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北京的道路上从最早的自行车成群到如今的私家车遍地，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一直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从铁喇叭、木指挥棒、跑步上勤、沟通靠吼，到如今电子眼、执法记录仪、幽默执法……路上车越来越多，道路也越来越有秩序，这一切离不开一代代首都交通警察的辛勤与汗水。

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73岁的老交警臧仲元，以及被称为“德云社毕业的”的年轻交警敖翔，听他们讲述70年来，首都交警的那些故事。

指挥靠手 沟通靠吼 出勤靠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交通大队正式成立。越来越多的交通警察出现在马路上，维持道路秩序。

带着“感觉马路上交警特精神、有威严”的崇拜与幻想，1965年，臧仲元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公安系统的警察招聘考试，成为北京公安学校第十八期学员。在学校就读期间，他不仅写了许多文章，而且还到交通管理处分队学习有关交警指挥的技术。毕业后，臧仲元被分到北新桥交通中队，正式成为一名交通警察。

“当时的交通工作环境十分简陋，大家也比较辛苦。”臧仲元回忆道，在60年代，大多数马路上都还没有画线，路上基本也都是自行车、公共汽车和运输车，很少有出租车，私家车更是不存在。“自行车就属于高档消费品了。”

因为工作需要，那时交警平时都必须住单位，到了执勤的时间，就跑步到岗位上，只有个别路远的交警，才能骑着自行车去。

交警的装备也不像如今这般先进。除了统一的制服，白上衣、蓝裤子，每人执勤都只带着两件装备——左边腰间挂着铁喇叭，右边挂着指挥棒。“指挥棒是用柳木做的，半斤重，约半米长。喇叭是铁皮做的，有个拢音的效果。”臧仲元说。

那时在街道上，交通岗位的指挥都是靠人工，市民也都能看得懂交警的指挥手势。有红绿灯的路口，也是民警在操控台上进行手动调控。遇到有人违规的时候，铁喇叭就派上了用场。“那位戴帽子的同志，红灯请停车线外等一下！”臧仲元回忆，一般交警拿喇叭一喊，对方都会停下来，否则就被民警叫到路边进行纠正教育并填表登记，问题严重的还有可能进行扣车处理。

骑车带人、走快车道、闯红灯等行为，都是交警纠正交通违规行为的重点。而大部分市民都很遵守交通规则，“那时如果有人违反交规了，交通管理部门还会通报他的单位，谁都不愿意在单位被通报批评。”臧仲元说道。

同时，在那个信息传输还不迅速的年代，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交通法规，交警还会定期深入管片单位或居委会给市民上交通安全课。

“罚款，我先帮您补上！”

1980年左右，按有关规定，北京对于路面上的违章行为开始罚款。在平均工资只有40元左右的当时，违章后有的就要交2元钱的罚款。

“大家对于违章的处罚都是接受和理解的，但也有真的生活困难的，他骑车带人被你拦下来了，一听说要罚钱，当时就哭了。”面对这样的情况，臧仲元说该教育还是要教育，该罚的也不能违反规定私自给免了。“有一次对一个违章人进行处理，那个人带钱不够，最后我给他掏了2块钱，帮他交上，后来对方还给送回来了。这种即依法又带人情味的方式，也对他们起到教育的效果。”

后来在臧仲元执勤时，又遇到了一个“愣头青”，面对交警的处罚，他不以为然地耍无赖。就在这时，之前臧仲元帮忙交钱的人恰好路过，看到这一幕立刻冲了上来，朝着“愣头青”就说，“民警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那么不懂事！”

“你把老百姓像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就会拿你当亲人。”臧仲元说。

 在一个深秋的下午，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市民纷纷奔跑躲雨。正在岗上指挥的臧仲元没带雨衣，但撤勤时间没到，他仍旧坚守在岗位上，冒着雨有条不紊地疏导着交通。

突然，有个人穿着雨衣朝马路中间跑来。臧仲元急忙喊道，“请走人行道，走人行道！”可来人不顾呼喊，跑到臧仲元面前，双手递给他一件雨衣，仰着脸对他说：“警察同志，快把雨衣穿上吧，刚才我从这儿过，看您在雨里浇半天了，别被雨水激坏了。”听了这话，一股暖流瞬间涌上臧仲元心头。

“这件事我一直记着，老百姓对我们的付出是看得见的，你做的好，自然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而我们，只有做好本职工作才是对群众最好的回报！”臧仲元回忆。

交警装备不断更新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国家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经济发展起来，北京市路面交通环境有了很大改善。私家车开始多了起来，骑自行车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路窄车多，交通民警指挥工作越来越辛苦，交通高峰时在一些较大路口，交警一分钟内要做近十个转体动作和手势，但即便如此，道路上的剐蹭事故还是逐渐增多。

1981年，长安街第一次安装了隔离墩，实现机非分离。

与此同时，交警的执勤设备也更为先进——有了摩托班，铁皮喇叭也更新为电喇叭，柳木指挥棒换成了会闪灯的电池指挥棒，对讲机也开始配备使用了。

“见到新装备，民警都高兴极了。对于加强管理的便利多了。”相比之前通信设施不发达，交通状况全靠自己判断，出了情况得派一个人跑回单位请示等情况，臧仲元觉得，这个时期交警的装备越来越先进了。

交通情况复杂了，交通管理的难度也增加了。为了让群众更了解交通法规及其变化，臧仲元和同事就利用下班和公休时间，筹集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图片资料、做成展板，到街面上进行安全宣传教育。

此外，为了提升指挥的科学性，交警们采用“单点定周期”法，就是交警每年都周期性的在不同路口路段对车辆和行人的流量进行严密的调查统计，集中反馈给单位，适时调整勤务时间和警力配备。

那时，交通岗上民警通过一个个手势、一次次转身、调度着街头的交通运行，为了确保百姓的出行安全，臧仲元提出“站岗一分钟，负责六十秒”的标准，凭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把人民当亲人的心，臧仲元获得“首都最佳交通民警”的荣誉称号。1984年，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被评为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模的北京交通警察。

“站岗一分钟，负责六十秒”

到了1997年2月，北京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100万辆，标志着北京正式步入汽车化时代。也就从这一年开始，首都交通管理开启了信息化革命。随着北京交通控制系统的启用、“122”交通报警台的开通，1997年，国内第一条公交专用道也亮相长安街，一切都在朝着科技化管理大步迈进。

2000年，臧仲元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依旧发挥着自己的余热，随时关注交通管理各项重点工作，为交通管理出谋划策。

2014年7月1日，“12345”便民热线正式开通“政法民生专线”，68岁的臧仲元作为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业务专家顾问，再次披挂上阵。

“群众打电话来都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我有多年的交通一线工作经验，我想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臧仲元说。

从热线开通至今的5年多时间，今年已经73岁的臧仲元从未因个人原因请过假，也从未因路远而迟到早退过。臧仲元的家在海淀香山，而“12345”热线的工作地点在亦庄，每天坐公交、转地铁往返就需5个多小时。为能保证按时到岗，他每天都是早晨5点准时从家出发。

每当看到因为自己的工作，帮群众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问题，臧仲元觉得，自己“站岗一分钟，负责六十秒”的初心没有变过。

交通管理与时代同进步

进入新世纪后，全国机动车迅猛增长，交警数字化科技手段也在不断翻新。

2000年，各式电子眼陆续亮相北京繁华路段；

2004年，交警可以使用车载无线网络核查车辆；

2007年，交警有了移动执法车。

2008年从大学毕业的敖翔，正式成为一名交通民警。他曾用诙谐幽默、京腔京韵的问话揭穿司机的连篇谎言，层层抽丝剥茧让涉事司机认错伏法、甘愿受罚，受到广大网友的追捧称赞，被赞为“德云社毕业的”的交警小哥。

刚参加工作时，敖翔的师傅就告诉他，当交警不光要熟悉法条，更要“读懂”这条路，要知道这条路哪里最容易发生事故、早晚高峰是什么时候、发生交通事故后走哪条路更方便，这些都需要提前了解好。

2008年，北京的冬天很冷，早点6点半就要出门执勤的敖翔，往往在骑着车到达执勤地点时，手就已经冻僵了。

那时候，处理违章还都是交警手写罚单。一张单子分三层，驾驶员信息、车号车型、违法行为、时间地点等都要一一手写上去，最多的时候一天得写50多张。有时因为民警写字慢，或者写字不好看，也会引起违规驾驶员的不满。

“冬天手冻僵了，字就更不好写了。我处理一名违章的司机，大哥站在我旁边看着我写单子时跟我说，‘你处罚我，我接受，但你把我名字写得太难看了’。”敖翔回忆。

2010年，交通民警开始配备执法记录仪，推进民警执法更精准，2011年，交警罚单改为可以用移动POS机直接打印，让民警出示的处罚意见更规范。

70年来，车越来越多，路面情况越来越复杂，在科技手段不断提升、执法水平不断提高的合力推动下，首都交管部门解决社会交通治理难点问题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从路口到路段、从社区到胡同、从医院到学校，北京交警不断聚焦“治堵、治乱、治祸”，将一个个堵点乱点有序治理。老旧小区交通问题、涉牌违法、规范电动自行车行驶秩序、应急交通违法、“僵尸车”等一个个交通重点问题被推动解决。

“说实话，交通管理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我们交通民警工作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但‘站岗一分钟，负责六十秒’的工作标准却从来没的降低过，就像我们北京交警的传家宝一样被一代代继承。”敖翔说。

秉承这种精神，具有时代特色的人性化执法方式也在敖翔这样的年轻人推动下不断创新。他幽默执法方式，每每让群众既信服又叹服，“说着段子就把问题给化解了”。

在敖翔眼里，这也体现了规范执法的深层次内涵，要把写在纸上的“法”，变成活学活用的“理”，运用到每起执法办案中。

实习生 杜娟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叶婉
编辑/张子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