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丁·戈迪默于1991年获得诺奖，为南非赢得首个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一生，可以说是从自我到社会的漫长跋涉，因为她的写作，也因为她对社会的积极介入，她赢得了世人的敬重。今年是戈迪默诞辰100周年，今天也是戈迪默逝世9周年纪念日，以这篇文章纪念这位从文学出发，一生不断介入社会议题的作家。
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那一年，也就是1994年，纳丁·戈迪默发表了长篇小说《无人伴随我》。在这部描写南非从种族隔离开始到白人统治终结的历史过渡时期人们命运的作品里，这位为南非赢得首个诺贝尔文学奖，且在南非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时期，以反种族隔离为己任的白人作家通过女主人公维拉·斯塔克的切身经验道出，在主体世界里，人的自我永远是孤独的，无法把它抛弃，也无法与另一个自我分享，人的一生只是从自我到自我的独自行走。
但戈迪默的一生，却更可以说是从自我到社会的漫长跋涉。因为她的写作，也因为她对社会的积极介入，她赢得了世人的敬重。今年是戈迪默诞辰100周年。她1923年11月20日生于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附近一座名叫斯普林斯的矿业小城。13岁即开始笔耕生涯，199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7月13日晚，她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平静去世。时任南非总统祖马对她的离世表示哀悼。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言人科德瓦则同日表示，南非失去了一位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曼德拉基金会也发去了唁电，“为南非失去一座伟大文学丰碑而陷入悲痛之中。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作家，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平等和民主的呼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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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戈迪默而言，她自己感到最骄傲的事并不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在1986年出庭作证辩护，使22名非国大党员免除死刑。而早在1962年，她就帮反种族隔离斗士纳尔逊·曼德拉起草过著名的演讲词《为理想我愿献出生命》。曼德拉在1990年刚刚出狱后，最想见到的几个人中就有她。她是曼德拉眼中的英雄，而国际社会则将她称之为“南非的良心”。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戈迪默曾表示：“在我的国家南非，写作意味着迎战种族主义。”的确如此，戈迪默前半生以反种族隔离为己任，她一生写了13部长篇小说，200多篇短篇小说，200多篇散文，由于毫不虚伪地反映南非的可怕现实，以小说的形式为受压迫的黑人，包括小部分白人仗义执言，先后有《陌生人的世界》《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及《博格的女儿》三部长篇小说遭禁，她本人也遭受迫害。尽管如此，戈迪默却拒绝流亡国外而毅然留在国内，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地下组织成员并肩战斗。
但作为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的戈迪默同时很清楚，写作与宣传鼓动有着根本的区别。她深知，作家必须首先是个人、是公民，因此必须具备社会责任，但这个社会责任不是要求作家去写作政治宣传，而去深入探索生活。她的小说也正如她自己所说，主要是反映她所看到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男女之间的情爱，同性之间的友爱，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情，当然也有个人和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政治。
实际上，戈迪默不过是真实反映了当时种族隔离时期的生活。她1923年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业小镇斯普林斯。父亲是立陶宛人，母亲是英国人，均系犹太裔。她先后在一所修道院学校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书。她从小个性独立，从9岁就开始写作。这只是出于她对生活的惊奇，想发现其中的奥秘。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写作时刻意反对什么，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不公正。但她出生并生长在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时代，这就是她熟知的生活。她去教会学校上学，学校里是清一色的白人；周末看电影，电影院同样是清一色的白人；到跳舞练习班去，还是只有白人。她能看到的黑人，除了佣人和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就是矿工。
丹麦导演卡尔森根据戈迪默小说《陌生人的世界》改编的电影
而当她还是个小孩子，她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让他们害怕黑人，说这些黑人是从非洲其他地方来的，是怪物。但当她长大，戈迪默对“黑白分明”的社会产生了怀疑。她和黑人交朋友，一步步走出了封闭的白人圈子。1948年，戈迪默出版了自己的首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此后十年间，她陆续发表了《说谎的日子》《陌生人的世界》等长篇小说，用现实主义笔法，揭露种族主义的罪恶。
种族隔离制度给黑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受害的并不只是黑人，也有白人。戈迪默发表于1966年的《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就着重刻画了种族社会中黑人与白人的人性的极度扭曲。种族隔离制度，腐蚀了主人公麦克斯，一个有良心的正直的青年的心，使他不能完全摆脱白人的优越感和统治者心态。这一制度，也使得黑人普遍被怨恨蒙住了眼睛，难以接受向他们靠拢的白人。在受到警察审讯时，麦克斯被迫出卖了他的白人、黑人同志。随着小说里麦克斯因内疚走向自我毁灭，以及黑人被枪杀，戈迪默同时为黑人和白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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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是出于对种族隔离制度给南非造成的复杂现实的深刻认知，随着写作的日益深入，戈迪默此后的创作，越来越体现出摈弃白人中心主义的倾向。
1976年6月16日，在约翰内斯堡市郊西南约8英里一个黑人居住区索韦托，数千名黑人中学生为抗议南非白人统治当局强行规定在黑人学校用南非荷兰语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悍然出动上千名军警，进行血腥镇压，打死170多人，打伤1千多人，许多无辜者被逮捕。
以这一事件为背景，戈迪默写出了她最负盛名的小说《七月的人民》（1981）。白人斯梅尔斯一家遇到了武装暴动，他们在一个绰号叫“七月”的黑人奴仆的帮助下逃到了他所在的村子里，他们不得不在腾空了的原始小棚屋中勉强生存。随着时间的流逝，主仆关系由于这一家人越来越依靠这个奴仆而颠倒。戈迪默由此最大限度地提出了白人的特权是否正当的问题。
当然，戈迪默质疑白人的统治特权，进而抛弃白人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她倒向了某些黑人主张的黑人中心主义。在发表于1970年的长篇小说《贵客》里，戈迪默就突出地表现了黑人内部的纷争。她在同情和支持黑人运动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某些弊病。在这部小说里，戈迪默也热切地表达了她对一个新的国家诞生时可能遭遇纷繁复杂的悖反情景的深入思考。前殖民地官员回到南非后，卷进到了冲突当中，忠诚感又使他无所适从。事件的进展通过平行发展的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得到反映。正是从这部小说开始，戈迪默发展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小说构架，而隐含于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在于，她的创作不再那么偏重写实，而是多了预言的色彩。在1987年出版的小说《大自然的游戏》里，她甚至写到了将来在南非建立一个由黑人掌权的共和国的场景。
戈迪默的博大之处，还在于她能跳出自己的肤色，用黑人、甚至是黑人小孩的眼光看待南非的现实。她发表于1990年的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就对真正的黑人心态做了真实而深刻的刻画。小说叙述者黑人活动家索尼的自威尔发现父亲和白种女人汉娜有奸情时感到惊讶、恶心。威尔之所以恶心，是因为他爱自己的母亲，还因为他对白人心怀怨恨。但诡异的是，他做色情梦时梦见的，却偏偏都是汉娜那样的白种女人。黑人对白人既怨恨又欣羡的矛盾心理，由此可见一斑。虽然威尔和他父亲及其情妇遭遇时，在某些地区黑人已经可以和白人同凳、同车了，可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心灵的毒害却深深进入了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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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虽然南非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戈迪默以写作为对抗，也看似梦想成真。但多少年后，戈迪默不得不承认，当年她满脑子想着如何摆脱种族制度，根本没有心情思考未来，现在则必须面对宿醉后隔天起床时的“头痛”。而她面对的最大的考验正在于，当她实现她为之奋斗多年的梦想之后，她是否依然对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有切身的体察，并坚守自己一贯的批评立场。
戈迪默对此有着足够的警醒。消除了种族隔离的南非，依然面临很多的难题。她直接触碰到的现实是，大量黑人涌入原本白人的聚居地，令白人们弃居离去，造成荒芜地带，从而引发了许多治安问题。一度她遇到了入室抢劫，现金珠宝被劫掠一空，因为拒绝交出亡夫给她的婚戒，她还挨了打，而这些抢她的人，很可能就出自她当年为之奔走呼吁的人。但她为此因此难以释怀，在2007年出版的短篇集《贝多芬是1/16黑人》里，她说：“总有些人要做时代的先驱者，而他们的牺牲将付诸东流。”
在这本书里，她还用一篇“梦会亡友”虚拟了她与萨义德、桑塔格以及曼德拉传记作者桑普森三人在纽约一家中餐馆里的谈话。她借梦中的萨义德之口如是自省：她当然也懂得斗争之普遍恒在，否则，她将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的南非因被压迫者的翻身而不得不咀嚼左派政治乡愁，从而无法继续洞察、解剖那些需要“拾起包袱”才能解剖的不公正。
2010年，南非殊为难得地举办了举世瞩目的世界杯，戈迪默却泼冷水道，这是一场盛大的马戏，但当人们连面包都吃不上的时候，要这马戏干什么？她的批评显然是有所指的，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十多年后，南非贫富差距依然悬殊。南非政府为举办世界杯，却牺牲了那些本来应该拨给平民们建造简陋小屋的预算。戈迪默批评道：“老实说，没人真正需要那些露天体育场，等世界杯结束以后，我们要怎样处理它们？让那些棚户区居民去那里躲雨吗？”
也是在这一年，戈迪默出版了非虚构文选《讲述时代—写作与生活：1954-2008》。这本书记录了55年来，她在反对种族隔离风波中写作受阻的生活经历，也记录了她对同时代南非作家库切等，及对沃莱·索因卡、海明威、约瑟夫·康拉德等作家的思考。显然在她眼里，正是这些对现实永远保持质疑和批判的伟大作家，而不是那些风行一时的政治领袖，给了她持续写作的能量。
自始至终，戈迪默从不曾改变其深入人心的斗士本色。向来快人快语，很少有顾忌。传记作者罗纳德·苏雷什·罗伯茨在书中对南非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露丝·福斯特口出恶言，结果被戈迪默解雇了，甚至险些为此对簿公堂。还有一次，在一个文学活动中，世界上著名的700位作家被请求画自画像，戈迪默交上了自己的画，上面画了两只猫。她解释说，“是的，我不会作画，也画不了自己，我那时养了两只小猫，很喜欢它们，所以干脆就画了猫。”身为女性，戈迪默也非常反感别人为她打上“女性心理作家”的标签。1988年，她被提名为奥兰治文学奖的候选人，这是一个专门为女性作家设置的奖项，但她断然拒绝了这项提名，当被问及此事，她答道：“我反对一切人为分类的所谓奖项，文学奖还能分出什么花样来吗？难道非要分男性奖、女性奖、红发人奖、金发人奖、一夫一妻者文学奖、同性恋者文学奖吗？这些和文学本身能有什么关系？这种类型的奖我自然不会接受。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专门有为男作家而设的文学奖，我认为男女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戈迪默抨击世道不公的视角甚至逾越国门。作为新世纪以来在巴以问题上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之一，她曾多次以身为犹太人的身份敦促巴以和谈。2008年，她顶着南非国内斥其为“背叛”的责难，毅然参加在耶路撒冷举办的首届国际作家节，某种意义上也是出于对“一切形式的压迫”的抵抗。她也从不满足于写作本身，在81岁高龄时，当她看到流行乐坛很多巨星以举办义唱的方式为艾滋病救援募捐的时候，她自问，身为作家我们做了什么？为此，她邀请了马尔克斯、格拉斯、大江健三郎、萨拉马戈、厄普代克、阿特伍德等全球11个洲的20位作家，包括她自己在内，共写了21部短篇小说，出版小说集《爱的讲述》为抗击艾滋病募捐。她还联系了不同国家的13家书商，他们也同意不取分文利润。这本书在美国纽约举行首发式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自出席。她本人则在曼哈顿主持了作品朗诵会。诚如有评论指出，戈迪默试图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她坚持以同一标准考量所有以集体为名、以制度性暴力为后盾压制少数和个人的行为，并不依任何外在或内在的因素而选择性失明。
惟其如此，你才能理解戈迪默何以说，作家必须永远保持独立，保持艺术独立，而不要担心是否冒犯你的母亲和好友，是否冒犯你的政治上的同道。“我觉得我首要的责任就是恰如其分地运用我的才能。你越是接近真实，就越能恰当地运用你的才能，而不必去担心别人怎么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这个准则，写作时，不要去考虑会有什么后果，就当自己已经死了。”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