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宋人嫁妆的构成与数目，便可真切感受到什么叫做“厚嫁”。

宋代文献中涉及嫁资数目的记载很丰富，但因材料零碎而分散，我们无法得到精确的统计数据，不过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有代表性的生动例子。北宋后期，福建路盛行厚嫁之风，“其费无艺”，知福州孙觉决定移民易俗，“裁为中法，使资装无得过百千”，100贯钱当是福州人的嫁资中位数。南宋前期，盐官县黄天荡有个叫余三乙的屠户，世代以屠狗为业，“因娶妻得资装数十千”，生活在城市下层的小市民，嫁妆也有几十贯钱。南宋中期，庆元府设有资助贫困士人家庭的公益组织——乡曲义庄，“孤女之不能嫁者，给五十缗”，50贯钱应该就是当时士人家庭嫁女资装的最低标准了。可见宋朝下层家庭嫁女，嫁妆少说也得掏几十贯钱。而两宋时期，下层小民日收入为100文钱上下，一年不吃不喝攒起来也才30多贯。若扣除吃穿开支，恐怕需要十几年积蓄，才能攒下女儿的嫁妆，难道宋人有诗云：“十年辛苦寸粒积，倒箧倾囊资女适。”

上层社会的嫁妆显然就更加丰厚了。北宋后期，京师富户“榜下捉婿”，出手的嫁妆非常诱人，“一婿至千余缗”；南宋初，宰相赵鼎以立遗嘱的方式给他最疼爱的小女儿预拨嫁妆：“三十六娘，吾所钟爱，他日吾百年之后，于绍兴府租课内拨米二百石充嫁资，仍经县投状，改立户名。”二百石的租课收入至少得有200亩田；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娶富户女为妻，“得奁具五百万”，五百万钱即5000贯，比晚唐时娶士族女儿要支付的一百万钱聘财还要高，即使以会子（南宋纸币）计算，这笔嫁妆也是非常可观了，因为淳熙年间会子是比较坚挺的；南宋末，平江府昆山县的郑姓官宦之家嫁长女庆一娘，嫁妆包括：奁租五百亩，奁具一十万贯（十七界会子），缔姻五千贯（十七界会子），以及开合销金缬一疋，开书利市彩一疋，官绿公服罗一疋，画眉天孙绵一疋，等等。十七界会子虽然贬值严重，但即使按贬值80%计算，货币形式的嫁资也高达3万贯，何况还有500亩田的不动产。如此之高的嫁资，是唐朝的同一阶层之女性难以望其项背的。

由于厚嫁之风盛行，宋朝人办婚事，嫁资往往要高于聘财。本来，按唐朝与宋初的立法，嫁资“减男聘财之半”，但这一法律条款在厚嫁风的吹刷下，很快就成了具文。宋朝皇室带头厚嫁公主，赐给驸马都尉的嫁妆“倍于亲王聘礼”。北宋范仲淹成立范氏家族公益基金——范氏义庄，资助族人婚嫁，嫁女支钱三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对嫁妆的赞助多于对聘财的赞助。南宋吕祖谦订立吕氏家规，规定子孙婚嫁，嫁女费用为一百贯，娶妇费用为五十贯——这样的婚嫁开支在宋代是相当节俭的了，所以吕祖谦也不反对各房根据自己的财力多添置一些嫁妆，不管怎么说，吕祖谦显然认为嫁女费用可以比娶妇费用多一倍。这里的嫁女费用、娶妇费用不仅仅指嫁妆与聘财，还包括办酒席之类的开销。如果单纯比较嫁妆与聘财的数目，相差肯定不止一倍了，因为我们未闻宋人聘财有不动产，但在宋人嫁妆中却常常可见到田地、宅子之类的不动产。

按宋朝婚俗，男女两家在议亲过程中，要交换婚帖，第一次交换的婚帖叫“草帖”，第二次交换的婚帖为正式婚书，叫“定帖”。其中女家给予男家的婚帖，不管是草帖还是定帖，都一定会写明嫁妆的内容与数目，“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让司马光非常看不惯的“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便是指女方所拟草帖、定帖上的嫁妆名单。“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为动产，宋人称之为“细数”；“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则是宋人嫁妆名单中常见的不动产，属于“大数”。

如此“充满铜臭味”的婚帖是到了商业气息浓厚的宋代才出现的。研究家庭史的邢铁先生认为唐代已出现草帖与定帖：“在唐代婚俗中，女方给男方的‘草帖式’和‘定帖式’开列三代之后，最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随嫁奁产的种类和数目，其中‘草帖式’有‘奁田房卧若干’一项。”不知邢先生所据是何史料，我们在唐代文献中找不到相关记载。按理说，唐人对婚姻财产的关注点在聘财，而非在嫁妆，不大可能在婚帖中列明“奁田房卧若干”。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