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著作颇丰，近期出版有北京历史文化方面的散文新著《北京繁华录》，散文集《北京烟树》也喜获“三毛散文奖”，记者就此采访侯磊，请他讲述创作故事和写作的心路历程。

1983年生人的侯磊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青年作家、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祖上在北京生活了150年以上，从小学到高中始终都没有出东城区北片。他从小生活在胡同里，身边到处是古代建筑，听着老辈儿人聊天，早早就对北京的历史、民俗等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侯磊还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考古，大学时跟随梁伯健先生学习训诂、文字学，毕业后随张卫东先生学习昆曲、诗词吟诵等，不论是学者教授还是乡野黎民，侯磊都愿意以其为师，热衷于四处打听求教关于北京的一切。古称爱好为“游于艺”，这些随身的本事也成为侯磊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

什刹海冰场上的侯磊

直面生老病死

成为写作的源泉之一

侯磊家的祖宅在黑芝麻胡同，1951年搬到北新桥香饵胡同。他现在还住老平房，家里两间南屋，一间西屋，被他形容为“破瓦寒窑”。住院子虽然有诸多不便，但胜在地理位置佳，方便侯磊四下里到处串胡同。

对于从小居住的北新桥，侯磊可以谈到100年前，这些谈资一部分从他的长辈处得来。他爱听带他长大的奶奶讲祖上的故事。胡同里来来往往的人和事，也耳濡目染了他的童年。他从未刻意写生活，生活早已融入了他的内心，因为他就过着这样的日子。

侯磊从小喜欢看书，爱听评书、曲艺、相声、各种戏曲。《杨家将》《小八义》《白眉大侠》，到现在他还能复述剧情。他说学生时代男生最大的乐趣是比赛背《水浒传》人物的别号，最大的梦想是吃一顿“武松餐”：“就是武松打虎前要的5斤酱牛肉，黄酒18碗。现在想想，一斤肉都吃不了。”

侯磊是个爱玩儿的人，年轻时最喜欢到各大寺庙里看石碑，虽然最初顶多读两行半，就忍不住继续游逛去了。侯磊觉得自己爱读碑文是长在北京的缘故。“我小学二年级开始在北京市少年宫练武术，那时候少年宫在景山公园寿皇殿，我们就在大殿前的月台上表演。我一踢腿，鞋就飞了，抬头一眼看见夕阳透过绿油油的树照在宫殿的红墙上。”儿时的目之所及圈定了他成年后的审美，自此绿树、红墙、金顶琉璃瓦、汉白玉栏杆……充盈了他的世界。“我喜欢颐和园的铜牛、雍和宫里的大佛，公园里的古代佛像、雕刻我都近观过，我觉得我从小就对文物有一种‘狂热’的爱。”

2007年大学毕业之后，侯磊当过中学老师，当过各种各样的编辑：报纸编辑、广播电台的文案编辑、图书编辑、杂志编辑……2015年到人民大学文学院读研究生，毕业后到北京文学期刊中心继续当编辑，相对单纯的生活经历，却包含着侯磊走向写作的原因。

侯磊说到了家庭变故。“我们家有过好日子也有过惨日子，落魄的原因特别简单——父母都生病了。”侯磊的母亲是京棉一厂的纺织工、北京纺织机械厂的车工，31岁时确诊患肾炎，自此成了资深病号，那时侯磊才4岁。母亲40岁上下开始在家歇病假，侯磊称为“职业养病”，直至64岁去世。母亲家源于一个充满革命色彩的大家庭，涌现过不少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士，仅仅是听故事和看遗物，都对侯磊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母亲家的亲戚们从没有什么名人后裔的观念，只是教导我不许懒散要勤奋，更不许耍贫嘴、侃大山、说废话，要做个埋头苦干的实干家。”

侯磊父亲腰椎、肋骨都做过手术。他有过一个人开车带父母去不同医院看病的经历，“到一家医院把一个放下，再拉着另一个去另一家医院看不同的科室。看着看着，母亲就变成了骨灰盒，我一边开车送父亲去医院，一边带着母亲的骨灰盒去办后事。”

侯磊说：“家里有病人，不光是钱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氛围的消极，还有永远的不放心，永远担忧未来。”“过了40岁，不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祖辈人几乎都不在了，甚至有个别‘性急’的同学、玩伴都走了，每次想起来都很伤感。”

总是揪着的心，促使侯磊直面生老病死、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本质上我很怕时光的流逝，这是我思考最多最重的一个方面，也成为我写作的一个源泉。”

侯磊于儒福里过街楼

我有创作野心

想在纸上盖北京四合院或一座北京城

文学最初是侯磊逃避的港湾，他想躲开牵绊找到另一个世界，但又感到人生像风筝，飞得再高，那根线一扽还得回去。如此容易破碎的自由，需要一个文学世界来容纳。

侯磊的文学之路起步很早，高中时候就喜欢，大学时开始写作。最初他想从事与旅行、戏曲、传统文化有关的职业，所以写得最多的是文史随笔，发表于《中华遗产》《国家人文历史》等杂志。

在写作过程中，侯磊的思考持续深入。在他看来，散文较小说更有难度，“因为散文比的是内功，小说是灵光乍现。”而写作的挑战会伴随终生。

“我觉得写作肯定是越写越难，因为要不断超越，作家写到一定年头也要给自己找难度。对我而言，有时就是强迫自己写。我在人大文学院读研时，所学的是创造性写作专业，很热衷研究写作的结构、技法等，这是一门值得深挖的手艺。我也有创作‘野心’，想在纸上盖北京四合院或一座北京城。因为不论哪个年代的作者，都值得从自己的视角把北京捋一遍。”

对于侯磊来说，写作本身就是困难和挑战，因为他想写别人没写过、在某领域真有创见的东西。“这真的很难，但是我认为文学最有价值的所在就是填补空白，或者说写得比别人好。这难在没有任何参考，以及没有任何帮助，还有干完以后自己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判断其价值，所以有时像是做实验。”

在网络论坛兴起的年代，一个名为“老北京网”的论坛上，聚起了一批喜欢看古迹、热爱北京文化的人，后来他们纷纷成长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侯磊说自己是其中最笨的，但他和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民间组织“北京园寝遗址调查保护团队”，戏称“北京坟协”。这个组织2012年获得第五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团队”。他们还创办了一本民间杂志，名为《水牌》（即古代驮石碑的赑屃身下的方形石座），“我们实力相当高，能电脑制图，把整个坟地的景象复原。那时我们经常相约开车出游，基本把北京看遍了，还一起去过蒙古国。”

侯磊从小喜欢戏曲，20多岁时还幸运地结识了北方昆曲剧院的张卫东先生。这位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研究者带了侯磊十几年，侯磊跟着他学会了十几出昆曲的唱念，还有几十段单弦。

“张先生是个活古董，他是知行合一的人。他念过《四书》《五经》，现在也经常教授传统经典。很多人刚开始不接受，后来发现这是基础，突然间有一天发现随时能想起几句，这就是把它带在身上了。”

昆曲对于侯磊来说也是傍身之技，有条件就会唱一唱。他甚至建议古典文学出身的朋友要学唱昆曲和诗词古文的吟诵。因为“真得会唱几句，才能明白伤春悲秋”。“李煜的亡国之音‘小楼昨夜又东风’，用的是《虞美人》词牌，其实凡是用它填的词都是悲的。”侯磊认为，人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会唱昆曲的话，古典文学的知识是缺着一块的。

与昆曲老师张卫东于朱家溍先生家留影

能多少留下点儿对于北京的研究

我就没白活

侯磊的多部作品中都带有鲜明的个体印记。在代表作《北京烟树》和新著《北京繁华录》中，他不仅将个人的成长经历、生活感悟与对北京的情感融入其中，还有旧北京的集体记忆和特殊年代的文化表征。

北京是侯磊的故乡，虽然“北京是一座移民城市，是一个刻意造起来的城市，但当几百年后移民无法追溯原故乡的时候，北京就成为了故乡”。在侯磊看来，故乡既然养了我，就要为它做点什么。这不是唱高调，而是他的一个朴素想法。比如他为自己找的另一套活儿：点校整理北京古籍，那真是“费力不讨好还熬人的工作”。侯磊说，自己是用最笨的办法研究北京的历史文化，“这是最实在的事，当有一天我的小说、散文没有意义了，能多少留下点儿对于北京的研究，我也就不白活了。”

但在侯磊的写作中，所谓的情感是藏着的。他会写胡同里的猫猫狗狗，生灵是他情感的一处聚焦。他写过一段“老人与狗”的文字，街坊的一位老人80多岁，老伴儿一和他吵架他就出去遛狗。那只老狗狗龄18，走不动了，他弄一个买菜小车拉着，或者把小车推在台阶下，等狗颤颤巍巍地下台阶。老人身体还行，就是驼背，“我那时候经常看到夕阳下，一个白头发老头弯着腰，推着一只肥肥的塌腰老狗从胡同口一点点蹭回家。”侯磊说，“后来我出差，回来后得知老狗没了。没过几天，老人也走了，连他们家里的一只老猫也死了，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那老太太见天儿哭老伴儿，不停地给老人烧纸。”这是侯磊眼中和心里的胡同街坊。

侯磊写北京不愁题材，“家里那么多亲戚，每人给我一句都够我写的。”大家族既复杂，又有人情温暖，“上学时理论看得多，这些年我就是在拿实践印证理论，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写出有新意的东西。”

“我曾听家里老人说，解放前一大家子住在黑芝麻胡同，后院养猪养鸡。1948年我太爷爷去世，办席把猪杀了。我的一个姑姑就站在桌子上边哭边说：‘爷爷死了，猪也死了，爷爷和猪都死了。’”

侯磊还记得小时候过年，分家后的几十口重聚，乐事也多。他专门写过一篇《我是几姑妈》，讲姑姑姐姐们逗侄子。“她们都是中年妇女了，大多烫着卷花头，我一个姑姑拉住我问：‘我是几姑妈？’”小侯磊瞬间愣住，心说我哪知道啊？你们长得都差不多。侯磊感慨，这样的热闹现在很少了，在世的亲戚很多都八九十岁了，再过多少年，等我老了的时候，就真没有了。

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人生是一个大的故事，由一人繁衍出一群人，再由群归一，就像一张谱牒由一位始祖开枝散叶，又人丁不旺渐渐凋零，完成闭环，就是一个家族的一生。很像人的一生，由少年到成年，再到老年，很多时候我是在表达这样一个过程。”

北京胡同里也有写不完的事，侯磊从小居住的北新桥是贫富相间之地，越往城墙越穷，越往城里越富，他可以写富人，写穷人，写王府大宅门，也写拉洋车的。但他更忧心人的逝去，会带来特别错失的遗憾。

与朋友们一起外出访古

时间和精力有限

深挖北京文化是确定的方向

40岁以后，侯磊深感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何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做更多更好的事？他确定的方向是更注重对北京文化的深挖，未研究过的东西轻易不谈。

《北京繁华录》是侯磊寻找的北京“清明上河图”，“香山、北海、颐和园，每一个小园子少时的我都可以玩上一天。对我，甚至很多北京孩子而言，北京的历史文化和童年和母亲和家庭是一体的。”

深入书写北京，首先是不轻易下结论。侯磊曾经想把中国所有县走一遍。结果数了一遍，发现中国有2800多个县，自己花了好几年才去了几百个，连零头都不够，“所以不敢说中国怎样了，还是写北京吧。”

侯磊写在书里的北京是纸上的北京，但对他而言，北京是立体的，是有色香味的。他谈北京的一切都上溯看本质，甚至用上理工人思维的方式、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更多的是从文学角度，讲与之有关的人性人情。在他的作品中，他不是做研究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他就是里面的信众之一。

“同样写妙峰山，文学讲人性人情。我考虑的可能是古代医学不发达，妇女生病、求子，只能上山拜老娘娘，这是民间俗信。还有好多人在施舍，舍粥舍馒头，借此来积功德。积功德其实是一个集体无意识，所有人是统一的，不信不行。进一步的问题，这个行为到了现代化社会还能否维系？”侯磊说：“包括乡村的舞狮、社戏、打太平鼓，以前是因为村里没有任何娱乐，现在这些地方已经不是村了，变得现代化了，如何来维系这种行为？当然我们都希望传统能够承传下去，但如何承传才是个大问题。”

侯磊写东西偏于现实主义和真情实感，“家里穷过，我爸就给我讲过上地坛公园门外的榆树上摘榆钱儿吃。我母亲是纺织女工，从最早的大厂子，到只剩百余人留守。贫富、人生的机遇、生活的况味都是我观察和写作的题材。”侯磊说自己写老北京的目的就是关注当下的城市生活和城市建设，“所以有时候比如庙会怎么搞，请个专家说两句我也去，这样的事我乐意干，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有用的事情。”

对北京文化的持续探索，成了侯磊想做一生的事业。他说：“北京文化在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大学里跟不上，民间也跟不上。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人不可能什么都懂，研究北京的学者往往是一个人研究一方面，比方说擅长研究婚丧嫁娶，或文物古迹，或香会礼俗等等。这些都是基础，基础掌握了以后，还需要现代学术的意识和思想，用文学形式写出来，这可能是北京学未来的方向。”

在侯磊看来，“北京学是个海洋，文献是看不完的，很多也是看不懂的，还有很多是找不到也看不到的，所以把能干的先干了。另外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是多方面的，所以大家花搭着来，研究能研究的东西，干不完的交给后人，交给专业的人。在这点上，我一点都不焦虑，我是一个绝不内耗的人，而且不闹情绪。”

侯磊的《北京烟树》最近喜获三毛散文奖。对此他开心地表示：“散文为我打开了新世界，后续还有N本关于北京的书要写，我会持续努力写下去，那是我生命的由来以及最为动情的地方。”

供图/侯磊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