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插花艺术自宋代以来到民国后的一千多年，一直被称为“瓶花”。明朝有四部举足轻重的瓶花专著：金润《瓶花谱》、佚名《瓶花三说》、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唯有金润《瓶花谱》问世六百年来隐晦不显，仅在张谦德《瓶花谱·小序》中惊鸿一瞥，世人多认为其已散佚，但是它却建立并影响了明代以来六百多年的瓶花理论体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资深的中国传统插花研究学者，徐文治对金润的这本书也一直心生向往，直到他在机缘巧合之下找到明代抄本，才终于将这本失传之作第一次以完整的面目呈现给大家，使读者能深入浅出地了解金润的瓶花思想，体味瓶花的古典审美情趣。
从瓶花起源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几百年
北青报：瓶花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徐文治：其实唐朝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瓶花”这个传统插花专用词语，唯一一篇、也是现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插花理论艺术的文章，是文人罗虬的《花九锡》。“锡”字即“赐”，“九锡”这个名词出自《礼记》，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九种器物，以表示最高礼遇。《花九锡》全文只有七十七个字，却覆盖了选花、配器、插作、欣赏多方面的内容。我认为虽然这篇文字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概念，但还是给后人很多的启发，标志着那时候人们的赏花已经进入了一种极为专业的境界。
唐代时，插花艺术主要还只是宫廷贵族的雅事。到了北宋时，中国的插花艺术才正式形成了“瓶花”这个概念，现在能找到的出现“瓶花”这两个字最早的资料，是北宋进士俞瑊的一首诗《中山别墅》：“村居何所乐，我爱读书堂。阶草侵窗润，瓶花落砚香。凭栏看水活，出岫笑云忙。野客时相过，联吟坐夕阳。”
这首诗描写的是很朴素的村居场景，可见那个时候不但已经有了瓶花艺术，而且瓶花艺术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如果要说起瓶花的历史起源，我认为要从罗虬谈起，是他奠定了这一门艺术的根基。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的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去研究瓶花，而不仅仅是喜欢花，然后插一束花。如果没有理论总结的话，那它就不能成为一门艺术。
北青报：《瓶花谱》的开创性和系统性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文治：唐代罗虬的《花九锡》为后人提供了一套关于瓶花最早的理论体系范式，但那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框架。从唐代的罗虬到明代永乐年间的金润，中间几百年过去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把这样的一个简略的体系完整起来。到了金润以后，这个体系才真正地完整起来——花材是什么样的花材，花器是什么样的花器，花材和花器怎么去搭配，一年四季怎么去处理。
举个例子，从宋代以来就有关于瓶花的保养的问题，我们在史料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关于如何让花活得更久的材料，但是没有像金润这样把它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叙述。从采花的时间，采花的准备工作，到插花以后的保养，包括用水，金润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这样的论述在前人的资料里面是很少看到的。
再比如花器的选择，前人也没有系统地论述过关于花器的选择，金润对花器也进行了大小比例的分类，提出瓶子要与花相称，对花器的材质颜色都提出了自己的审美标准。所以我说金润的开创性不仅仅是理论体系的独创，一些细节上的内容也都是独创，可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
对花材的选择，他和前人的选择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完全摒弃了五代以来的出于个人爱好的“品第”的观念，把花分成三六九等，对花进行排序、分优劣的论述。在金润的世界里面，所有的花都是美的，所有的花都是有特点且平等的，所以他在论述花材的时候，只是论述花材适合不适合插瓶，如果插瓶的话，从哪个角度去插。
金润对花材的关注点在于花所体现出来的高洁的品质，颜色要浅素清雅，不能妖艳，“有素雅之风，无艳夭之态”。所以他选择花材，追求清雅高洁质素，更主要的是要“循其物性，记其法制”。
对花器，他提出两个标准，一个是清素古拙，另外一个是瓶子一定要和花材相称，能够搭配起来，这样的瓶子才是适合的，所以叫“称其花木”。
他的另一个开创性，是第一次谈到了折枝。他在内文里面提到了很多，我觉得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就自然地能体会到这一点。比如他强调“折取其半开者”“折取花枝多究其形态之美”等。
在瓶花滋养方面，金润对剪花的时间、剪下来花的处理、插花时的处理、插完花以后的处理，包括晚上的护理，甚至在插花中间用到的水，都有了很多系统的论述。其中“花木之性，不便井水，故灌之不茂。宜用天水，取雨露之意也”是金润第一次提出来的。此后的瓶花著作谈到井水不可用，都是延续这一结论。所以我觉得整本书可以说都是开创性的。
明 陈洪绶《瓶花》
失传数百年，金润《瓶花谱》第一次以完整的面目问世
北青报：《瓶花谱》问世后经历了怎样的流传过程？
徐文治：从南京图书馆流传下来的抄本，到国家图书馆的刻本，我们可以看出，金润的《瓶花谱》当年在社会上还是非常盛行的，所以有不断的传抄和刊印。
但是我们到现在一直没看到《瓶花谱》原始的最初的刊本，这个刊本虽然在清代的藏书家的书目里看到了，但是它原始长什么样子我们也不太清楚。它的流传过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后来的人看不到它，这个也很难说，因为它本身的印刷量就很小，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很难去推测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遗留下来的关于瓶花的著作里，很少有人谈到金润。
《瓶花三说》没有谈到金润，袁宏道也没有谈到金润，张谦德提到了金润，也只是要和金润一比高下。国图的刻本就在他们写书之前几年时间里已经印出来，当时在苏州地区他们都是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但是他们都很少提到金润，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现在很难推测。
北青报：后世对这本书有哪些认识？
徐文治：这么重要的一本书，为什么会没有人提到，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张谦德、袁宏道之后的很多瓶花著述，比如说吕初泰的《花政》、屠本峻的《瓶史缩影》，很多内容都借鉴了袁宏道的观点。也许是因为袁宏道当时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他的书印行的比较多。像金润的《瓶花谱》，甚至包括张天德的《瓶花谱》，在明代的印行量应该是不大的。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后人对《瓶史》的引用是非常多的，对张谦德《瓶花谱》的引用也有一些，但是对金润的《瓶花谱》的引用就非常少了。
后世对这本书基本没有任何的认识，我们当代的中国传统插花研究界对它的结论就是这本书已经散佚了。我们是第一次把这本书找出来，以完整的面目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能对中国传统的插花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北青报：您在为这本著作做校注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能不能分享一下这本书成书背后的故事。
徐文治：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在找这本书。《瓶花谱》后世流传不广，仅在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和曹寅《楝亭书目》中有过惊鸿一现，后人认为它已经散佚。再加上金润的史料又特别少，没有任何的参照，所以说这个工作就一直推进不下去。
我从2014年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插花，在2015年前后我就去国图查过关于《瓶花谱》的资料，当时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这个书目，但是一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直到2018年我给学生讲中国传统瓶花的史料，翻到之前做的一些笔记，猛然间发现，其实我在2015年就知道在国图有一本静虚子（金润号静虚——编者注）写的《瓶花谱》，但是当时完全没有和金润挂起钩来。第二天一早我到图书馆去找，一看确实是金润的《瓶花谱》。我用了四天的时间把它整个都抄了下来，从此以后就开始系统研究，慢慢去积累资料。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在南图找到了早于国图刻本的抄本，才用这个抄本的内容，纠正了国图刻本的一些错误，包括一些遗漏的地方。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我们对金润的了解太少了。我们找到了金润的墓志，对他的生平做了一个完整的了解和概述，这些对了解金润这个人和《瓶花谱》也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我觉得好多事情只要你用心去做的时候，资料慢慢就浮现出来了。当然，我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关于金润的史料能够问世。
明朱瞻基《壶中富贵图轴》
从满插到一枝为贵，中国瓶花构型经历了巨大变化
北青报：《瓶花谱》对古代瓶花理论产生了哪些影响？
徐文治：我觉得这本书的影响首先是在瓶花理论的体系建构方面。从后来的《瓶花三说》、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我们都可以看出金润《瓶花谱》对他们的影响。这三本书的理论建构基本上都是在金润提出的一个框架内进行的。
金润第一次提出了一枝为贵的审美标准，当然这是金润个人审美的一个追求，但是它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人对立体构型的喜好。所以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伤繁”。
《瓶花谱》对后世瓶花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金润第一次把平面的绘画理论引进了立体的瓶花构型里。因为金润本身是一个画家，他用画理来取舍花枝，比如他提出“竹……其本甚多……予则取其枝叶如笔法者，遂折”。这样就直接启迪了后来的《瓶花三说》、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都把“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作为了审美的最高标准。
我们中国的瓶花从此区别于所有的插花，在审美的标准上，有了尺度和标杆。我觉得这是金润包括后来中国瓶花对世界艺术的贡献。
北青报：中国传统插花构型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
徐文治：中国传统插花的构型在一开始其实就是满插，所以我们在宋代的诗词里和绘画里，看到中国瓶花的面貌其实都是满插。宋代的文人喜欢梅花，梅花的枝材非常漂亮，构型非常有特点，所以在宋代的时候，常常也会出现插一枝梅花这样的路数。
元代对插花有了一些构型上的零零星星的论述，比如怎样折枝、岁寒三友如何插等。真正的构型，我觉得要到金润的《瓶花谱》。《瓶花三说》在金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多的构型原则。
《瓶花三说》主张的构型原则主要体现在“瓶花之宜”中，分成“堂中插花”和“书斋插花”。“堂中插花”的构型原则主张“折花需折大枝”，数量主张“一种二种”；“书斋插花”的构型原则是“折枝宜瘦巧，不宜繁杂。宜一种，多则二种，须分高下合插”。
张谦德《瓶花谱》全盘接受了《瓶花三说》的构型原则，在遣词造句方面有所改变。此外，他认识到了木本花材和草本花材的造型差异，他认为“独草花最难摘取”“非熟玩名人写生画迹，似难脱俗”，这大概得益于他收藏世家的人生经验吧。
其后袁宏道《瓶史》也未能脱出《瓶花谱》建立的中国传统插花的构型藩篱。到晚明时期，中国传统插花从实践到理论总结都达到了顶峰，完成了它的艺术架构。
花材：杏花 花器：陶瓶
“虽由人造，宛自天成”是中国传统插花最大的审美标准
北青报：您觉得传统插花的审美情趣有哪些？
徐文治：我觉得最重要的审美取向，就是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我们的插花一定要像传统绘画一样，要用绘画的构图来经营我们的插花。这是最高的审美标准。
另外一个审美标准，是我们插的花要像活的一样。我们把不同的花材插在一个瓶子里面，让它杂糅在一起，到最后要能够达到“天生一枝、天生两色”的效果。你插了两种花，让人看到以为这是一个枝上长出来的，这个时候才是最妙的。其实它就是中国人说的“虽由人造，宛自天成”。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传统插花区别于其他插花的最大的审美标准。
北青报：人们在谈到插花时，常将其与烧香、点茶、挂画相提并论，您觉得这几者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徐文治：我们今人把插花、烧香、点茶、挂画拎出来，着重强调，称为“四雅”，其实我觉得有些偏颇。我觉得这几者背后的关系是人，一个有情趣的人，一个有审美的人，他的插花、焚香、点茶、挂画自然是有情趣的；一个没有情趣的人，他的花一点儿也不雅，他的香一点儿也不雅，他的点茶、挂画也就更谈不上雅趣了。所以我觉得插花、焚香、点茶、挂画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如果你不去研究背后的凝聚在中国文人身上的这种审美，那么这四个方面提出来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和中国文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单独来谈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盲人摸象，最后都找不到它的根本在哪里。
北青报：现在很多年轻人热衷插花，却对我们古代的瓶花不了解，您作为一名传统插花的研究学者，能给我们提一些入门建议吗？
徐文治：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是一个文化割裂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了解传统的文人是怎么去看这个世界的，传统的文人是怎么去营造自己的身边的这个小环境的。我们今天如果想了解中国传统的瓶花，然后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范畴里面来谈。所以我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过程中，瓶花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引路人和切入点。
通过瓶花，我们能够让年轻人快速地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而不是一头扎进四书五经等浩瀚的中国典籍里，然后摸不着头脑，茫然不知所从。中国瓶花以它本身的美，能够带领年轻人，去发现中国传统的美，去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瓶花所涵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是我们今天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供图/徐文治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陈品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