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红楼梦》里的法律文化及所蕴含的古代法的精神总结归纳运用到当下的司法审判实践工作中，并创造性地借助司法裁判的证据链和逻辑学、符号学原理，通过一张张可视化图表和思维导图，展示《红楼梦》里各个看似独立的信息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原“假语存”写就绛珠还泪案真相，也理清自己所审判的案件背后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深圳女高级女法官朱珠，有着30年法律从业经历的同时，也有着近10年的《红楼梦》“情缘”——2021年8月，朱珠的个人专著《朱评红楼之绛珠还泪案》由岳麓书社出版，成为岳麓书社推荐书目；眼下她正在创作《朱评红楼之神女如梦令》。此外，她的《朱评红楼》讲座也成为深圳市、区图书馆、书城、读书会的“抢手货”，听者踊跃。

结缘：从读“红楼”到讲“红楼”到写“红楼”

谈及与《红楼梦》结缘，朱珠说她从小就喜欢阅读《红楼梦》。长大后做了法官，她并没有放弃儿时的这个兴趣。2011年6月，在深圳法院开设的“深圳法官大讲堂”上，她作为第一个走上讲堂的女法官，开讲《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大观园的诗意栖居与人物性格美学》。

两年之后，朱珠再次走上“深圳法官大讲堂”，以《梦里花落知多少——金陵十二钗文化符号》为题讲述红楼文化。2017年4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速裁微课堂上，她又开讲《红楼隔雨相望冷》。 

针对《红楼梦》有隐有见、草蛇灰线、一击两鸣等写作秘法，朱珠借助司法裁判的证据链和逻辑学、符号学原理，通过一张张可视化图表和思维导图，通过证据罗列和缜密的逻辑推演，展示《红楼梦》里各个看似独立的信息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原“假语存”写就红楼真相，写成了《朱评红楼之绛珠还泪案》里。在这本书里，她推出了52张表格与7张思维导图，打破了时空限制，将《红楼梦》与从公元960年宋朝建立至1754年乾隆十九年宋元明清四朝794年恢宏历史进行勾连。在正在创作的《朱评红楼之神女如梦令》中，朱珠运用更多诉讼可视化成果，将《红楼梦》与1643年顺治皇帝登基至1661年逊位出家、1644年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南明建立至1662年南明永历帝殉难两个18年的历史进行联系，对《红楼梦》作与众不同的解读。

影响：《红楼梦》提醒法官对权力要有敬畏

“作为一名法官，《红楼梦》对我职业生涯的帮助首先人文关怀的滋养。风月宝鉴正面的人间百态、洞察人性、揭示世情、文化反思、哲学探索、审美倾注，充满遍历沧桑后的执着、悲悯与人间大爱。”朱珠举例说，赵姨娘是书中最为昏聩粗鄙、狠毒愚蠢的女性形象，但作者刀斧之笔对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记载了其在荣国府中凄凉的生存状态——透过马道婆的视角看到赵姨娘炕上堆着全是些不成样的零碎绸缎湾角，赵姨娘拿这些零碎料做鞋面。这样的笔触，充满着人文关怀。

朱珠坦言，人文关怀对于一个法官是非常必要的。要得到社会与当事人的信任，司法不仅需要公正，也需要温度。在法院工作三十年时间，朱珠从事过刑事、民事、商事、涉外、劳动争议审判和执行工作，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当事人：有当事人在她面前骑上窗台要跳楼，有当事人当着她的面出示53公分长的管制刀具，有当事人袭击她的跟案法警，有当事人带着满装煤气罐要炸办公楼……在这些极端事件的处置过程中，《红楼梦》中人文关怀精神的滋养，让她有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狂妄言行背后的社会边缘人深层心理动因，从而促进了相关事件的妥善解决。

朱珠告诉记者，《红楼梦》还告诉她要对权力有敬畏。王熙凤弄权铁槛寺时声称“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而在致祸抱羞惭之后力诎失人心的局面让其心力交瘁，临终前请求刘姥姥 “求你替我祷告，要用供献的银钱我有”。

数十年如一日的《红楼梦》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气场，给予她抵御外在诱惑与压力的力量。朱珠认为，审判权作为一种权力存在，是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自己只是实施者。作为一名法官应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30年的法院生涯，20年的基层工作经历，她始终坚持自警、自省、自励，因工作实绩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两次。

深圳市中级法院机关党委书记、二级巡视员谢军自2011年起一直关注朱珠的研究成果，对朱珠将《红楼梦》经典阅读与法治文化传播有机结合的努力十分认可。在他看来，这可增强队伍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法治文明薪火。

启示：《红楼梦》的“无讼”思想并不过时

《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文化的集大成者，而在朱珠看来，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文化——像“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王熙凤弄权铁槛寺”“敏探春兴利除宿弊”“判冤决狱平儿行权”等章节，都与执法、司法有关的内容。

朱珠研究《红楼梦》中的法律文化，想借此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彰显《红楼梦》气象万千故事情节背后所蕴含的中国古代法的精神；同时从中找寻建设当下法治中国的历史借鉴。

朱珠介绍，《红楼梦》中的法家代表人物有两个，贾探春和王熙凤。探春“赏罚二柄”的法家实践，在运用到自已舅舅之丧时遭遇到来自赵姨娘和婆子们的挑战，探春最后远嫁，远离故土家人“千里东风一梦遥”；王熙凤为查找一瓶玫瑰露就祭出了连坐、小罪重刑、有罪推定、宁枉毋纵等大招，下令直接将五儿撵出去，就是典型的小罪重刑。朱珠表示，王熙凤这种“法、术、势”的法家实践，自然是人心尽失，最终弄权失败的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而朱珠最欣赏的，是小惠识大体的宝钗，她在包产到户的改革进程中，落实改革让利、推进共同富裕，并致力于建立小政府，提升了大观园中社会治理的水平，让纠纷在升级之前及时化解，无争无讼，也赢得了民心。

“对于已经形成的纠纷，如《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一回金荣对秦钟的名誉侵权案，还有《呆霸王调情遭苦打》一回柳湘莲痛打薛蟠的人身伤害案等，均在敦宗族、和乡里、戒诉讼的框架下得到解决。”   在朱珠看来，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有着对文明、秩序与和谐的追求，有着悠久的“无讼”法律思想。作为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无讼”思想对中国政治文明、社会意识以及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珠认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有两层含意：一是相对于诉讼而言的，通过各种方式调节、调解化解已有的纠纷，使不成讼；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道德教化，将“无讼”的原则与精神融化为民众内心对于和谐和秩序的信念，使之无争无讼。朱珠说，《红楼梦》中的众多故事情节告诉我们，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法治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人现实的社会生活，“无讼”及与之相关的“非讼”、“止讼”的原则、精神并不是否定法治本身，而是在法治力所不逮的社会空间内发挥补缺的作用。

也正基于此，在当前诉讼案件大幅增长的背景下，朱珠以《红楼梦》为社会样本，深入社区开展“天下无讼”专题讲座，助力“无讼社区”的建立，“《红楼梦》里的‘无讼’思想，对今天诉源治理与多元解纷工作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