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孩子从高中迈入大学，家庭教育的重点和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8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2026级新生家长迎来了特殊的“开学第一课”——学校正式成立“家长学堂”，邀请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大学阶段家校协同育人、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青年成长规律等话题展开分享，引导家长重新认识大学阶段的育人逻辑，探索高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新路径。

家校社应站在同一条信息基准线上 建立AI使用能力清单

谈及人工智能时代家校社共育的重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永智表示，人工智能时代，家庭不再是学校育人的“配角”和“帮手”，而是学校难以替代、算法更无法替代的育人主体。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家长学堂”，帮助家长缩小信息差、重塑对人工智能融入教育的认知，意义重大。

他指出，家校协同的本质是“共学”而非“共管”，高校的家校协同不同于中小学，重心必须从“监管”转向“支持”。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升级，高校和家庭需共同守住底线、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在学习中的使用，以系统价值引导、集体社会化体验、情感联结、品格浸润等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共同引导学生驾驭AI，真正培养学生的内驱力，助力他们成长成才。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周光礼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知识传授类教育越来越容易被AI替代，大学教育需要跳出单纯知识学习，更加关注能力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

他认为，人类有三方面能力不会被AI替代：第一是社会情感能力。大学教育需要重视学生社会化成长，尤其要培养同情心，使学生具备体察他人苦难、理解他人处境的能力，避免陷入麻木和冷漠；第二是价值观塑造，核心在于正义感的养成。周光礼提出，应坚持两条底层原则：平等对待所有人，同时遵循补强性原则，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支持；第三是高阶思维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向个体人生发展的领导力。

从“托举”到“放手”，大学家长需要重新理解陪伴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全国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刘云杉认为，进入大学后，孩子面对的是成长而不是成功，而成长本身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必答题。

她指出，中学阶段依靠规则、强执行力、追求零失误的“做题家”思维，并不完全适用于大学复杂的成长环境。一些学生长期习惯于被安排节奏和规划路径，进入大学后容易产生迷茫。

“做题家是用解题替代了解决问题，现在他将学习成为一个行动者。”刘云杉表示，大学阶段真正重要的是让学生面对属于自己的现实问题，学会分析处境、承担责任，并逐渐成为自己人生的行动主体。

谈及大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刘云杉援引钱穆关于学习“四大法宝”的观点，即知识、技能、品格、理想。她认为，知识和技能可以向外习得，而品格需要向内修养，这是大学阶段需要养成，也是最困难的部分。

她表示，品格体现为一个人的基本趣味和道德性情；理想也并非空泛的远大目标，而是脚下道路、眼里光芒和手头事务的结合。“钱穆先生强调，理想的本质是忧和困难，其内心常有忧，其外就必有困难，理想便在他的忧和困之中打开了一条出路。”

对于部分家长习惯采取“托举式”养育方式，刘云杉提出反思。不少家长试图通过高投入为孩子铺设一条平顺透明的成长道路，并寄托较高期待。但过度托举，也可能削弱孩子面对真实世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智力是在各种障碍、困难的挑战面前不断激发一个人的能力和生命能力。”刘云杉认为，家长需要放下对孩子成为“人上人”的期待，转向培养孩子成为“人中人”——懂得通情达理、理解他人、面对现实，相信孩子有能力走好自己的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支持中心主任胡邓进一步从亲子关系角度提醒家长，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拥有独立成长可能的生命个体。

胡邓认为，孩子与父母之间应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而孩子不断成长的过程，也是父母不断学会“被抛弃”的过程。对此，他建议，大学生父母要重新建立与孩子之间的边界，允许孩子拥有不愿告诉家长的小秘密；要学会节制自己的情感，不以爱之名过度介入孩子的人生；同时，要与孩子形成爱的共同体，以无条件的爱和支持陪伴孩子成长。

据了解，中国人民大学“家长学堂”是国内高校中率先开设的家长教育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家长学堂”以大学精神为内核、以真实育人需求为导向，聚焦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发展和家庭教育需求，通过举办主题高端讲座和家校社协同育人学科论坛、开设个性化工作坊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科学的成长观、就业观、成才观，持续凝聚家校社育人共识、形成育人合力，创新高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校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模式。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月朦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