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陆文定人物画册》中的公服与常服

古代的官员服饰显然是统治阶级彰显权力的一种工具。中国服饰专家沈从文曾考证，衣分等级的服饰制度始于西周。“服饰政治”使得不同阶级甚至不同行业的着装都有牢不可破的壁垒。而官员应该怎么穿，更是有着严格的着装制度，是门复杂的“学问”。

古代官员怎么穿？

通常来讲，古代官员除了日常在家穿用的衣服以外，至少还要常备三种服饰：朝服、公服和祭服。这三种服饰都属于“礼服”，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大多与“常服”的概念相对。

历代朝服，形制和颜色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主要做议政之用。孔子说，“朝服而朝”，意思就是进言议政进行朝见时，除非皇帝恩准，必须要穿朝服。《礼记·玉藻》记载，“朝玄端，夕深衣”，意思是说早朝为大礼，要着玄端朝服，到了晚上，则可以穿轻便一些的深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朝服也渐渐演变为在重大节日、典礼甚至是祭祀时的穿着。比如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官员们在参加平常仪典时可将朝服作为礼服。

而公服，也称“从省服”，则更接近于现在人们所说的“公务活动着装”。百官退朝以后，在衙署内处理公务时就要将公服作为正式着装，相当于现在公务人员上班时所穿的制服。一些地方官不能入朝，坐公堂时，也要穿公服。在宋朝，为了方便办公，公服省去了朝服的许多繁琐佩饰，与朝服的分别主要在于繁简差异，即“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

但到了明朝，朱元璋则主张政事中比较重要的朔望朝见、侍班、谢恩、见辞时才穿公服，平时的早朝以及日常办公都可以穿有补子的常服。

除了繁简差异，头上戴什么也是朝服和公服甚至常服的主要区别。朝服配冠，文官戴进贤冠，武官戴貂蝉冠，法官则戴獬豸冠，每种冠又依据等级各有分别，而公服则戴幞头。

这些差异因时而变，但界限分明，等级森严。有时，官员换了一身袍服，回家时不必多说，家人们也知道官员是升是贬了。

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穿着七品官服入殿觐见宋哲宗。宋朝的七品官服为绿色，不配银鱼袋。哲宗随后升苏轼为从六品的起居舍人，赐六品官员的服制，因此晚上回家时，他就已经换了一身绯袍，腰上挂着银鱼袋。不过，这身衣服苏轼也没穿太久。他在起居舍人的官位上只待了3个月，就又升为四品中书舍人，绯袍银鱼袋也就相应地换成了紫袍金鱼袋。

在现存的古代官员画像中，《明人十二像册》绘自文人画家，画像所绘12人，除了做儒生打扮的徐渭，其余11人皆为明朝万历、天启年间江浙地区有着清廉名声的官员。作为明朝三才子之一的徐渭，虽是名士，也曾是胡宗宪幕僚，但他的科举之路却异常坎坷。在科考数次不顺后，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回乡开设了私塾，期间一直保持着对政局的兴趣。庚戌之变后，他对权臣严嵩的误国行为感到愤懑，创作了《今日歌》等作。此等气节，虽未做官，但却能与其他官员一道被画像记载也不足为怪。画册中，他虽穿着儒生装束，但在一众着公服、常服的官员中却显得熠熠生辉。

讲究的细节

中国古代的服饰，特别是有特殊功能的服装如礼服，在细微之处也是非常讲究的，这些主要表现在服装的颜色、图案以及衣服领、袖、襟、带、边等处的差别，这些装饰都充满了象征的意味，有些配饰的设计还有着独特的用处。

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唐人重服章”。唐代士人、官员对官服十分重视，群星闪耀的诗人们留下大量诗篇，紫袍、绯袍、金龟、鱼袋等指代官服的意象被频繁提及，并不隐晦地宣扬着自己的意气风发与政治抱负。颜色是服饰最为醒目鲜明的标识，唐代官服以紫色、绯色（红色）为上色，晚唐诗人司空图一句“朝班尽说人宜紫，洞府应无鹤着绯”，便揭示了唐代官员的对“绯紫”的渴望，“红得发紫”一词也正是通过官服颜色折射出官员的地位。

而宋朝时，两侧带翅子的乌纱帽开始在官员服饰中兴起。传闻，这是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大臣们在朝堂上交头接耳，才要求百官上朝时必须佩戴。

除了一眼可辨别的颜色，古代官员服饰细微之处的差别更为庞杂，明代官服的补子就是一个例子。

明代官吏所着常服为盘领大袍，胸前、背后各缀一块方形补子，一至九品所用禽兽尊卑不一，藉以辨别官品。补子的图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皇亲国戚、公侯伯爵等权贵，其补子图案为瑞兽麒麟和白泽。麒麟和白泽都为传说中的瑞兽，这类补子主要是为了显示权贵们高人一等的身份地位。

第二类用于文官的袍服上，其补子图案为飞禽类。一品到九品文官的补子图案分别为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鹇、鹭鸶、鸂鶒、黄鹂和鹌鹑。采用这些寓意多为高洁、吉祥和良好品性的图案，主要是寄托了对文官“贤德”“清廉”“守正”的政治期望。比如仙鹤就有着美丽超逸，高雅圣洁以及长寿的意象。《诗经·小雅》有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有时，一些官员也可以凭借功劳，获得高位者才可绣制的补子。

明代台阁体书法代表人物沈度的画像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画像中，沈度所着常服绣着仙鹤，而革带的带銙却是犀角制成。这也可以看出官员服饰穿戴的严格——不是一品官员的沈度，只获赐了穿着仙鹤补服的资格，而没有获赐仙鹤补服所配的玉质带銙。

武将袍服补子上的猛兽属于第三类。一品和二品武将都用狮子，三品和四品是虎豹，五品是熊罴，六品和七品是彪，八品是犀牛，九品是海马，杂职则为练鹊，风宪官则为獬豸。这类猛兽也展现了古代统治者对武将有别于文官的政治期待。

“易服色”：服饰背后的政治诉求

在古代，新朝设立制定新的服饰制度，特别是更新官员的服饰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传统，这一传统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辛亥革命将变革服饰同推翻封建帝制紧密联系，比如孙中山先生就亲自设计了中山装，将新文化思想注入服饰设计之中。

“改正朔，易服色”一直是朝代更迭之后重要的政治举措，极具象征意义。即使是到了清末民初，许多政治倡议也与这一传统有着紧密联系。康有为在奏议中就不止一次地提及“易服”。康有为认为中国“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服饰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精神与认同的外化，它更带有“礼”背后所反映出的权威、等级以及道德观念。

实际上，“易服色”在漫长的发展之中所指代的范围和需要改变的对象是不同的。最早，它指的是变更一个王朝所尚之颜色。而后它的内涵又随着王朝更新的现实情况不断被解释和演绎。

春秋战国时期，五德终始说认为“气”的运行体现在历法、服色、牺牲以及器械等方面。而因王朝革命而造成的改朝换代使这方面的“气”发生了“更新”，这是一种自然规律。而在秦汉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五德终始说得到采用，秦一开始定为水德，“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汉代在继承了这一学说后，“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其所尚之色不再是黑。自此，“改正朔，易服色”这一政治文化传统有了真正的开端，而这与西汉王朝的政治格局是相互映照的。由此可见，与“正朔”的历法概念相对应，“服色”最早就有指向秩序、权威与自然规律的含义。“改正朔，易服色”隐喻的是王朝对于彰显其政治合法性（遵循规律）的需求。

随着朝代更迭，“易服色”则逐渐演变为服饰制度的变更。每朝每代，服饰制度中最先且最容易变更的就是官员服饰。比如明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明朝立朝之初，朱元璋就下诏规定了官员、士子的衣冠服制，连他们妻子的穿着也有了详细的规定。

从统治者到民间，服饰的变更往往最先出现在上层阶级和统治阶级。在古代，官员服饰是统治者的威权意志和统治正统性的直接体现。官员服饰制度的改动与设计不仅彰示着统治者自身的合法性，还可以视作是一种政治理想和诉求的表达。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