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在懵懂中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邵丽回顾自己早年的创作，并非是真正的自觉，而是“小孩子家逞能的成分比较大”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走上文学之路的？对文学的爱好是受谁的影响？来自书籍还是家庭？

邵丽：真正自觉走入文学道路，应该是上个世纪末期了。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大多都怀揣着文学梦，所以要说清楚受谁的影响还真不太容易，应该说受那种社会氛围的影响吧。

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主要还是来自书籍，小时候父母工作太忙，孩子也多，就把我们丢在家里。好在家中和亲戚家中有些藏书，就被我们千方百计翻出来看。那个时期的阅读对我们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中国作协有几千个会员时，我家就有两个。我哥哥邵超是一个诗人，先于我好几年加入中国作协。

舒晋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写作，早期写的是什么？发表作品顺利吗？有没有被退稿？谁是您的“伯乐”？

邵丽：过去只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在一个地区杂志上发表过小说，前几天我哥找东西给翻了出来。十几岁时，我发表了一个短篇，叫《我们在这里》。很幼稚，小文艺青年的浪漫感十足。工作后结婚生子，中间搁置了十几年没有再写小说，但会写一些诗歌和散文，零零星星地在报刊发表。那时候思想还没定型，写的只是一些小感伤。写得不多，不记得有被退稿的记忆。那时候的写作还不是一种真正的自觉，小孩子家逞能的成分比较大。

舒晋瑜：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您早年是在机关工作，担任过人事科长、乡党委副书记、市文联主席等职务。那时候，文学于您来说完全边缘化了吗？

邵丽：文学对于我来说不存在边缘化问题，读书始终占据我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我脱离写作的一段时间，我对文学丝毫也不陌生。那段时间比较活跃的王安忆、铁凝、迟子建、苏童、余华、莫言、刘震云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我都耳熟能详。除了阅读我没有其他爱好，很少参与社交活动，至今不会打牌摸麻将什么的。体育、娱乐天分一样也没有。在我看来，自己是个很笨的人，任何竞技类的活动都让我害怕。

作为鲁迅文学院作家高级研修班的首届班学员，邵丽很快成长为文坛“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

舒晋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拾文学？重新开始写作，是从哪部作品开始？状态如何？

邵丽：准确是1999年前后，因为女儿在中央音乐学院上附小，我常去北京。鲁迅文学院那时有业余作家班，我去旁听过几次。在那个时期，写出了《碎花地毯》《废墟》《戏台》《腾空的屋子》等作品，完全是凭自己的兴趣自由投稿，结果发得都还不错，省级刊物上过几个头条。《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都发过。

舒晋瑜：您一度成为文学刊物的“宠儿”，作品常常被《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全国大型刊物刊载。中短篇小说连续数年被中国作协收入年度小说精品年鉴，还多次获全国奖项，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这样的幸运。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能否回忆下当年的创作，停滞多年，突然厚积薄发吗？对您而言是否是一种必然？而且，“爆发力”在您这里好像比较突出。前几年似乎相对沉寂，疫情期间又连续几部作品反响很大，能分析一下吗？

邵丽：2002年，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开办作家高级研修班，我是首届班学员之一。那时我们那个班被文坛称为“黄埔一期”，班上一半以上的学员已经是成名作家，包括徐坤、孙惠芬、张梅、麦家、艾伟、关仁山、柳建伟等等。授课老师除了专业作家、评论家，还有各部委的领导和专家，王蒙、李敬泽、胡平、李建军等都亲临授课带学生。课余与同学们在一起的文学交流，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和写作空间。我从一个业余作者，进入公务员队伍，然后又走出来搞写作，应该说具备很多生活资源优势，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这些经历资历可能会增加作品的厚度吧！说是厚积薄发也好，说是必然也好，不过我觉得任何一种经历都不会被浪费。

这次疫情的爆发，触动了我对亲情的思考。当然，这种思考也可以说是人类面对大自然疯狂报复时的一种必然。我想到了父亲，想到了我们这个家族，写作的激情油然而生。后来我想，之所以这期间有了井喷般的创作，与我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停止对家族的思考有关。我们这个家族的关系复杂，很有故事性。

舒晋瑜：《我的生活质量》200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到半年时间发行突破十万册。看得出来您对官场的描写十分熟稔，真切生动，对人性的刻画入木三分，这部作品使您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中华文学人物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称号，并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吧？首部长篇就获得这么大的成功，总觉得您的写作道路特别顺利。有没有像某些擅长写中短篇的作家上手长篇时，存在结构、叙事等方面的难题？

邵丽：我进入公务员队伍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正赶上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各个层面的领导班子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我接触到的大批领导干部都是七七、七八、七九“新三届”的大学毕业生。不能说我对官场有多熟悉，而是我对那一批官人比较熟悉。他们大多是五十年代中后期生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工作和婚姻状况，我都耳熟能详。所以写起他们来几乎是顺流而下。我写的不是官场，也从来不认可我写的是官场小说，我写的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他们”。官场不是一个独立的场，他们的日常和寻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这部作品先是作为中篇小说发表在《当代》杂志上，获得了当年的《当代》文学拉力赛冠军。之所以成功，估计和它的真实、自然有关。从技术角度看，因为是第一次写长篇，结构肯定有不合理之处，那时几乎就没有很好地规划，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走。叙事倒也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难题，毕竟对那种生活太熟悉了。

舒晋瑜：用评论家孟繁华的话说，《我的生活质量》“不是一部仅仅展示腐败和黑暗的小说，不是对官场异化人性的仇恨书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充满了同情和悲悯的小说，是一部对人的文化记忆、文化遗忘以及自我救赎绝望的写真和证词”。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这部长篇处女作？

邵丽：孟老师用了“不是一部仅仅展示……”我不同意，我完全没有写到腐败和黑暗。他用“同情和悲悯”我觉得非常好，我只是试图讲述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从而向那些在历史的洪流里载浮载沉的知识分子致敬。他们有情怀，但也得向世俗低头；他们会苟且，但也能守住最后的底线。

我所有的书写都心怀悲悯之情，我心疼我的人物读者才会心疼我。这部作品从2003年出版，中间再版好几次，二十年来一直在卖，从当年的畅销书变成了常销书。有读者的认可才是我最大的满足。

《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邵丽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人生的过程是一个灵与肉痛苦挣扎的过程，如果通过文学这个媒体，使我们互相之间变得更加宽容、关爱、和谐，可能这比任何奖项都更加富于意义

舒晋瑜：2007年，您的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能否具体谈谈，这篇小说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写作顺利吗？

邵丽：写完《我的生活质量》我接着又写了几部中短篇，其中就有《明惠的圣诞》。之所以写这部作品，是听我们家阿姨讲她的一个同学进城的事情，当时我触动很大，也正好赶上农民工进城的热潮。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她们”所谓的进城，真的能进得了吗？“她们”与城市是对立的，不可能相融的。反复斟酌后，就写出了这样一个对城市充满憧憬又在打击面前希望破碎的女孩子的生死故事。写成之后我给了《人民文学》的程绍武老师，记得很清楚，绍武老师已经通知我要在第几期刊发，后来另一个老师说那一期赶在全国开两会，要发别的东西，我的要往后放一放。《人民文学》承载有政治任务，我很理解，于是我把稿子转给了《十月》的编辑赵兰振，《十月》杂志的主编陈东捷老师看后当月将作品发了出来。就在做此访谈的今天，《当代》杂志的老师通知我2020年我发在《当代》的短篇《风中的母亲》获得了完全由读者投票评出的《当代》杂志的年度冠军。我的眼睛立刻湿润了，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获得的第一个奖项就是《当代》这个奖。《十月》《当代》《中国作家》都是最早给我以写作信心的刊物，我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的那些老师和厚爱我的读者朋友们。

舒晋瑜：您知道作品参评吗？您所了解的鲁奖评选的情况有哪些？是在什么情况下获奖的？

邵丽：具体细节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河南那一年报鲁奖有《明惠的圣诞》。我对这篇作品并不抱太多期望，觉得只是大背景后面的一个小叙事，认为报奖也只是凑数而已。而且，并未觉得获奖是什么大事情。那时我和文学圈还比较生疏，对评奖获奖基本没什么概念。之所以获奖，我想肯定不是因为技术原因，后来评论出来之后我自己才搞明白，“农民工进城”“小姐”“身份焦虑”这些因素占了很大优势，毕竟当时很少有人这么深地介入这个问题。

从一开始，邵丽以她的敏感和细腻准确击中生活的痛点，她希望探索尽可能抵达人物内心深处最微妙的地方，冷静节制地揭示人性的复杂

舒晋瑜：无论是《我的生活质量》还是《明惠的圣诞》，关注的都是农村人进城、身份得不到认同的问题，揭示城乡之间无法弥补的差距。同类作品也有很多，您认为自己胜在何处？

邵丽：其一我涉及这个问题比较早。过去这类作品，主要表现农民工外在的困苦，怎么做苦力等等，很少涉及他们内心的焦虑。我很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也可能跟我在政府劳动人事部门工作有关。当时很多城市“卖户口”，农民花十万八万买一个城市户口。有了这个户口，你就是个城里人了，在上学、就业、参军、医疗等等方面享受便利。即使车祸身亡，赔偿也比农民高几倍。所以他们的困苦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焦虑。

其次是真，真情，真诚。很少考虑写作的技术问题，重点是用真情实感书写，先打动自己，然后才能打动读者。只有笨作者，没有笨读者。自己感动三天，读者感动三分钟，这个作品就应该是不错的作品。常常听一些人批评说，某一部作品是靠赚取读者的眼泪走红。现在媒体这么发达，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空前广泛，能赚到眼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舒晋瑜：另一个短篇《北去的河》从大别山乡下写到北京城，与《城外的小秋》似有所呼应。写了那么多相关题材，您对于农民进城有怎样的思考？

邵丽：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也是蛮纠结的，那就是，城乡之间到底是对立的还是相辅相成的？我想还是从我们家两个保姆说起吧。起先的一个小保姆，是个还没结婚的高中毕业生，在我们家干了几年，其间自学考试获得了本科学历。走的时候跟我说，就是在城市拉棍要饭，也不能再回农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过乡下的生活。后来她找了她的在广东打工的同学，俩人跑到东莞开网店，现在在城市扎下根，生活过得还相当不错。

后来找的这个钟点工三十出头，一家人在城里买了房，也都有了不错的工作和收入。但我们聊天的时候，她总是觉得自己过得不快乐。房子小，一家三代挤在一起；蔬菜粮食，包括水都得掏钱买。哪像乡下？院子大得能跑马，空气甜丝丝的，院子里随便撒点种子就有吃不完的菜。想几点睡就几点睡，睡到自然醒。所以她发誓说，等孩子大一点，上学自理了，就回乡下去种地。她就喜欢种地，盆盆罐罐都能栽花生种蒜，把我们家弄得像试验田一样。

人选择的多样性，是社会开放和进步的标志。但农民进城是一个大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过去我们靠农村喂养城市，现在城市开始反哺农村。它靠强大的扩张能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让大量的农民脱离开土地。

挂职经历使邵丽真正思考所谓“生活”的意义。通过挂职，她才知道在自己的小烦恼之外，有着如此广大和深刻的烦恼

舒晋瑜：持续多年的创作，我们看得出，您在努力不断创新，尝试着各种题材和写法，比如《村北的王庭柱》《老革命周春江》《挂职笔记》《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等一批写基层干部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应该与您的挂职经历有关吧？

邵丽：对，没错。您所说的这几部作品，确实跟我的挂职经历有关，这就是被评论家称作“挂职系列”里的作品。

写作的过程也是摸索的过程，每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作家都会自我反省，求变求新。我初始的写作追求唯美，个人情感情调浓郁，以自我感受为中心。这类作品写了一阵子，自己都感觉过于雷同，写一篇和写十篇没啥区别，只是为写而写，那个时期非常苦恼。刚好当时要求行政干部下基层任职锻炼，我就跟着下去了。刚开始对基层还有些抵触，觉得乡下人粗鲁，没什么见识。但是真正沉下去之后，发现基层干部都是精英，亲历基层繁重的工作和基层干部的压力，还有底层民众的生存无奈和尊严的缺失，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才让我真正思考所谓“生活”的意义，才知道在自己的小烦恼之外，有着如此广大和深刻的烦恼。当时我只是看、听、思考，回来两年后才开始动笔。可以说一发不可收，创作出了一系列挂职小说。

舒晋瑜：以您的经验，您觉得怎样的挂职对于作家来说是有效的？您如何看待挂职对于创作的影响？

邵丽：挂职只是一种形式，作家一定要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不能真把自己高高挂起。深入生活是第一要务，这跟你任什么职务无关。当然，局外人想深入进去很不容易，也不是不需要任何条件，最主要的是要有一颗诚挚的心。先当学生，再当先生。我刚下去的时候，很看不起基层干部，觉得他们文化水平低。但和他们相处时间久了，才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可学的地方，那种踏实劲儿，那种处理问题的精准，那种面对困难和委屈时的达观，以及幽默风趣的语言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真的是一座宝库。

挂职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靠近生活，而一个人只有写你了解的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所以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常常说，尽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赞成一个教师去揣测官场，一个快递员写法官的忏悔。当然，我也不否认有那样的天才，但我们是从普遍的意义上谈写作。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活中间，每一天经历的事件都是我们的素材。

父亲像一棵老树，历经岁月的沧桑洗礼，呈现出枝繁叶茂的盛景。但谁能知道，一棵树延伸出去的两条根脉，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成长？

舒晋瑜：近年来，您创作了《天台上的父亲》《风中的母亲》《黄河故事》等一系列“父母故事”，能谈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向家族叙事的吗？

邵丽：“挂职系列”之后，我创作了《北去的河》《春暖花开》《大河》《节日》等中短篇，都是比较温暖的题材，反响都还不错，但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写父母亲那一代人以及我们的家族，是我长久的心愿，那是一个特殊年代所能产生的特殊人物。赶上疫情关在家里几个月，就试着写，没想到有了开始就收不住了。我在想，对于上一代人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人还有耐心窥看，等我们老了的时候，下一代人对我们还有兴趣吗？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我们经历的这个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的时代还能留下什么？所以这也是我着急进入家族叙事的原因。

舒晋瑜：从开始创作到今天的《黄河故事》和《金枝》，您对文字的把控能力一直都是节制内敛、不动声色、平实真切。能谈谈您对文字和语言的追求吗？

邵丽：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读者的时间也很珍贵，所以我不大喜欢塞进去很多跟书的主题不太相干的内容。我追求一种干净、纯粹、质朴的文风，尽量做到不煽情，不追求绮丽，不标新立异。简洁一直是我对文字的要求。

舒晋瑜：《黄河故事》是典型的小切口大叙事。既反映出中国家庭的情感结构，也映照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缩影。讲述的是家族史，也是女性自立自强的命运史。有评论家认为，小说对女性获取独立地位的新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其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讲述方式“在是与非之间，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讲述的仿真性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性。这种叙事和《金枝》一脉相承，真假虚实令人迷惑。您如何看待虚构和非虚构的转化，又如何把握分寸？

邵丽：其实，《黄河故事》是一部纯虚构之作。我的长处是可以把虚构写得很真实，我能很容易地进入彼时彼地，这与我上面所说的创作态度有关。《金枝》则有我家族的影子，但我完全是实事虚写，没有场景再现。两部作品主旨相一致的，就是通过一个家庭，反映历史的沧桑巨变，包括我亲历过的四十几年的改革开放。

我觉得虚构和非虚构很难清楚地界定，没有绝对的虚构，也没有绝对的非虚构。也可以说，所有的创作都是主观的、唯心的。所以我觉得虚构和非虚构的转化是自然而然的。

舒晋瑜：《黄河故事》中的母亲，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母亲，看上去好像刻薄冷漠得不近人情，却是悲凉无奈，也是自己执念的“牺牲品”。您如何看待故事里的父亲母亲？

邵丽：说实在的，我写《黄河故事》中的父母亲，脑子里想的却是我的公公婆婆。解放前，我公公出身大家，算是个公子哥儿，受过新学教育，生得面目清秀，气宇轩昂。解放后一家子人七零八落，他年龄最小，房无一间，又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日子不好过。经他的姐姐们张罗，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又矮又胖的女人，就是我后来的婆婆。婆婆家当时在他们那儿算是殷实人家，靠娘家照拂日子才能过下去。公公婆婆生了七个儿女，成活了五个。按我婆婆所说，公公一辈子没正眼看过她一眼，也没往家拿过一分钱。公公在外地医院当医生，很少看顾家。一个一米五多的小个子女人，独自抚养五个儿女，并且严格要求他们读书上进，好好做人。她对孩子要求极为严苛，稍有闪失非打既骂。但出了门却像老鹰护雏一样，让孩子吃好穿好，不受委屈。她不是没想过指靠丈夫，是真的指靠不上。她白天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跟男劳力一样挣全工分，挖河修路什么都干。晚上帮人家缝纫衣服换些吃的用的，有时候累得半年月事都不来一次，一直到死都带着子宫脱垂的妇科病。靠她的一己之力，愣是把五个儿女送进大学。故事里的父亲母亲和我的公公婆婆有类似的地方，也有较大的差异性。他们都走向了各自的极端，他们的冲突主要是人生理念和价值观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是很难调和的。

邵丽的家族叙事用绵密的语言讲述了夹在时代缝隙里的几代人的挣扎、苦闷和彷徨，以及坚忍不拔的行进

舒晋瑜：《金枝》和《黄河故事》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强势”。这个词也许不是很准确，换种说法，应该是对家族命运的担当与责任，是对成功的追求，是骨子里的要强。《金枝》结尾的反思令人感慨：“我自以为是的成功，父母他们认可吗？”不光是父母，儿女辈也未必认可。通过这样的反思，您希望传递给读者怎样的生命体悟？

邵丽：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都到了娶媳嫁女的年龄，见了面聊的都是儿女的婚姻和子嗣，每个人都有一肚子委屈。形势比人强，有人选择不为儿女做马牛，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不给他们增加负担，也有人矢志不渝，穷尽一生之力把儿女往上推，觉得儿女的幸福才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舒晋瑜：相对而言，《金枝》的开头比较平缓，越往后看越感觉渐入佳境。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把握，是否对您来说还是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邵丽：历史是凝重的，而现实却是轻飘飘的，有时候则相反，感受自然是不一样的。我写作习惯以平缓开头，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步发力，不喜欢故作惊人之语。但是一百个读者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有人说前半部好，也有人说后半部好。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前半部，那才是我最想审视的生活。

舒晋瑜：《金枝》中的母亲是真正地“强大”，“她用她的智慧固守一个男人，通过一个男人固守一个家，通过一个家固守整个世界”——通过自我反省和母亲的对比，小说的调性深入了，有力量了，也带给读者更多的启发。小说中家族中的女性是突出的，在您的笔下也是活色生香的。您是如何看待女性的？以女性的视角写女性，是否更有优势？可是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让人印象深刻的女性人物，又都是男作家创作出来的。您怎么看？

邵丽：这个还真不好说，女性写女性难免带入个人情绪，会有“身在此山中”的认知障碍。男性写女性会更超然，观察会更客观，想象的空间更广阔。古今中外都有写女人的高手，福楼拜写出的包法利夫人，没有女作家可以企及。就是我们当下活跃的小说家，苏童、毕飞宇、张楚等当代优秀作家，我觉得他们比女人还懂女人。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看得我目瞪口呆，很难想象出自男作家之手。大约这就是旁观者清吧。

舒晋瑜：《金枝》讲述父亲建立了两个家庭，而他和他的子女们几十年却陷入各自的人生和人性困境中。小说以自身经历和家族发展为主线，以父亲的两个家庭的故事为线索，突出了“审父”这样一个代际之间的永恒命题。通过“审父”，您想要表达什么？

邵丽：想通过一个人，一个个体，讲述一个困窘的时代。小说出版后，好多熟悉不熟悉的读者通过各种方式留言，有的说写的是他们的父亲母亲，有的说写的是他们。当年《我的生活质量》出版后，也有很多人问，你写的是不是我？我有时候很惶惑，读者被代入是作品的成功吗？我的同龄人有此遭际的不甚少，我们的共同困惑就是不理解自己的父亲母亲。一个家庭往往是母亲一力支撑，父亲怯于担当。我们必须把父亲放在那个时代去审视，才可能找到答案。毋庸讳言，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背负的社会压力更大，稍有不慎就会全家皆输。即使以离婚这种正常的事情而言，男人离婚可能会被认为是道德污点，根本抬不起头来。以此而言，“审父”又何尝不是“识父”？

舒晋瑜：小说中对于何为强大，何为教育，何为爱情，何为孝顺等等问题都有深思，在阅读中很有共鸣。我特别喜欢《金枝》的结尾，感觉真是神来之笔啊！您自己觉得呢？

邵丽：不管经历怎样的黑暗和磨难，最终总会走向“应许之地”。这不是麻木之后的自我陶醉，而是心灵解脱后的一种精神生长。我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带着和解的意愿，也有评论家说我是个阳光型作家。只要你心中想着光就会有光。一个作家，有责任和义务让读者看见这光。

“刚刚过去的事情既像一个伤口，更像是到处游走的内伤，无从安抚。”用《天台上的父亲》中这句话概括阅读后的感受也比较确切

舒晋瑜：《天台上的父亲》中的父亲形象是独特的，同时也是立体的。他被权力伤害过，也喜欢权力。塑造这样的人物，您的切入点是什么？

邵丽：与其说父亲是权力的象征，不如说他是权力的奴役。他已经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被权力绑架，又十分依附权力。失去权力于他而言就是失去了生命的支撑，所以他的活与死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从脱离开权力的那一天，他就成为一具活尸游魂，他上不上天台，死或者活着，已经没有了生活上的意义。

我写这样的父亲，是写别人的父亲，也是写我的父亲。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浮浮沉沉，也在那个时代里与我们渐行渐远。

舒晋瑜：小说中的“父亲”隔膜又熟悉。多数传统家庭中的父亲不太容易让人亲近，是“天台上”的父亲。父亲自杀了，“我”和哥哥妹妹才逐渐接近父亲，了解父亲，在母亲的讲述里，在父亲的记录里。走近父亲，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是您的一种理想或向往吗？

邵丽：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同时更是我最近一直思考的问题。其实就中国而言，父权是传统文化的中心。但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父亲既是真实存在的，又是极具象征性的。他的权威因为过于程式化，实际上反而被虚置了。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或者是权力本身。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所以，一方面是父亲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但父亲对子女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不计的：如果说母亲决定你做人方式的话，父亲决定你的格局和视野；母亲决定你怎么走，父亲决定你能走多远。

非常悲哀的是，我们认识父亲往往都是从他死后开始的。我写这篇小说的目的，的确是想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

舒晋瑜：《天台上的父亲》中的父亲和哥哥都有抑郁症。现代人的精神疾病越来越多，您写作之前是否对抑郁症有些了解，还是只作为一种叙述背景？

邵丽：毋庸讳言，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给人类带来各种方便，同时也带来焦虑和不安，我觉得每一个人，甚至我自己都有抑郁症，而且很多年了。但是对这个病症的了解还真说不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无厘头的病。

在作品中，邵丽回望父辈，塑造出个性鲜明而又不同以往的“父亲”和“母亲”形象，并以此为坐标勾连起家庭往事，将人物命运置于历史洪流之中加以展现。

再回头看这些作品，邵丽仿佛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那些故事是怎么来的？我又是怎么捕捉到它们的？她说，也许这才是小说的真谛，与其说它是一个故事，毋宁说它是一种情绪，一种世道。当细细地打量着这些作品的时候，她真正懂得了自己做过什么，以及，今后将如何做

舒晋瑜：近几年，您的小说涉及家族、关乎父母亲的故事特别多，《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金枝》，涵盖了长中短各种体裁。为什么您如此热衷于写父亲？写“我”的父亲和父亲以外的父亲，给您带来了什么？

邵丽：写父亲主要是想写我的家族，把父亲的历史讲清楚了，我的家族历史也就梳理得差不多了。对于我的家族，我一直都有“触碰”的欲望，而且这种欲望随着对我的家族逐步深入了解，越来越强烈。我家族历史的重要节点，恰恰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衔接处。如您所知，三四十年代是一个犬牙交错、血雨腥风的时代；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封闭的年代；而八九十年代，又是一个开放的年代。把我的家族，我的自红军长征就参加革命的祖、父辈和他们的后代们，放在这个时间和历史框架内来打量，您就知道其中的分量了。祖辈和父辈在革命的洪流里浮浮沉沉，我们的家族在政治运动中几起几落，那种感受成为我生命中最难以忘却的记忆。写父亲，让我重新回到了家族之中，不仅仅是历史之中，也是情感之中，命运之中。我觉得我又重新活了一次，而且活得特别清醒纯粹。

舒晋瑜：父子、母女、婆媳、夫妻……种种关系在您的小说中纠缠不清。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评价您的小说“所有故事都出于水和堤岸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在写作中得到缓解和释放了吗？

邵丽：的确如此，我的写作过程既是思考的过程，也是反思的过程。在打量别人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打量自己。如果你与自己和解了，就与所有人都和解了。

舒晋瑜：林鸽的老公会算命，《天台上的父亲》中“我”遗传了母亲的“迷信”，您的小说中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您觉得呢？

邵丽：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状态，为什么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家最后都皈依宗教，这个问题需要深思。比如我在《金枝》里写到的一个细节，父亲去世后他的灵魂在他百岁的老姑身上“附体”。隔着几百里的距离，久不开口的老妇，像是看见了什么，突然能代替魂魄尚在弥留之间游离的侄子说话。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到底如何理解这种灵异事件？我觉得挺纠结的。

舒晋瑜：评论家程德培注意到：邵丽的小说擅长家庭婚姻的叙事伦理，最近以来更强调代际之间的情感纠葛及个人的教育成长的反省，注重语境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影响——您认同吗？如果认同，能否谈谈您创作以来小说的风格变化？这一变化是基于什么？

邵丽：如果说一定要给我的小说创作分阶段的话，我觉得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我刚刚走入作家队伍的时候，喜欢写那些虚无缥缈的小情小感，离真实的生活很远，以《迷离》和《寂寞的汤丹》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在我挂职锻炼之后，就是评论家们所谓的“挂职系列”小说，离现实非常非常之近，以《刘万福案件》和《第四十圈》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父亲去世之后，我对家族历史的梳理，以《糖果》和《金枝》为代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你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和反思你的历史和现实，接受生活对你的最终安排。

舒晋瑜：《黄河故事》中采用虚实并用的手法，通过为父亲寻找墓地的线索，呈现出一个既普通又伟大的父亲形象。小说结尾令人意外，又似乎是预料之中，父亲被妻子逼上了“跳河自尽”的绝路。这是必然的结局吗？

邵丽：这个我觉得是必然的，丰满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那种张力，是不可调和的。父亲的死不仅仅是肉体消亡，还是理想的破灭。在一个极度封闭的社会里，一个人不仅是向上的空间，向外的空间也被彻底挤压了。除了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舒晋瑜：或跳河，或跳楼，在您的小说中，父亲的结局多非正常死亡。这里有什么隐喻吗？

邵丽：没错，看起来最终是两个父亲都死了，而且都是死于与现实的不可调和。但这两个父亲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天台上的父亲》里的父亲因为离开权力体系之后有一种失重感，他已经找不到生活的目的和方向。他已经被格式化，不能重新回到社会中过普通人的日子了。所以他除了死，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办法可以化解开他心中的忧郁。而《黄河故事》里的父亲，从来没有走到过他想去的地方，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好厨子。但在那种逼仄的环境里，他的梦想看起来既可笑又可怜。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绽放，就是当三轮车夫给人送菜的时候，在路边一个小饭店死乞白赖地当了一次大厨。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饭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所以，他的死看起来更令人伤悲，他是一个真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至于说到隐喻，我觉得至少这两起死亡不是偶然的，它有着质的规定性和执着的方向，而决定这一切的，除了环境之外，也有一个人的取舍问题，即“性格决定命运”。

舒晋瑜：故事讲述的是小人物，琐碎平凡却真实可信，背景却是时代风云，城乡变迁，以开阔的大手法讲述细密的中国故事，引人入胜。地域是否一直隐秘地折射在您的故事中？

邵丽：尽管我的故事有着很强的地域性，但是我确实没有刻意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写的父亲既是“这一个”，也是“那一个”。

她只是一个用心写作、用力写作的作家。邵丽最大的希望就是成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作家

舒晋瑜：文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邵丽：文学过去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爱好，现在几乎就是我的命。我二十出头时生下女儿，当时觉得抚育女儿就是我的使命。可女儿渐渐长大，我也慢慢明白，她有她的人生，我也有我的，任何人的人生都不能被他人取代。上面已经说过，生活中我是个十分笨拙的人，没有别的技能，也没有别的嗜好，跟人聊天都能翻车。自从大学毕业后，再也没有去过电影院。我有密集恐惧症，看见人多心里就发憷。我唯一的爱好和娱乐就是在家看书，写点东西。写作就是我对这个世界和人生的告白，也是我私人情感的外溢。除了这点事，我别无所求。

舒晋瑜：我发现您对自己的创作非常自信，曾说过“我生命的长度就是我写作的长度”。您的自信来自什么？

邵丽：我觉得我有话要说，有很多话要说。我没有“写作”的功利，只有“说”的需求。一息尚存，我都会坚持说下去。那未必是拿给别人看的，只是我想告慰自己，我来了，我说了，我尽力了。

舒晋瑜：回顾几十年的文学创作，能否梳理一下自己的写作轨迹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邵丽：我个人的经验，写作的过程是一个走向自己内心的过程。越开放，你对内心的张望越热切，因为你的参照系更博大，更深邃。开始是你找故事，后来是那些故事找你。它们拥挤在你周围窃窃私语，拼命挤进你的生活里，直到你跟它们融为一体。

舒晋瑜：您的写作张力很大，既有对外部世界、国家民族的关怀，也有内心生活的描摹（如《糖果儿》）。写到一定程度，很容易有模式化或同质化的现象，但对您来说好像不存在这一问题。

邵丽：那看你是用什么在“写”，如果是用手写，雷同是很难避免的，毕竟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如果用心去写就不一样了，呈现出的不是故事，而是真情，真情是不可复制的。一个作家的诚意、态度和温度，是会被读者切实感受到的。

舒晋瑜：对于题材的把握尽在股掌，写作技巧更不在话下。那么，是否写作对您来说已游刃有余？还存在瓶颈吗？如果有，是什么？

邵丽：不能说是游刃有余，我还差得太多太多。越写越觉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去寂寂无名，写得好坏影响都不大。现在会有很多双眼睛盯着，写不好真无法交代。说起来无技巧就是大技巧，那是对于真正懂得技巧的人而言。对于我来说，可能现在还没摸着技巧的门。我不缺生活积累，也不缺观察和判断能力，只要给我时间我就能写。我的瓶颈就在于事先谋篇布局的太欠缺，致使叙述上缺乏支撑。写作很简单，写好不容易。

舒晋瑜：大家常说文如其人。您认同吗？您觉得自己是怎样的女人，又是怎样的作家？

邵丽：文如其人，我觉得确实如此。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也用简单的方式待人。我的作品也带着我的简单和直接。至于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作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用心写作的作家，一个用力写作的作家。

舒晋瑜：您有偶像吗？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作家？

邵丽：我的偶像太多啦，我觉得所有好的作家都是我的偶像，包括一些现在我所熟悉的作家，总是觉得人家怎么那么会写呢！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成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作家。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