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办的电影《小小的我》研讨会在中国电影人之家举行。影片主演易烊千玺在会上做发了发言，全文如下：

我是演员易烊千玺。感谢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艺术》杂志的邀请，很荣幸在这里分享我在电影《小小的我》中的一些创作感悟。

从少年时初涉表演，到如今在银幕上留下了一些脚印，我用自己的身体和情感，去感受一个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借助这些角色，我也得以进入生命中那些最真实、最脆弱、最顽强、也最温暖的部分。

刘春和是我迄今为止工作量最大、也对我影响最深的角色。接到邀约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激动，因为春和虽然肢体受限，但他的内心却无限丰盈，他的灵魂不屈又纯粹。

在开机前，我给自己设定了一段封闭的准备期，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全身心地投入到人物状态的寻中。我查阅了很多关于脑性瘫痪患者的影像资料，翻阅了许多康复治疗相关的书籍，研究人体肌肉的解剖模型，对着镜子反复调整自己的步态、手势、抖动幅度、眼神虚焦等等肢体特征，也结合自己在生活中留意到各种的细节，去寻找符合春和的发声方式。同时，我也与监制导演编剧这些主创们一起，近距离探访了几位患者家庭，捕捉他们生活里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常惯性。在他们或喜或悲、或怨怼或自怜、或绝望或豁然的生命态度里，我曾试着无限次地靠近春和，希望观众可以在我的表演中，看见一个有尊严、有情感、鲜活而立体的生命，而非一个病态的、猎奇的“奇观”。

但准备工作只是基础，并不意味着完成创作。在镜头的审视下，开机后的前两个星期，我几乎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发现即使前期准备再多，我与患者的“日常感”之间，始终存在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如果我连最基础的“外部造型塑造”都没有完成，何谈“内心塑造”的真实性。春和那些微情绪的转变，种种细节需对应的尺度，都应该在既符合生活真实性，又满足创作者的艺术想象中，合理地发展。表演不是炫技，需要反复摸索那些微妙的平衡，我们演员总爱调侃一句话，“大起大落情绪戏并不难，而日常的流水戏最容易露怯”。这种对于生活日常的精准表达，是我身为演员必须追求的。

好在，因为有《小小的我》的电影主创和主演们的信任与互助，让我和刘春和在那个夏天靠得越来越近。整个拍摄期的创作过程中，主创们给了我很大的表演空间和尊重，还有最重要的安全感，让我可以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交给角色，我也开始相信，监视器里的那个人就是刘春和。监制、导演、编剧、摄影师、剪辑师，还有合作的几位演员老师，都有在现场帮助到我如何一步一步进入“刘春和”这个人物。我们有达成共识的时候，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大家都非常有耐心地去尝试各种可能性。因为我们都深知这个故事的挑战难度有多高：我们是为了满足自我的艺术表达而塑造一个集各类冲突与苦难于一身、博眼球的“极端式角色”，还是塑造一个描绘着他们的日常、能为他们正名的“公约数式角色”呢？显然，把淹没在人群里的他们轻轻地捧起，让大家交集的目光越来越平等，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初心。于是，在有限的篇幅里讲好这个“不被看见的公约数”，也是我们在一次次平衡与取舍中，一次次争论与认同中，不断追求的艺术目标。

在映后，当我看到许多脑性瘫痪患者观众说出“电影里春和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我曾经走过的路”的时候，当我看到一些患者小朋友，他在学校的同学因为这部电影不再歧视他，大家一起作伴玩耍的时候。许多那样短暂的瞬间，我都感到无比地幸福。

作为演员，我们的使命不仅是还原一个角色，更是用角色去触碰那些真实的人性，看见生命的无数种可能性。刘春和让我看到，灵魂可以冲破身体的限制，生命自有其重量。我很幸运能遇见他，也很幸运从事演员这项充满创造性的工作。我始终相信，影视作品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雕刻者。《少年的你》对校园暴力的关切，《奇迹·笨小孩》对普通人奋斗的致敬，《小小的我》对边缘人群的温情注视和启发性的思考，每一部作品都让我体会到电影更深层的意义：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引领、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媒介。这种责任不仅仅是对观众的，也是对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的。

我们这一代青年演员，有幸生长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变化的当下，有更多的平台去展现自己，也因此肩负更大的使命——用作品记录、描绘、推动时代，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人民的故事，为更好的文化风貌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让观众在光影中找到共鸣与希望。

最后，我想对所有和我一样怀揣梦想的青年演员说：表演是一份需要敬畏和坚持的事业。在这条路上，我们会遇到无数挑战，会偶尔停滞不前，怀疑自己，但，心怀信念，坚定去走，前方一定会出现路，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希望我们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用角色让更多人感受到电影的温度和力量。

演员的成长离不开时代的信任与观众的认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定自己的脚步，通过作品去回馈每一份信任和认可。

谢谢大家。

发言稿来源/电影艺术杂志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