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寻绎夏商
展期：6月13日—10月18日
地点：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近日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开幕的“寻绎夏商”特展集结了国内35家重量级文博单位的文物精品，总计达163件（套）。展览通过系统呈现夏商两代在生业营建、祭祀礼仪、国家治理方面的成就，展现中华文明从古国时代到王朝时代转折期创造的灿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寻绎”一词意为反复探索、推究。夏商周三代，以夏为文明肇始，是华夏早期王朝叙事的源头。探究夏的地理与文化遗存范围及与商之间的联系，成为近年来对河南二里头与殷墟、武汉盘龙城等遗址进行深度发掘的重要课题，代表夏商考古已经进入多学科综合分析进而描述社会发展状况的阶段。本展据此设计的三个单元旨在将这一阶段性成果面向大众集中展示。
绿松石镶金饰件 商代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
网格纹铜鼎 夏朝 二里头夏都博物馆藏
王朝之基起于夏
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各区域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发展，逐步进入古国时代。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地区兼收并蓄、持续崛起，以陶寺、石峁(距今4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两大重要史前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和陕西神木)为代表的区域中心汇聚四方文化因素，开启了以中原为引领的历史进程。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在伊洛河畔崛起。夏王朝的核心文明圈层，始终锚定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中原腹地，也就是今日河南一带，这也是学界界定夏文化的核心地理标尺。夏商两代，王朝国家的物质根基在此奠定。
近10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新发现多个布局严整的网格街区，与洛河以北古城村的壕沟与墙体相结合，说明早期王朝城邑必有复杂的城垣（壕）围护。将这一考查视角扩展到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方城八里桥等10余处夏商城址，考古队相继发现的大型建筑遗存也都存在着不同结构的环壕、城墙及以道路、壕沟或墙体分隔的网格状街区布局，彰显了夏商时期的都邑已经具备明确的空间利用和设计规划。
展览对这一考古成果的叙事从“营建”开始，展墙上展示了研究人员根据都邑遗存绘制的平面布局图，可见以二里头宫城居中的九宫格布局和贯穿南北的中轴线规划。
商代的建筑形式也暗藏在与建筑相关的文字里。从甲骨卜辞中可见，如安、室、宗、向等都带有一个斜坡形的屋顶。据此推测，商代普通建筑的屋顶主要是这种两面坡的形式。
洹北商城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河北岸，为商代中期都城遗址，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是继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都邑遗址。洹北商城呈方城格局，宫城、手工业区、居民区层层递进，陶家营等附属聚落拱卫其外。
同样发掘于安阳市的殷墟遗址以洹河为天然屏障，宫殿宗庙踞小屯东北高台，周环作坊、族邑与墓葬，道路纵横，功能分区清晰。木构宫殿立于巨型夯土台基之上，院落里有预埋的陶水管、石砌明沟组成的排水系统。展陈中有一件陶排水管，为商代晚期制作。并列的一件陶制筒瓦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产物，发掘于陕西芦山峁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瓦实物之一，打破“陶瓦始于西周”的传统观点，重塑上古建筑发展脉络。
从夏代早期城邑的初兴，到二里头开创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制，再到商代都城规制承袭，数百年间，“择中立宫、功能分区、中轴对称”的都邑理念落实于制度，奠定了此后数千年王朝都城的空间范式。由此可见，从古国时代的满天星斗，到王朝时代的月明星稀，先民对“秩序”的追求，最先凝固在他们筑起的城墙与宫室之上。
湘博虎钺 商代 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藏
中原聚合 四方辐射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夏并非封闭孤立的区域文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大区域的古国文明都曾持续向中原输送各自的文化因子，深刻地参与了夏商文明的塑造进程。因此，“寻绎夏商”特展汇聚了来自甘肃、河南、内蒙古、山西、湖北、四川、辽宁等35家重要文博机构的藏品。它们涉及到内蒙古赤峰与辽宁接壤的红山文化、晋南陶寺文化、河南北部的仰韶文化、陕北神木的石峁文化、海岱（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等重要的文明形成来源。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多件玉戈、玉璋发掘自高等级墓葬，是探索夏代礼制与王权的核心实物证据。从展柜中二里头文化标志性礼器玉璋到展墙上玉璋出土范围图，提示我们玉璋所达的地域范围在各种礼制性玉器中最为广泛。它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东起龙山文化，北至石峁文化，西南达三星堆及金沙文化，南到香港，远及越南等地，呈辐射状。玉璋的传播轨迹直观地展现了夏代广域王权国家的影响力，同时说明，这条玉器传播通道已突破夷夏地理界限，串连起连通各大区域的高等级礼器共享体系。
展陈中的文物若按品类划分，呈现出多条聚合关系的脉络，其中尤以“龙脉”最为突出。众所周知，龙可以算作中华文明最持久、最独特的文化符号。红山文化的玉猪龙、C形龙充当先民沟通天地的灵使。至夏代，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形器以2000余片绿松石拼嵌而成。
本次特展中，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所藏商代绿松石镶金饰件备受关注。器身主体以绿松石片镶嵌贴塑，眉毛、眼睛、牙齿、额饰、眉间饰由金箔片装饰而成，绿色的玉石和金色的黄金相互映衬。这是盘龙城首次发现的金玉镶嵌饰品，也是目前年代最早的独体一首双身龙形器，是商代先民精神信仰的重要物证。由于原本附着的漆器或皮革已不存，绿松石片散落在土中，考古人员采取原状保存的方式，以一木盒整体盛装，另配复原件展出。
至商代，龙被铸于青铜礼器之上，与神面纹、鸟纹等交织成神秘威严的纹饰体系。从红山到殷墟，龙的形象在变，但其沟通天地、昭示权威的特性却一脉相承。
因此，梳理与对比来自各地的出土器物，玉器、礼器、陶器、兵器等不同品类遗存处处显露出各大区域文明交融渗透的痕迹，多元文化自四面八方汇聚中原，又辐射四方，推动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的多元古国时代迈向一体王国时代。何为天下？夏商王朝给出了最古老的答案。中原从来不是孤立的中心，而是兼容并蓄的文明枢纽。
兽面纹簋 商代 山西博物院藏
兽面纹铅质建筑构件 商代 河南博物院藏
青铜人面具 商代 三星堆博物馆藏
农为邦本 五谷齐备
夏商两代完成了中国早期农业的历史性跨越。在史前至夏代的漫长发展阶段，中国南北方农耕文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特质。南方农耕区长期以单一水稻种植为核心生产模式，农业结构单一，无法有效抵御洪涝、干旱、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导致族群生存与社会发展的抗风险能力薄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二里头先民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构建起多作物混种的五谷农业体系，粟、黍、稻、麦、菽多元协同种植。从二里头遗址中陆续发现的植物种子看，以农作物的数量为大宗，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五个品种，其中水稻和粟的出土数量最多。
广泛种植多种农作物，因生长周期和抗灾特性不同，可以有效对冲自然灾荒带来的粮食危机，保障都邑人口稳定的粮食供给，从而为二里头广域王权的建立与存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考古学家还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分析夏商家族形态等问题，发现各地理单元内会有不同人群世居其间，这说明跨区域的流动和互动一直在发生。稳定的农业生产使得以二里头为核心的大范围、常态化的跨区域物资、技术与物种交流成为可能，促成各区域部族、方国与二里头王朝保持密切的往来互通。从南北作物的自发交流，到国家的统一调度，体现了王权的统治力。2019年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时庄遗址发掘出土的29座粮仓成为夏代集中储粮的实证。此外，淮阳朱丘寺、荥阳东赵还发现了年代最早的围垣粮仓，表明在广域王国阶段，整个行政体系对物资的吸纳、统筹与集散的强大能力。
农业种植的模式与技术传至商代，从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中可见关于农业的祈愿、管理、种类等方面的内容。青铜器也开始应用于农业活动，虽为数尚少，却开启了金属农具取代石骨农具的漫长历程。以农立国的传统，自此肇始。
带盖铜鼎（最小商代铜鼎）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筒瓦 龙山文化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玉钺 夏朝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
青铜时代 百工兴邦
青铜时代始于夏朝。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迄今已发现各种金属器物100余件，质地有红铜、铅和锡铜合金以及铅铜合金、铅锡铜合金、砷铜合金等。二里头青铜冶炼技术已经明显超出陶寺、王城岗和新砦阶段，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青铜器生产基地。晚夏铜礼器已作为当时社会等级辨识的重要标志。
网格纹铜鼎来自于二里头夏都博物馆，被誉为“华夏第一鼎”。它出土于二里头遗址，虽然只有A4纸大小，却是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是王权礼制萌生的实物见证。展厅里还有一件更小的带盖铜鼎，器物高约5.1厘米、重约50克，出土于河南安阳农行干校一处未成年人墓葬，是国内已知体量最小的商代铜鼎。它或许是古代孩童的玩具，也可能是为早夭孩童制作的丧葬明器，默默诉说着3000多年前父母的不舍。
商代晚期，殷墟形成了以宫庙区为核心，南、西、东三面手工业区环绕的四大生产区域。这些生产区域通过完善的水路和陆路交通网络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运转高效的手工业生产体系。殷墟手工业实行“王室统筹、族邑执行”的双轨管理制度，王室主导宏观管控，族邑负责生产全流程组织，并设专员管理从原料至成品的各环节。族邑聚落兼具生产、居住与丧葬功能，形成 “工、居、葬合一”的复合形态。正是依托于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先民们才创造出发达的物质文明。
山西博物院藏商代神面纹青铜簋展示了高超的“三层花”工艺。器身满饰云雷纹衬底，凸起神面纹，纹上再施纹，是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精细化的典型代表。最特别之处在于，簋的外底部铸有一只似驴似马的神秘动物形象，专家推测这是山西本地军事贵族“丙”族的族徽，揭示了这一族群与商王朝紧密的军事臣属关系。
商代交通以陆路和水路为主，马车和木舟为主要的交通工具。马车是商代贵族出行、田猎、征战的重要仰仗。目前发现的商代车马器以铜质为主，有的具有实用功能，有的则是装饰品。它们令车子显得华美，可直观体现出车主人的社会地位。四通八达的道路、先进的交通工具，为商王朝有效控制都城以外地方提供了保障，也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夏商两代，完成了手工业的制度性变革。四方物产与技术专长向王都汇聚，王室将铸铜、制玉等高技术手工业集中设置在都邑之内，直接管控。商代在此基础上形成规模宏大、分工严密的“百工”制度，产品专供贵族。
礼乐之源 器物藏礼
如果说都城与百工是王朝的“硬实力”，礼乐文明便是夏商凝聚人心、绵延不息的“软实力”。夏商两代，礼乐制度渐趋成熟，进而成为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古人言：器以藏礼，文以承神。夏商时期的青铜礼器、祭祀玉器，从来不是单纯的工艺摆件，而是先民沟通天地、祭祀先祖的神圣媒介，也是区分等级、维系秩序的物化标识。
山东五村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鼓，是迄今所见较早的打击乐器，以泥质红陶烧制，搭配兽皮鼓面，底部预留出音孔，由此可溯源中华礼乐文化的最初形态。
商王和贵族普遍使用礼乐维护统治。在祭祀和战争的推动下，礼乐逐渐合流并上升为国家制度，为后世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青铜礼器成为商代礼乐制度的基石，觚（gū）、爵等酒器按等级成套使用，器物上铸造兽面、夔（kuí）龙等神秘纹饰彰显威仪。
夏商时期，征伐频频。据文献和考古发现，夏王朝可能已经开始在战争前后举行出征、誓师、奖惩等仪式。到了商代逐渐发展出征伐、振旅、献捷、饮至、蒐(sōu)狩（春天打猎）等仪式。在这些仪式中，部分兵器发挥着实用之外的军事权力象征意义，被称为“礼兵器”。
盘龙城遗址李家嘴二号墓出土的青铜钺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早期体量最大的青铜钺，象征着区域最高军事统治权。展中殷墟出土的铜钺和来自湖南博物院的湘博虎钺均属于礼兵器。它们材质精良，工艺考究，尺寸颇为夸张，远大于实用价值。
商人在祭祀仪式上以奏乐、舞蹈欢娱祖先、慰敬神明，在军事活动中凭乐声、舞演整饬队列、壮大军威，体现了礼乐相济的特点，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治理智慧。从新石器时代的陶鼓、陶铃，到二里头的铜铃，再到殷墟的编铙（náo），一部乐器演变史正是礼乐制度走向成熟的音乐见证。乐以和神，礼以定序，礼与乐共同编织起等级与和谐的秩序之网。
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总体视角出发，本次特展将夏商王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推究，聚焦夏商时期早期文明谱系的梳理，努力找寻两个王朝的共性，同时又兼顾了“个性”的展示，以期全方位诠释夏商文明多元一体、四方归心的内涵，再一次凸显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特质。
文/王建南
图源/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