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的北宋东京开封府，虽然地处干燥的北方平原，但京城内外的水系却十分发达：黄河就在京城北边百里外，并有运河（汴河）直通城内；汴河、惠民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运河穿城而过，人称“四水贯都”。位于运河网中心的东京，水运交通可谓四通八达，特别是汴河，北接黄河，南连江淮，将南北水运网络衔接起来，“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南方之人入京，也可乘舟溯汴河而上，免受车马之劳。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大约春夏之际，二十一岁的东南士子王安石自杭州的余杭渡口登舟，沿江南运河入淮，再溯汴河北上，于六月前抵达东京，准备参加京师的发解试。

宋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三个层级：初级考试叫发解试，由各州郡政府主持，一般在秋季举行，故又称“秋闱”，凡有志于功名的读书人均可在本州府投牒，报考发解试，考试合格者，即获得进京参加礼部试的解额；礼部试为第二级考试，由中央政府的礼部主持，一般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春闱及第的进士可参加最后一级考试——殿试；殿试名义上由皇帝主考（实际上负责评卷、定名次的人当然是担任考官的士大夫），故高中黄榜者号称“天子门生”。

王安石籍贯为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抚州），成年后定居于江南东路的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本来应该在抚州或江宁府发解，不过，宋政府允许久住京师的士子和品官子弟申请参加开封府或国子监的发解试，王安石的亡父王益乃是朝廷命官，他本人又久离原籍，因此，王安石可以在京城参加发解试。京师的发解指标又远多于地方州郡，意味着在京师参加发解试，中举的机会更多。

果然，王安石顺利通过考试，取得了解额。由于明年正是大比之年，王安石取解之后，便不归江宁，寓居于京师，准备应试明年春天举行的礼部试。

转眼就到了庆历二年（1042）春天，王安石如愿通过礼部试，进入殿试。北宋神宗朝之前，殿试试题通常为诗、赋、论三题：“考《登科记》所载，建隆以来，逐科试士皆是一赋、一诗、一论，凡三题。”三月十五日，殿试开场，考试题目分别是《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吹律听凤鸣诗》、《顺德者昌论》。王安石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得第四名，状元则是杨寘，榜眼为王珪，探花为韩绛。

若按宋人王铚《默记》的记述，王安石本为殿试第一名，第四名为杨寘。杨寘是一位才子，史书说他“少有隽才，庆历二年举进士京师，试国子监、礼部皆第一”，在发解试、礼部试中均得第一名。参加殿试的天下士子都相信，夺魁者，必是杨寘。杨寘也自信胜券在握。他的哥哥杨察是枢密使宴殊的女婿，按惯例，殿试放榜前，考官要把拟定的录取名次抄送两府（中书、枢密院），杨寘便托兄长找晏枢相问问，自己排在第几名。晏殊悄悄告诉杨察，杨寘“已考定第四人”。杨察又叫人将消息告诉兄弟。

当时杨寘正在酒肆里与酒徒饮酒，听说自己只是得了第四名，愤愤不平，忍不住以手击案，叹息说：“不知哪个卫子夺吾状元矣！”卫子，即毛驴的别称。

到了放榜之日，唱名之前，考官将再三考定的录取名单与第一名的试卷进呈御前，这第一名正是王安石。但仁宗皇帝见王安石所作《应天以实不以文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语，心中不快，说道：“此语忌，不可魁天下。”

为什么“孺子其朋”之语会让仁宗皇帝感到不愉快呢？得从此语的出典说起。

“孺子其朋”出自《尚书》，是周公对周成王的告诫之语，“孺子”即指成王，因为成王当时才十二岁。整句话的涵义有两种解释，一说意在强调“朋党败俗，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一说“周公谓成王云‘孺子其朋’，是王以诸臣为朋（友）”。不管是提醒天子警惕朋党之祸，还是劝天子以大臣为友朋，在宋代都不为犯忌。让仁宗感到不舒服的当是“孺子”一词，因为这是周公教训小朋友的语气。庆历二年，王安石二十二岁，宋仁宗四十三岁，谁是孺子啊？难怪皇帝看了“孺子”二字会很不高兴。

既然皇帝不同意将王安石列为第一名，那么按序位顺延，当擢第二名为状元，但第二名的王珪是有官人（指有官职之人参加科考），以宋朝惯例，有官人不得为状元；于是又顺延至第三名，但第三名韩绛也是有官人，只好又取来第四名杨寘的试卷，仁宗看了杨寘的名字，欣然说：“若杨寘可矣。”

就这样，杨寘阴差阳错地当上了状元，王安石则名列第四。当初杨寘在酒肆里大骂状元是一头毛驴时，怎么也想不到这状元郎的帽子最后又落到自己头上来。

王安石尽管与状元失之交臂，但他并没有耿耿于怀，平生也从未对人“略语曾考中状元”，记录此事的王铚感叹说：荆公“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耶”！

对于考中甲科第几名、登第之后授何官，王安石确实是不怎么计较的。入仕，于他而言，只是为了获得兼济天下的机会，甲科第一名与第四名又有何区别？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