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帝”之黄帝时代至汉武帝执政时期司马迁亲身经历的历史，是《史记》的记述对象。《史记》对这一长久历史进程中的多种文化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和说明，除了人文现象，还包括自然现象，其中多有其他史学论着不予关注的信息。例如，先秦两汉文献已经出现关于人和其他动物皮肤汗腺分泌液体—— “汗”的相关知识的记载。
《史记》有关“汗”的文字，也是生理史、劳作史和盐史的宝贵资料。《尚书》《春秋》和《春秋》三传以及《国语》等先秦史籍均未见“汗”字，《逸周书·太子晋》有“汝声清汗”之语，研究者多以为“汗”字衍讹（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31页）。即使“汗”字不误，也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汗”明显不同；而与《史记》大致同时成书的多数汉代文献也并未出现“汗”字。比照这一情形，可以认识司马迁考察历史的视角和理解历史的心怀。
一、“汗马之劳”和“马汗之力”
在正常情况下，“汗”是辛苦劳作的身体表现。《史记·晋世家》有这样的记述，晋文公重耳流亡时始终追随他的“贱臣壶叔”，在晋文公执政后颁赏功臣时有所抱怨：“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晋文公回答道：“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其中说到根据功劳“受上赏”“受次赏”“复受次赏”等的等级差异。所谓“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是“以力事我”即为效忠君主而付出艰辛的表现。这里虽然“汗马”连说，但一如通常语言习惯，所谓“汗马之劳”是说大臣“以力事我”的艰苦付出。
汉代“功劳”制度，规定了“上赏”“次赏”“复次赏”的标尺。《史记·萧相国世家》中有关于汉初刘邦与其战友和属下分享胜利果实的故事。“论功行封”，同时又出现“争功”的现象。“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于是引起了刘邦属下的普遍不满。“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于是有“猎狗”“猎人”的比喻：“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这里，“汗马之劳”是诸将自以为“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其“功”在“上”的依据，然而开明的政治家则认为“汗马之劳”只相当于“复受次赏”的等级。
公孙弘病重，“自以为无功而封，位至丞相”，有“佐明主填抚国家”，促使人们遵循“臣子之道”的责任，然而时遇淮南王、衡山王谋反，认为“宰相奉职不称”，如果病死，“无以塞责”，于是上书请求辞职。《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述了公孙弘如下一段话：“今臣弘罢驽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这里所谓“汗马之劳”，也被看作“擢”“封”的基本条件。
与“汗马之劳”语义相近，司马迁笔下又有所谓“马汗之力”。《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载，越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原之国争锋。“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面对越国的威胁，齐威王使人说越王，希望越军“转攻楚”，建议策动韩国和魏国合力攻楚：“二晋之事越也，不至于覆军杀将，马汗之力不效。”又说：“王所待于晋者，非有马汗之力也，又非可与合军连和也，将待之以分楚众也。”
“马汗之力”与“汗马之劳”相同，虽然有醒目的“马”字，但只是借“马”为喻，其实说的都是军人们克服艰险而付出的辛劳。
陶彩绘舞马，唐，故宫博物院藏
二、“流汗相属”：底层士卒的艰险苦难
起初，唐蒙经营西南夷，政策颇有严酷偏执之失，引起了巴蜀地方民众的恐慌。汉武帝令司马相如前往解释，告知是地方行政失误，并非朝廷本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喻告巴蜀民”的文字内容，其中写道：“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
司马相如的文句生动，说处于战争紧张局势下的“边郡”军人，遇有敌情则奋勇赴敌，“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其中“流汗”二字，读来平易，却具体而细致地形容了底层士卒艰险苦难的生活。司马迁《史记》的引录保留了“流汗”字样，成为中国文献典籍中出现“流汗”一语的最早实例。这是史家保留的在战争环境中底层士兵生活场景和个人表现的极其真切的文化记忆。
曾有史家高度肯定司马迁《史记》的“国民思想”和“人民性”。尚钺写道：司马迁“在少年时代”“就接触了广大人民群众”，“他注意到社会的发展和下层人物的动态”，“体会到了人民群众的痛苦及其对历史的巨大作用”（《尚氏中国古代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87页）。翦伯赞说，“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历史上的社会的每一个侧面”，“投射到社会的每一个阶级”（《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中国青年》1951年总第57期）。侯外庐指出：“司马迁在他的着作中，大量地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司马迁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贡献。”（《司马迁着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有关“边郡之士”面对敌情奋勇赴战之英雄主义精神的表现，所谓“流汗相属”的形容，也可以理解为对“下层人物”、“普通”士兵生活的关注，虽用司马相如语，亦可体现司马迁的社会“眼光”和史学着作“史无前例的贡献”。
读《史记》中载录的司马相如“喻告巴蜀民”的文字，应当注意司马迁也曾奉命前往西南方向行进，深入“边郡”多民族杂居地区的经历，即“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有“巴、蜀以南”和“邛、笮、昆明”的行旅实践，以及“接触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体验，对于司马相如笔下有关这一地方民众生活的文字记录，应当是有切身感受的。
三、“汗出”的异常表现之一：
心理学现象
由于受高度紧张等精神因素的影响，神经冲动从大脑皮层通过交感神经传递到身体的各部位，从而促进汗腺分泌活动的增强，往往也会有“汗出”的表现。
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周勃由于对于司法和财政事务的生疏，不能回答汉文帝的询问，作为丞相，不知“天下一岁决狱几何”，不知“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于是心怀“愧”意，以致“汗出沾背”。
《史记》中的“汗出沾背”，是对紧张惶恐状态的真实而生动的描绘。“汗出沾背”作为心理学观察的表象，《史记》的记述可能是最早的。
古代文献所见和“汗出沾背”相关的表现，有《韩诗外传》卷一〇：“孟尝君赧然，汗出至踵。”而与所谓“汗出沾背”颇为接近的体征表现，后世史书或写作“汗流浃背”。这一说法仍然存留在现代汉语中。《后汉书·皇后纪下·献帝伏皇后》写道：曹操专权，议郎赵彦只因曾为汉献帝分析时政，即被杀害，“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有一次，曹操因事入见汉献帝。“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面对这一直率的表态，曹操大惊“失色”，恭敬辞退。汉家制度，三公如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曹操退下，“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汗流浃背”一语，又见于《隋书·卢思道传》《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下》《宋史·丰稷传》等。
有必要说明的是，《后汉书》中曹操面对危机“顾左右，汗流浃背”的情节，不见于《三国志》。
四、“汗出”的异常表现之二：
病理学现象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关于诊疗病历的记录。其中具体病理的表现，多有涉及“汗”者。
如“齐王太后病”，“病得之流汗出?。?者，去衣而汗曦也”。又如，“得之汗出伏地”，“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气阴”，“病得之流汗数出”，“蹴鞠，要蹷寒，汗出多，即呕血”等。这里所谓的“流汗”“汗出”，都是患者症状的记录。
齐国中御府一位名叫信的长官患病，症状包括与“暑汗”有关的现象。而医家在治疗过程中，也有与“汗”相关的现象发生：“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告曰：‘热病气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已则热。’信曰：‘唯，然！往冬时，为王使于楚，至莒县阳周水，而莒桥梁颇坏，信则揽车辕未欲渡也，马惊，即堕，信身入水中，几死，吏即来救信，出之水中，衣尽濡，有间而身寒，已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臣意即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淳于意诊断，“暑汗，脉少衰”病状的原因是“当浴流水而寒甚”。果然，“齐中御府长信”，“冬时”渡河，“马惊”车堕，“身入水中”，险些溺死，致使“身寒，已热如火”。于是淳于意“为之液汤火齐逐热”，疗效显着，“一饮汗尽”，再饮即退烧，三饮则病愈。
“齐中御府长信病”的因由是交通事故，“莒桥梁颇坏”，“马惊，即堕，信身入水中，几死”。病状包括“暑汗”，治疗中可见“一饮汗尽”。在发病与痊愈诸现象中，都有与“汗”相关的记录。
《扁鹊仓公列传》中有关“太仓公”的部分，有学者认为是褚少孙补述的。但即便如此，也可以反映汉时的医学理念。据《史记会注考证》滕惟寅引《素问》：“黄帝问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可见，“汗”是判断病症的重要体征。
五、“汗血马”的故事
上文说到“汗马之劳”和“马汗之力”语言的使用情况，体现出了古人对“汗马”“马汗”的熟悉。这使我们想到《战国策·楚策四》记载的汗明与春申君的对话，其中说到盐运程序中骥“服盐车”，“白汗交流”的情形：“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借骥“服盐车”比喻“士不遇”者，又见于《韩诗外传》卷七、贾谊《吊屈原赋》、《盐铁论·讼贤》《盐铁论·利议》《说苑·杂言》、《焦氏易林》之《夬·井》和《艮·夬》、《论衡·状留》等。称骥“服盐车”“挽盐车”“引盐车”，或骥“罢盐车”“疲盐车”“穷盐车”。
《史记·乐书》中有关于西域宝马的记述：“沾赤汗兮沫流赭。”这里说的是产于西域大宛的“汗血马”。“神马”“赤汗”，体现了对马匹“赤汗”的特殊关注。
关于大宛“汗血马”的早期信息，可能来自张骞对西域国家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观察。《史记·大宛列传》写道：“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着，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曰天马子。’”据《大宛列传》记述，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维护其实和汉武帝谋求西北优良马种有关。“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有关特殊“马”种之特殊“汗”色的信息，令汉朝的最高统治者瞩目“西北”。“天马”西来，所谓“径千里，循东道”（《汉书·礼乐志》），所经行的正是张骞使团“凿空”（《史记·大宛列传》）的路径。追求“天马”与开发草原战争的交通动力直接相关，而“天马”远来的汉武帝时代，也正是当政者积极开拓中西交通并取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当时，据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赂遗赠送，万里相奉”（《汉书·西域传下》）。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锦绣图案中有“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这正体现了当时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胸襟。“天马”实际上已经成为体现这一时代中西交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一种标志性符号。三国魏人阮籍的《咏怀》诗：“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唐人王维的《送刘司直赴安西》诗：“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清人黄遵宪的《香港感怀》诗：“指北黄龙饮，从西天马来。”“汗血”“天马”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体现着以英雄主义为主题的，志向高远、视界雄阔的时代精神。
汉与匈奴军事战局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如陈序经《匈奴史稿》所说：“欧洲有些学者曾经指出，中国的修筑长城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以为中国修筑长城，使匈奴不能向南方发展，后来乃向西方发展。在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匈奴有一部分人到了欧洲，攻击哥特人，攻击罗马帝国，使罗马帝国趋于衰亡。”“长城的主要作用是防守，当然，做好了防守同时也为进攻做好准备。长城不一定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主因，然长城之于罗马帝国的衰亡，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天马来兮从西极”（《史记·乐书》），这一影响世界史走向的马种引进，作为中国畜牧业进步的表现，通过《史记》的记述，可知与人们对马的汗腺的观察有密切关系。这也是生物发展进程中很有意思的迹象。
《史记》中所谓“大宛”“千里马”“沾赤汗兮沫流赭”，裴骃《集解》引录应劭的解释说：“大宛马汗血沾濡也，流沫如赭。”“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膊出，如血，号一日千里。”所谓“沾濡”“流沫”“汗从前肩膊出如血”，都是通过细致观察而获得的知识。有英国学者说，“在佛尔哈那地方自古产有英译亦称‘汗血’的马种”。谢成侠说：“汗血英译名为Swented blood。”又指出，英译“汗血”之说“还是根据中国历史才有这样的论据”（谢成侠：《中国养马史》（修订版），农业出版社1991年，第73页），而“中国历史”最早的记述，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
六、“挥汗成雨”：城市史的记忆
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和文化进步的突出表现。《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说齐王语，涉及齐都临淄的繁荣：“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这是关于战国城市史的一段非常着名的记述。
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战国策·齐策一》。杨宽《战国史》（增订本）写道：“在各国的国都中，以齐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规模为最大，也最繁华。”又说，“有人曾这样描写临淄的繁荣情况……”，随后引了“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段话。关于“挥汗如雨”，杨宽写道：“大家一挥汗就好像下雨一般。”引文的出处，杨宽注为“《战国策·齐策一》《史记·苏秦列传》”（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王育民《中国人口史》也采取了这种方式注明这段引文的来源（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页）看来，他们并不因有人认为《战国策》的成书早于《史记》，就否认司马谈和司马迁对这段文字的着作权。
关于《战国策》和《史记》的关系，金德建说：“班固说司马迁作《史记》时曾采《战国策》，但是《史记》中却并没有提起过《战国策》的名目。《史记》中记述了许多司马迁所见过的书，何况这是曾经采用过的呢！”他又指出：“不过《战国策》的名称乃刘向所定（见刘向《战国策序》），在较前的《史记》时候，当然还没有产生。”他还分析道：“如是便得发生一个问题：司马迁所见过的《战国策》，在当时叫什么名称？依我的假设，即《蒯通书》。”金德建进而指出：“蒯通齐国人，所以《战国策》中纪事亦以齐为多。”（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28页、第331页）现在看来，无论金德建的“假设”—— 《战国策》为《蒯通书》，或者《战国策》另有作者是否成立，如果我们承认司马迁“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创造性功绩，如果我们注意到他对于苏秦事迹的态度：“世言苏秦多异”，“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史记·苏秦列传》），即强调撰写《苏秦列传》时进行过梳理甄别的工作，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再创作，那么，我们将《史记》中“挥汗成雨”之说看作司马迁对于“汗”的历史记忆的重视，想来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本文原载《月读》2020年第1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