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的武汉雾蒙蒙的，清晨江面上会有零星的船只经过，不知道是哪儿的建筑，每当整点会有敲钟的声音，这钟声让我想起西单电报大楼的钟声；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能听到一次楼下社区的广播，提示大家少外出、外出戴口罩等等……

开始进入日复一日的工作状态，有些机械性的循环。然而，这种看似平静的生活在重症病房是会被轻易打破的，我终于体会到了新冠病人的病情特点：病情变化快，有时候有所好转也可能是病情恶化的前兆。

昨天是白班，早上9点接班，回驻地要下午5点多，考虑到中间不吃不喝，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是未知，所以早上只象征性的喝了一点儿水又尽量多吃了点饭。

听之前几个班的老师说有个病人插管上呼吸机了。对这个叔叔的印象就是比较瘦弱，之前在我的班上情况还好，上了经鼻高流量吸氧，交流无障碍，他还跟我们说：自己当时去了一趟超市，回家后感觉不舒服就住进了方舱医院，后来病情加重便住进了国家队的重症病房，当时还说上了高流量吸氧后，感觉症状缓解了好多。然而今天刚到医院，就听汪主任说插管的病人正在抢救，让我们赶快换防护服进病房。

等我们穿戴整齐进入病房，听说病人的病情较之前平稳了不少，大家松了一口气，开始了常规的护理工作。满满两治疗车的输液以及长长的注射单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

突然听楼道有人说：“插管的病人血压40多啦，快叫大夫！”紧接着，当班的医生便疾步向病房走去。患者的心率血氧一直往下走，心血管内科的汪芳副主任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和医生，在用药维持患者的心率、调整呼吸机的参数，维持患者的血氧。当天的感控老师是曾经呼吸监护室的护士长、现在的大内科护士长齐晓玖老师，本应在病房外休息的她，穿上了防护服加入了战斗，开始手法娴熟地给患者吸痰，这项操作会让空气中产生大量携带病毒的气溶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病房里瞬间充斥着医嘱声、呼吸机的报警声、各种微量泵的调节声，护士站的医生拿着对讲机与留守在病房外的医生交流着患者的化验结果，其他病房的呼叫器也在此起彼伏地响着——这个白班真的像闯关……直到我们下班，抢救依然没有结束。麻醉科的医生已经为患者更换了气管插管，肾内科的毛永辉主任也赶来了，血滤机推进了病房——那是一种替代肾脏、净化血液的机器。抢救一个生命，并不像影视剧中描写得那样惊心动魄。情况尽管危急，但一切都在团队的配合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在死神面前，只有集中精力、沉稳应对，才可能搏出一线生机。

跟下一个班交接后，我们这一组下班了，组里肾内科的刘昕医生因为要协助完成血滤的事，主动留在病房继续工作。回程的班车上，医生们一直在探讨那个患者的病情，汪芳副主任说：我们一起为这个病人祈祷吧……大巴车一瞬间变得安静了。

回到驻地，看到医疗队的微信群发了一封感谢信。是7床的阿姨，她今天出院了。阿姨80多岁，是个老红军，老伴因为感染了新冠在另一个医院接受治疗。阿姨写道：“我今天就要出院了，心里千言万语很难表达，您们是当代最可爱的人。我看不见您们的面容，不知道您们的名字，但如果健康允许，我一定去北京医院看望您们。”我想起每次为阿姨打水、送饭她都会真诚地道谢，每次到她的房间试体温、测血氧时她总会碎碎念的说：“你们真辛苦啊，我看着你们都心疼。”

洗完澡、吃完晚饭，我瘫倒在床上，但并不想睡，我在等一个消息。

晚上11点多，听到隔壁的房门响了，是接我们班的老师回来了！

我微信她：“插管的病人怎么样？”

她回复我：“很平稳，放心！”

一颗悬着的心落地了。

武汉，晚安。

文/郭晓然 (北京医院援鄂医疗队)

约稿编辑/李洁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