赞。

从1907年7月19日北京万牲园开张，代表中国官办博物馆事业起航，到2008年中国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百年中国，博物馆事业风风火火，可圈可点。尤其最近十多年，每到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各大媒体都会争先报道众多城市建设博物馆的成绩及发展规划。我的观察及思考角度有点特别，那就是从知识考掘的角度，努力将“博物馆”进入中国的历史与当下的发展相勾连，兼及读者的趣味与专家的视野。比如几年前，在《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中，我专门探究“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到底是研究并传播知识，还是保存并展示珍宝？如何协调博物馆作为公益事业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还有，如何让实物展览与课堂教学互相补充，使博物馆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赞叹国内各大中小城市博物馆建设突飞猛进的同时，我曾引述一条很不起眼的消息：2017年全球博物馆进馆人数排名，法国卢浮宫第一，810万；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二，806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第三，700万（《星岛日报》2018年5月20日）。表面上看，差距并不大，但考虑到博物馆所在国家人口，更重要的是卢浮宫收费，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免费的，不免对中国人观看博物馆的热情颇为担忧。

引述此报道，我想说明的是：博物馆不仅要建得漂亮，更要“养得起且用得好”。而我的基本判断是：“目前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现状是，建筑比藏品好，藏品比展览强，展览比观众优。最应该用力的，是如何提高公众进博物馆参观的愿望，以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

短期看场馆建设  长期看读者需求

在那篇《阅读的边界与技艺》的专题演讲中（《新华每日电讯》2023年3月24日），我讨论“读书、读图与读博”三者如何互动。

这里所说的“读博”，不是攻读博士学位，而是阅读博物馆，在我看来，此乃现代社会传播/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我的关切是：“当下中国，不仅博物馆越建越多，越建越漂亮，且经由政府提倡以及电视、图书、纪录片乃至抖音等各种新媒体的宣传，进博物馆人数大幅度增加。但必须意识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阅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是因为，博物馆不管是综合性还是专门性，其阅读及欣赏是有一定门槛的，不是随便进去逛一圈，就有明显的收获。帮助普通民众更好地阅读博物馆，这是‘另一种启蒙’。在此过程中，专家应发挥有效的引领作用。”

作为人文学者，我更愿意站在普通读者（以及公众知识分子）的立场，思考为何进入博物馆，以及是否真的“进馆有益”。与之相映成趣的，便是希望城市管理者未雨绸缪，更多从“读者需求”而不是“城市景观”的角度，来筹划并创建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

在我看来，博物馆事业，短期看场馆建设，长期看观众兴趣。声名显赫的大型博物馆（比如故宫与国博），长期吸引大批观众不成问题，节假日甚至人满为患；至于中小型博物馆，若藏品及经营没有特色，弄不好一两年乃至三五年后，便门可罗雀了。博物馆建设需着眼长远，并非建设/验收完毕就了事的，必须使其具备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否则，投入那么多钱，占用公共资源，太可惜了。因此，博物馆的规划与建设，除了满足其收藏、研究与传播的功能，体现审美、实用与经济的原则，还得更多顾及普通读者/观众的立场、趣味及需求。

我没有建设或运营博物馆的经验，只是作为热爱博物馆的读书人，我有我的趣味及立场：不喜欢过分追求怪异或奢华建筑外表的潮流；主张更多关注科技进步与日常生活；欣赏“小而美”的专业博物馆；希望政府鼓励、支持民营博物馆。当然，最最想说的，还是如何坚持观众优先的原则，且将其真正落到实处。因为，支持博物馆“行稳致远”的，不是领导意志，而是读者趣味。

三个具体建议

明知是纸上谈兵，很可能不具操作性，我还是想提三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借鉴奥运场馆使用的经验，建议市政当局多与大学合作共建博物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双赢的理想局面。奥运结束后，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那些体育场馆，是个世界性难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新建了北京大学体育馆、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以及改扩建的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等。在奥运结束后，这些大学体育馆移交运营自如，效果都很好。那是因为，对于大学来说，体育场馆本来就是刚需，借奥运东风得以更上一层楼，自然是求之不得。

请记得，博物馆同样也是大学的“刚需”。目前这个话题还略显生疏，但迟早会引起各大学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深切关注。据统计，美国和中国各有3000余所大学，但美国大学的博物馆数量超过1600座，而中国大学的博物馆虽有450座，但面临一系列挑战，如资金不足、人才短缺、教学研究融合不够等，关于藏品展览、收录及维护等相关运营工作也需要调整和改进。有相关专业配合，大学博物馆其实容易办出特色，且可持续发展。因为无论是大学自建博物馆，还是博物馆建在大学校园或周边，最不缺的就是高质量的参观者。一代代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时常进出博物馆，这对博物馆的收藏、展出与研究，都是极大的刺激与促进。

政府不妨综合考量社会需求，统一布局后，与相关大学签订协议，采用合作共建或委托管理等形式，共同运营校园内外的博物馆。这样，我以为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举个例子，不久前试营业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便是成都市委市政府与四川大学双方充分发挥市校资源优势，按照“共建、共管、共享”的原则，共同打造的以展示历史人文、自然生态为主的一流综合性开放型博物馆。

第二，建议将公园管理与博物馆建设统筹考虑，适应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兼及休闲与学习的强烈需求。北京市的不少博物馆运营是有困难的。一方面是少数明星博物馆过分吸引眼球，导致大树底下不长草；另一方面则是国人观赏博物馆的习惯尚在培养中，愿意大老远跑去参观的，必须有足够的魅力。而随着退休人群的扩大，各级公园里晨练、散步的人气很旺。意识到这一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建议以后新建或改扩建博物馆，选址时更多考虑公园及其周边。

其实，北京很多著名公园如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等，本身就有若干珍贵的收藏，可以协助其提升收藏及展示水准，扶持或共建颇具特色的博物馆。只是因博物馆与公园目前隶属文物与园林两个不同系统，各自立场与趣味颇多差异，需要进一步的协调。如何兼及各方利益，做到1+1＞2，这需要认真考虑。我只晓得作为普通读者，如能在游览公园放松身心的同时，观赏某个独具特色的博物馆，那样一来，兼及休憩与学习，再好不过。更何况，欣赏室外的园林与室内的文物，无论趣味还是节奏，都可构成良好的互补关系。

第三，建议着力扶持外国艺术/文化博物馆的建设，因其藏品的征集、入关与展出，涉及一系列政策难题，需要政府出面协助解决。

二十年前，在《大英博物馆日记》“何谓‘世界眼光’”一则，我曾专门讨论此话题：“去年在德国讲学，曾就中国人之是否缺乏‘世界眼光’，与W教授有过一场争论。W教授称，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关注外部世界，理由是，几乎每个西欧国家都有东方艺术馆，而中国至今还没有一处专门收藏并陈列西方艺术品的场馆。情急之下，我脱口而出：你们博物馆里丰富的东方藏品，当初如何得来？我们今天能依样画葫芦吗？

但毋庸讳言，因历史原因及政策限制，缺少精彩的外国文化及艺术博物馆，依旧是北京市乃至整个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一个短板。乘着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加上政府及民众“开眼看世界”的愿望强烈，赶紧补上这个短板，我以为是可以做到的。具体操作方法，包括自家独立建馆、与外方合作经营、互相交换藏品、定期轮流展出等，可供探索的空间很大，途径也很多。

新一代博物馆人的职责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们的成长经历比较坎坷，记得我第一次出国，真的有一种眩晕的感觉。那种“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主要来自经济发展水平，可也包括文化及艺术修养。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硬实力上来了，软实力则还有待加强。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在文化知识及艺术趣味上没有明显缺憾，能以自信的姿态、丰富的常识、开放的视野、平等的语气，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在我看来，这是新一代博物馆人的职责。

2023年5月5日初稿，9月10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此乃作者2023年9月23日在北京市科协、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主办的“科技文化融合，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高峰论坛上的演说）

供图/陈平原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