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往那去，井里出事了！”

快走到井口的李南被升井逃生的掘进组工友叫住。卸完煤返回井里的车工于海行至矿道半路，听到煤矿出事后，立马丢下车往外跑，他成了所在班组唯一的幸存者。

1月12日16时30分许，陕西省神木市百吉矿业李家沟煤矿发生井下冒顶事故。当班入井矿工共87人，66人安全升井，21人被困并遇难。1月13日，神木市政府通报称，截至2019年1月13日12时35分，遇难的21名矿工遗体全部升井。

李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救援队第一次下井没成功，直到第二天快天亮时才找到最后被困的两名矿工遗体。《新京报》引述参与救援矿工的话称，施救现场漆黑一片，戴着头灯仍看不清矿井内的情况，全凭感觉施救。一位现场目击救援的煤矿工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升井的遗体“黑乎乎的，衣服都没了”。

据官方发布，1月14日，神木公安局对百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张某某、李家沟煤矿矿长胡某某、安全矿长王某某、生产矿长牟某某、总工程师屠某某、掘进队队长张某某6人刑事拘留，并冻结企业银行账户。目前，事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遇难者均为外包人员

此次发生井下冒顶事故的李家沟煤矿，地处陕西榆林神木市小寨村，属于百吉矿业。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经营范围包括煤炭开采和销售。百吉矿业股东共有三人，分别是张增峰、宋光平和张德锁，其中张德锁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2016年12月底，根据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核定，李家沟煤矿的年生产能力为90万吨，属中型矿井。

冒顶，指矿井在开采过程中发生的上部矿岩层塌落现象。是由于开采后原先平衡的矿山压力遭到破坏，因此多发生在顶板，也就是煤层上方岩层来压期间。

冒顶事故是煤矿五大灾害之一，在所有事故中占比达到60%以上，伤亡人数占40%左右。理论上讲，煤层厚度越厚，事故发生频率越高。而李家沟煤矿煤层的平均厚度为4. 2m，根据《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对薄煤层、中厚煤层、厚煤层和特厚煤层的界定，属于厚煤层。

陕西鲁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百吉项目部生产技术部部长秦培建在当地调研后发现，李家沟煤矿所在的神府煤田，大部分区域的煤层都埋藏较浅，基岩薄，平均采高达4.2m，上覆较厚的松散层。他通过分析李家沟煤矿发现，这种大采高、薄基岩煤层的矿压规律不同于普通采场，来压期间有明显的顶板台阶下沉现象。

前述分析见于秦培建2018年4月发表在《内蒙古煤炭经济》上的论文。该论文开篇即明：调研为指导生产提供了比较完善、准确的资料。也就是说，在本次事故之前，李家沟煤矿的主要管理公司陕西鲁泰，曾派专人对煤矿的工作面承压情况进行分析，以便在安全管理上做出更好的应对。

此前，2017年8月，陕西秦安煤矿安全评价公司曾对李家沟煤矿做过一次安全评价。报告指出，该矿为低瓦斯矿井，开采煤层属Ⅰ类容易自燃煤层，煤尘具有爆炸危险性。

2014年5月25日，山东济宁的鲁泰控股与百吉矿业签订掘进业务托管协议，百吉矿业被鲁泰控股全面托管。随后，陕西鲁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多名鲁泰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陕西鲁泰为山东鲁泰的子公司，类似于山东鲁泰在陕西的项目部。在陕西，鲁泰控股还托管了陕西府谷煤化集团亿隆煤矿。《中国新闻周刊》获悉，根据托管协议，煤矿所有权属于百吉矿业，鲁泰方面主要负责综合采煤作业、工人管理，以及机修、电工、锅炉等辅助作业。

此次遇难的矿工并非鲁泰的员工，而是来自外包工程队。多名鲁泰员工表示，这些外包工程队成员大都是陕西本地人，鲁泰的员工与外包队分开管理，平时也少有交集。此次发生冒顶事故的作业面在右边，而鲁泰综采作业面在左边，两者相隔一两千米。事故发生后，安全升井的矿工很大一部分是鲁泰的员工。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遇难者名单显示，此次遇难的21名矿工，除1人来自山东外，其余都是陕西人。陕西矿工中9人来自陕西西乡县，最年轻的年仅25岁。遗体停放在神木西沙殡仪馆和大柳塔殡仪馆。遇难者家属则被分散安置在宾馆里。

此次遇难的21人，均为外包队连采组早班组员，事故发生后仅一人侥幸逃生。多位矿区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井下有三个工作面同时开工，分别为掘进、连采和综采。每个工作面分早班和晚班两个班组。其中掘进、连采属于同一个外包队，老板为一位姓陈的陕西西乡人。井下人员构成复杂，“连开铲车的也是承包出去的。”

所谓连采，是指由连续采煤机和锚杆钻机交替进行掘进和支护作业；综采则是指煤矿综合机械化采煤，一般由采煤机开采，再通过皮带将煤输送至地面。

在李家沟煤矿，综采作业由鲁泰公司负责，而掘进和连采则由外包队负责。李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谓掘进作业，就是开路先锋，类似于“老鼠打洞”，目的是给机采作业输送工作面。而综采采不到的地方，连采组会用小型机器进行补采。上述多位矿工亦表示，相比而言，综采作业比较安全，而连采作业则很危险。

危险的采空区

发生矿难的神木市，煤炭资源丰富，已探明煤炭储量500多亿吨。神木煤田勘探范围内，可采和局部可采煤层共8层，单层最大厚度12.02米。煤层近似水平，断层稀少，顶底板稳定，瓦斯含量极小，埋藏浅，不少地区的覆盖仅4~5米，部分地区大面积裸露地面，易于开采。李家沟煤矿采用平硐开拓方法，主平硐深入大山中，长度1800米，主巷道宽阔能走车。矿工们平时从生产调度中心大楼旁的“副平硐”进入矿井工作。

煤矿井下三个工作面彼此间隔较远，井下作业时，煤矿严禁旷工擅自出入非己方作业面。据李南介绍，李家沟煤矿以综采为主，连采组辅助。由于他所在的团队属于外包团队，工作的内容也常多变，“有什么活干什么活，没有煤了就做点清洁、辅助工作。”

李南说，整个百吉矿业，山东来的鲁泰团队好比“正规军”，而他所在的外包队则更像“散兵游勇”。在四五个矿上待过的李南，一直认为百吉矿业是自己待过最有安全感的矿，直到此次冒顶事故发生。多名井下作业的矿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煤矿对矿工管理颇为严格，每次下矿前都要提前半小时开例会，迟到者罚款200元。

下井后，矿里的车和人都安装有定位器，“三检表，灭火器，你缺一样都上不了班”。在李南印象中，陕西有的煤矿连锚杆都没有，而百吉矿业矿锚杆、锚索、挂网、顶板机、喷浆都是全的。在当地矿工中间，也流传着百吉矿业“不挣钱但很安全”的评价。

据李南介绍，巷道呈丁字形，约4米宽，连采组井下作业时使用的采煤机器约2米宽，一般先采完左边再采右边，整个作业是一步步退着采，这样能保证安全。此次发生冒顶事故让李南很意外，多名下井作业的矿工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此前并没有发现异常。

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学院教授李双锁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煤矿冒顶事故的发生一般都会有征兆，但人的认知能力有限，有的征兆可以发现，有的难以发现。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1月12日李家沟煤矿发生冒顶事故时，引发采空区有毒气体溢出。采空区是煤炭开采完留下的空洞，常常充斥着危险易燃的废气，时间长了将会塌陷造成地面沉降。

陕西省煤炭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红星新闻时，称当时接到现场的电话，说事发时矿内一氧化碳浓度很高。李南说，采空区一旦大规模冒顶，犹如大山压顶，挤出的气体像气枪一般。据一些逃生出来的矿工回忆，当时耳朵被气浪震得很疼。

神木地区大规模开矿始自于上世纪80年代，1998年达到高峰，煤矿数量达301家，百吉矿业所处的小寨村，煤炭开采年代较早，采空区较多。

2017年3月，陕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曾下发一份编号为陕安委2017年3号的通知，其中特别指出榆林市应注重预防大面积冒顶引发事故，要检查煤矿是否查明井田范围内及周边采空区悬顶、积水和有毒有害气体等情况，是否按防爆墙标准构筑永久密闭墙，是否建立采空区顶板监测制度，是否建立遇到大冒顶征兆及时停产撤人的制度。

此次发生事故的工作面，铲车和翻斗车可进出，此次罹难的矿工中多位是车工。据多位矿工回忆，往常拉煤的斗车都是在502矿道进出，该矿道属于进风口，空气新鲜，路程也近。而512矿道属于出风口，用于排出各种废气，空气混浊，路程也远。

就在事故发生的一两天前，百吉矿业的屠姓总工程师突然要求司机改由512矿道进车，502矿道出车，违者罚款。矿工卢伟回忆，车工以前有煤才下井，现在不管有没有煤都下井，“空车走512，重车走502，遇到事故，结果车让不开。”

探矿权审批受质疑

2010年4月2日，陕西省发改委批复了李家沟煤矿项目。工业场地选在阴沟沟谷滩地上，采用平硐开拓方式，中央并列式通风，达到设计能力时装备1个综采工作面。井下采用胶带输送机运输煤炭，辅助运输采用无轨胶轮车，生产原煤通过公路外运。项目总投资2.82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0.85亿元由百吉矿业以企业自有资金解决，其余1.97亿元申请银行贷款。

《新京报》调查发现，该煤矿的发起探矿时间为2007年12月5日。而这个时间之前，原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部)曾出台规定，暂停受理煤炭探矿权申请。而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在2007年6月27日，将包括该项目在内的4个探矿权项目，作为2004年2月19日以前正式受理的项目，向国土资源部申请按遗留问题，由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按协议出让处置，并获同意。

就此问题，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曾于2013年做出情况说明，仍以“遗留问题”为理由解释探矿权的申请。并表示已经找不到2004年以前受理的探矿权相关材料。

有媒体质疑其探矿权审批有走“绿色通道”之嫌。中央巡视组在2017年6月8日的反馈里提到，陕西矿产资源探矿、开采、经营及国有公司增资扩股的腐败问题“还没有揭开盖子”。2018年11月19日，陕西省委第六巡视组向榆林市委反馈巡视情况时，重点提到当地矿产资源领域腐败问题尚未“破题”。

在神木，官员与煤老板间的纠葛由来已久。2015年7月17日，百吉矿业法定代表人由张胜利变更为张德锁。《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启信宝》查询显示，张胜利在多个煤矿担任高管或拥有股份。《中国经营报》2011年的一篇报道称，张胜利牵涉当地大贝峁煤矿百亿矿权纠纷。

2017年，陕西开展煤矿全面安全“体检”专项工作，要求在2017年3月至9月，完成所有煤矿及煤矿上一级公司的“体检”工作，并在10月至12月，由陕西煤监局会同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对隐患突出的企业进行“回头看”。“体检”内容把煤矿分为正常生产煤矿、责令停产停建煤矿、长期停产停建煤矿、列入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退出规划煤矿等几类。

据红星新闻报道，百吉矿业列名于《正常生产建设矿井名单》中。2017年10月31日，陕西省安全监察局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同意百吉矿业等11处煤矿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三年。此前，陕西秦安煤矿安全评价公司曾于2017年下半年为百吉矿业做过一次安全现状评价报告，评价的结果为合格。2018年6月19日，百吉矿业被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认定达到二级安全生产标准。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分为三级。一级的考核评分须在90分以上， 二级考核评分为80分以上，其中井工煤矿的11个单项考核评分均不能低于80分，其中又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通风、地质灾害防治与测量等四个单项权重最高。

粗暴开采带来严重后遗症

地表开裂，院井错位，民居倒塌，家里的墙壁像被人从中间劈开。这样的景象在神木并不罕见。

因早年煤矿的无度开采而形成的地表塌陷，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而在地下，因人为挖掘而形成的“空洞”，使采空区成为矿山生产面临的重大安全问题之一。

早在2008年，就有媒体调查发现，神木县因煤矿开采形成的塌陷区面积足有56.16平方公里。到了2018年，据神木政府统计，这一面积已经达到484平方公里，在10年间扩大近8倍。采煤沉陷区和火烧隐患区压覆煤炭资源约10亿吨，主要分布在大柳塔、中鸡、孙家岔、店塔、永兴、西沟、麻家塔、高家堡、锦界等9个乡镇。此次发生事故的李家沟煤矿就在永兴。

在一份名为《神木县采煤沉陷区和火烧隐患区综合治理试点工作汇报提纲》中，榆林市法制办指出，神木县早期的煤炭开采主要采用资源回收率低、安全可靠性差的“房柱式”或“残柱式”的炮采采煤方法。这种较为落后的开采方式回采率低，造成资源严重浪费。而随着时间推移，残留的煤柱和顶板开始风化，引发煤层上部土岩覆盖层大面积垮塌，地表出现裂缝，残留煤开始自燃，大量有害气体泄露。

神木所在的神府矿区，截至2016年，总共6324平方公里的储煤面积中，采空区就有366平方公里，占到了5.7%，共涉及194个煤矿，19个乡镇，360个自然村和35000余人。截至2016年，塌陷区共损坏房屋4800间，损毁土地130965亩，对公路、铁路、天然气等设施也造成较大损坏和影响。

据专家测算，当煤炭产量在2亿吨左右时，每年会形成80~100平方公里的采空区。而早在2016年，神木县的原煤产量已经“破2”，达到2.15亿吨，约占当年全国原煤总产量的6%，煤炭工业产值实现了810.41亿元。2016年榆林市的GDP，神木就贡献了1/3。一年以后，神木撤县设市，成为陕西省第四个、榆林市首个县级市。

1982年，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一八五队探明，在陕西神木、府谷等78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蕴藏着877亿吨煤。从此开始，地处神府——东胜煤田腹地的神木，开启了近30年“开发矿业，有水快流”的野蛮生长阶段。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三超”现象明显。煤矿为了追逐利益，超过核定生产能力、核定生产强度和核定工作人员组织生产。

据统计，“三超”现象在 2000 年到 2012 年间相当严重。全县地方煤矿核定生产总能力只有1000多万吨/年，而实际生产能力却高达7000多万吨/年。一些核定能力为 6 万吨的小矿，每年实际生产能力可以达到 60 万吨，这种超出核定能力 10 倍的矿井不在少数。

简单粗暴的开采带来的后遗症很快显露。从2009年1月19日至2010年12月28日，神木县因塌陷引发的地震有11次、爆破造成地震的1次、不明原因1次，地震级最高3.3级，最低1.5级，每次地震间隔时间最长5个多月，最短不到1天。专家分析，神木县煤矿采空区较多，地震大都是采空区塌陷导致。

神木市委书记张生平曾对媒体感慨：“面对日益恶化的矿山环境，神木的采煤沉陷区和火烧隐患区治理工作已刻不容缓，必须加快实施。”

2009年3月，神木县政府成立了采煤沉陷区和火灾隐患区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制定了《神木县煤矿采空区和火灾隐患区综合治理实施办法》，确定11个煤矿为先行治理示范试点。7月29日，榆林市也发布了《神府矿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试点示范方案》，方案确定治理时限为2010年至2015年。

据了解，神木将采空区分为两类治理。对于“房柱式”老采空区，覆盖在100米以下的，主要采取露天剥挖与地表生态恢复治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理；覆盖比较厚的重点区域(城镇、公路等)，主要采取充填加固和注浆的方式进行治理。对于机械化综采形成的采空区，需要在开采前对村民进行整体移民搬迁，集中安置。

榆林市原市委书记李金柱表示，就目前国内外治理塌陷的经验，向采空区送入沙石、矸石、膏体等充填材料，以进行地压管理、控制围岩崩落和地表移动，并在形成的充填体上或在其保护下进行回采的采矿技术，是较为成熟、有效地控制地面塌陷的技术。但他也指出，治理的难点在于成本。根据“谁开采、谁受益，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多数煤矿未采用充填技术的主要原因是，充填开采会使每吨煤的生产成本增加50~120元。

神木县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王晓虎说：“充填加固和注浆的方式成本太大，应用不广。”据业内人士此前对媒体透露，采空区治理非常烧钱，投资三五亿元也不算是大项目，以神木锦界镇为例，其在2014年投资4000多万元对300多亩采空区进行注浆治理，平均一亩采空区的治理成本超过了13万元。

托管模式的隐患

本次事故还暴露出托管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煤矿托管作为资源整合的一种常用形式，诞生背景是全国范围内自下而上的煤炭资源整合。

早在2007年，陕西省就批复了《关于榆林市矿产资源整合实施方案的报告》，要求2007年底完成煤资源整合方案。届时，全市地方煤矿数量由389个减少到268个，减少121个，减少31.1%。生产能力由2435万吨/年提高到8054万吨/年，单井规模提高到30.05万吨/年，6万吨/年及以下矿井全部淘汰。

通过整合，神木县的矿井数量也从2000年的236处，降为2009年的148处。

2010年10月，国务院专门发文，在顶层设计上对此做出明确布局，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煤炭资源整合，进行兼并重组。

文件中指出，在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出现了股份制改造、企业重组、以煤置股等多种形式，地方政府对那些难以实现产权转让、但又在安全生产能力不够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的小煤矿，可以将小煤矿托管给技术先进、安全管理有保障的大煤矿进行安全生产。据《中国煤炭网》报道，山东鲁泰控股集团公司的前身是山东鲁泰煤业公司。2013年以前，公司以煤炭为主业，拥有太平煤矿、鹿洼煤矿两个自营矿井。

但是，受煤炭行业整体衰落的影响，太平煤矿连年亏损，人员严重过剩。为了分流富余人员，公司在经过调研后发现，陕西省境内不少重组煤矿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但是缺乏专业的开采团队。于是，鲁泰想到了承包外部生产矿井的“托管”模式。

于是，2013年12月，山东鲁泰在陕西神木注册成立陕西鲁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在产煤大县府谷和神木，开展煤矿托管服务运营，百吉成为它托管的三家企业之一。2018年12月，《济宁日报》专访了陕西鲁泰总经理楚旭峰。他指出，近年来，山东鲁泰控股集团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充分发挥管理、技术、人才优势，大力实施煤矿托管“轻资产”发展模式，陕西的年生产能力已经达到400万吨。

另一组数据表明，自2013年11月以来，鲁泰公司陆续托管陕西省两家煤矿和山东省一家煤矿，共生产煤炭308.9万吨，实现利润2600多万元，分流太平煤矿富余职工418人，年节约人工成本4245万元。

这种托管，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服务外包。在法律关系上，采矿权和所有权仍属于原企业，而经营权被分离出去，授予托管企业。由承托方负责委托方的建设、生产、安全和经营管理。原煤矿业主负责煤炭销售、安全监察和管理、设备大修及大型物资的采购。

理论上，在责任的界定上，承托方要承担企业安全管理责任，原企业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但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龚荒指出，煤矿托管的委托方和受托方皆拥有独立法人资格，谁为安全生产事故负责是很多煤矿托管中争议的问题。在实践中，假借托管转移监管责任的现象比较突出。

而对于百吉公司的安全管理情况，楚旭峰表示，2018年5月，百吉煤矿刚刚顺利通过陕西省煤监局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验收。

多次“体检”未发现问题

根据《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定级办法(试行)》，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共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二级的考核总评分必须在 80 分以上，包括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通风、地质灾害防治与测量等单项考核评分也不能低于80 分。

文件还规定，对于入级的企业，煤矿每月至少要组织1 次全面自查，每年由隶属的煤矿企业开展1 次全面自查(企业和煤矿一体的由煤矿组织)，自查报告要向省级主管部门报送。

入级的煤矿能够享受一定的奖励，如在地方政府因其他煤矿发生事故采取区域政策性停产措施时，原则上不纳入停产范围。

该办法从2017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而早在3个月前，陕西省已经发布了《陕西省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定级实施细则(试行)》，对于入级煤矿的安全检查，要求县级每季度全覆盖检查一次，市级每半年抽查一次，全年抽查比例应不少于50%；省煤管局每年抽查一次，重点抽查三级矿井，全年抽查比例应不少于10%。对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煤矿，应撤销其取得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2017年3月，陕西对全省506处煤矿开展过一次煤矿全面安全“体检”专项工作，内容涉及证照、安全监控、安全生产投入，以及顶板管理等情况。其中，顶板管理对“冒顶”事故的预防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5个月后，在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公布的第三批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名单中，出现了百吉的名字。依据规定，申请评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不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从2018年6月开始，神木市又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煤矿安全检查活动。

6月1日，神木市能源局发布《关于开展2018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活动持续了一个月。6月8日，再次发布《关于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提升活动的通知》，要求全市煤矿范围内开展为期5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活动。活动自6月1日开始，至10月31日结束。

7月13日，市政府印发《神木市煤矿安全生产百日大排查活动工作方案》，方案指出排查要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坚决遏制较大以上煤矿事故发生。活动对全市110处属地安全监管煤矿进行逐矿排查，排查的内容涉及超能力组织生产、托管煤矿承托方安全资质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明确并落实承托方、委托方安全生产责任等问题。

有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检查像在“隔靴搔痒”。

对于煤矿的监管难题，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葛桥军指出，2016年，陕西省煤炭管理专业人员不到总数的20%，人数少任务重，导致煤矿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

李家沟煤矿发生冒顶事故，在当地引发极大震动。

据当地消息，为了深刻涉取此次事故教训，神木市所有民营煤矿停产安检，仅售库存。加上之前工作面停产煤矿，神木停产煤矿数量增至70家之余，何时复工暂未确定。

大量煤矿停产导致供需变化。据榆林煤炭交易中心数据，从1月13日起，榆林市下辖的榆阳区、神木、府谷煤价每吨上涨10~30元。

此次事故过后，李南陷入了焦虑。李南的父亲也是一名矿工，一块掉落的煤石将他砸成半身不遂。李南说他深知下井的可怕。“四面都是石头你无法预料什么时候煤会塌下来。”

今年，李南带着妻女在四五家煤矿间辗转流离，直到来到他认为“很安全”的百吉矿业。

“都说煤矿工挣钱多，可是我们上一天班才有一天钱，并不是每天都能下井，工资也是两三个月才发一次”。

李南说，出了事故，百吉矿业估计要停产一两年，自己又得找下一家煤矿继续干下去。(文中李南、于海、卢伟为化名)

文/胥大伟 霍思伊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