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中国发展了两千多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可以说，不了解儒家思想，就难以理解中国社会。《儒家思想》一书对儒家思想的内涵和发展作了清晰扼要的梳理，我们借此可以对儒家思想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作者还特别探讨了女性与儒学的关系，肯定了女性对于促进家庭和谐的作用。该书邀请到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干春松作序推荐。

【作者简介】

作者

丹尼尔·K. 加德纳 美国史密斯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前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史。撰写大量关于中国儒家和新儒家传统的著作，包括《学做圣人：朱氏论语选集》（1990）、《朱熹读论语：正典、评注和儒家传统》（2003）和《“四书”：后期儒家传统的基本教义》（2007）。

序言作者

干春松 1965年生，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哲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儒家思想、近现代哲学、中国政治哲学等。著有《制度儒学》（2006）、《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2012）、《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2012）、《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2015）、《理想的国度：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2023）、《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2023）等。

【内容简介】

要了解中国，首先要了解儒家思想。孔子的学说最早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后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伦理。本书对儒家思想主要哲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清晰扼要的梳理，展示了它们在两千六百年来，对国家治理、科举考试、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深远影响。全书聚焦于孔子的两个关键的哲学主题：如何成就君子，如何求得善治，借此探讨了儒家思想在后世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实践的。

【正文赏读】

儒家在中国的兴起

孔子召集了一群忠实的门徒，并不意味着他的教义立即赢得了普遍认可。在周朝所谓的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前403—前221）那动荡不已的数百年，很多思想家带着各不相同的主张，致力于解决各自的当务之急。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墨家（墨子的追随者）和名家的教义均在探讨：怎样才算是有道明君？如何才能治国有方？国与民的理想关系是什么？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曾经的统一、稳定和繁荣？个人对家庭、族群和国家有何责任？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如何？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思想家都对所有这些事项给予同等的重视。但这些就是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所盛行的所谓“诸子百家”日夜思考之事。激烈的学术论争是这几个世纪的标志，代表不同学派的思想家争相劝说国君和知识界相信他们自己的教义才是真知灼见。虽然在这几个世纪里，儒家有几位杰出代表特别活跃，其中最著名的是孟子（前4世纪）和荀子（前3世纪），但仍须谨记，这一时期，儒家学说并未得到比其他思想家的教义更多的青睐。

这种情况在公元前2世纪发生了变化，汉朝（前202—222）的统治者越来越支持儒家的学说。然而在汉朝初兴之时，这些学说的前景并非一片光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对儒家充满鄙夷。司马迁写于公元前1世纪的《史记》中提到，此人早期还未统治江山时，曾对儒家学说充满敌意：“许多人头戴儒生的帽子来见他，沛公就立刻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在里边撒尿。和人谈话的时候，动不动就破口大骂。” 

然而在建立汉朝之后，刘邦（此时已是高祖皇帝，前 202—前195年在位）最终发现，软化态度才是便宜之策。他的首席顾问陆贾在觐见他时，反复敦促他参照重要典籍《诗经》和《尚书》中儒家学说的治国之道。一日，皇帝显然厌烦了陆贾过于频繁的劝谏，他粗鲁地答道：“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诗经》《尚书》！” 陆贾不屈不挠，显然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回答说：

您在马上可以取得天下，难道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秦王朝［汉朝所取代的短命朝代，以其严酷著称］也是一味使用严酷刑法而不知变更，最后导致自己的灭亡。假使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公元前 221年］实行仁义之道，效法先圣，那么，陛下您又怎么能取得天下呢？

汉高祖来了兴趣，请陆贾著书（《新语》）阐明这些思想。司马迁写道：“每写完一篇就上奏给皇帝，高帝没有不称赞的，左右群臣也是一齐山呼‘万岁’。” 

不过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汉武帝（前 141—前 87年在位）长期统治期间，儒家学者才总算能够明确倡导该学派的学说，并在朝堂上给予儒家以特权地位，这种地位（尽管时有起伏）一直保持到20世纪初期。由于大臣们纷纷敦促尊崇儒家，废黜当时另外两派，即道家和法家的学说，武帝于公元前 141年下令解职所有非儒家的官员，特别是倾向于法家之人。几年后，公元前136年，他制定了“五经博士”的制度，五经博士是指精通五部著作的专家，即儒家学者开始视为典籍的《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和《春秋》。这些饱学之士靠五经的教诲和原则来辅佐皇帝。公元前124年，同一群饱学之士成为新近成立的太学的教员。 在那里表现很好的学生，即因精通五经中的一部或多部典籍而通过考试之人，可以获得政府官方机构的任命。

这些步骤的重要意义不可估量，第六章还会详细谈到这一点。从这时起，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华帝国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统治者依靠儒家学说的指导，并经由它来获得正统地位，还通过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考试来招募官僚。此外，由于儒家思想在治国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中华帝国的教育也专注于对儒家著作的掌握。为官能够获得显赫声望和经济回报，但凡负担得起学费的人，都会努力掌握那些典籍，从而通过考试、获得官职。男孩从六七岁起就被寄予厚望，潜心学习记诵宣扬儒家价值的启蒙读本，随后研读儒家经典。结果是，几乎每一个中国读书人都被儒家学说所教育和社会化，在中华帝国1912年终结前的一千年里尤其如此。因此，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不仅是官员，还有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艺术家、书法家、史家、学者、教师，乃至少数知识女性，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儒家经典所体现的信念和理想的陶染。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