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年度作者、华语青年作家奖得主、《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胡安焉，写作十余年，首部小说集全新问世。早年工作与情感经历、四处辗转游走的生活形态、个人记忆与历史长河中的碎片，在虚构艺术中完成一次次充满决心的精神演绎。

胡安焉有多重身份：写作者、论坛爱好者、自由职业者、快递员。2023年，他因为最后一个身份被看见，快递员出书的标签，让他被媒体迅速纳入“素人写作”的叙事中。但胡安焉警惕于这种叙事，他曾在多次受访时直言，自己在论坛时期就已经写作，曾在黑蓝、豆瓣等网站发布作品。他具有写作者的自觉和慎重，他的“职业写作”被看见不能仅仅归咎于题材之便，事实上，跟许多同类型作品相比，胡安焉的视角、观察、对文字的敏感程度仍更胜一筹。

因此，当读到《夜泳》这本书时，我不会把它当做素人作品去看待，而是看做一位长期写作者交出的小说。

真实自我与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

我在胡安焉的小说里感受到这样一种语调：压低、冷感、反抒情、尖锐地写自己和别人、知识人和打工人的身份互相补足又偶尔打架。那是一种长期生活在压抑环境、被沉重劳动磨损之人常见的语调，也是加缪小说《局外人》开头给人的感觉。

在《局外人》的葬礼部分里，母亲死了，主人公默尔索处理后事。他请假、搭车、抵达养老院、参加葬礼，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作为“儿子”该做的事情。但在真实的自我意识里，默尔索疲惫、倦怠、渴望快快远离人群。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本应该悲伤，真实的自我心理却与社会身份要表演的情感不符。毕飞宇解读《局外人》时说：“在葬礼上，儿子的身体在，‘我’的身体却不在——默尔索从来都不是一个存在者。”这句话精准地诠释了《局外人》葬礼部分的感觉。

胡安焉同样在写真实自我与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写一个人在顺应身份、讨好世界与试图反抗之间的挣扎。在胡安焉笔下，世界以一种赤裸、淤塞、给人压力的面貌呈现。《归途》里，林老板和主人公“我”聊天，最感兴趣的是“我”交过几个女朋友，要带“我”去夜总会开开眼界；《实习生》里，同事举报同事，餐厅的工作环境里凝滞着紧张、计较与潜藏的恶意；《鲸》写到一对情侣：“我正在令她变得痛苦，而她也令我变得痛苦，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

《夜泳》收录的小说可以统称为“劳动故事集”，故事本身并不复杂，胡安焉的特点是他会事无巨细地描写劳动者的生存空间，用白描式的笔法，将其所处的窘迫局面表现出来。小说《南瓜布丁》里，主人公雷文德的租房，位于广州城中村，十来平米，窗外就是隔壁楼的外墙，除了厨房和厕所，还摆了一张铁架双层床、一张带抽屉的写字桌、一把背靠椅，“有点简陋，不一定能让人觉得舒服”。

胡安焉小说里的叙事者“我”，时常是一个对外界的入侵感到敏感的劳动者。一个对权力关系、社会规训和人情社会感到恐惧又置身其中的人。在《弥留》里，叙事者说：“哪怕什么差错都没出，光是恐惧感有时也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在小说《鲸》里，“我从来没有向人坦率地表达过自己，展现于人前的那个我并非真实的我。”“我”童年时遭受过父母多次当众羞辱，父母认为那是教育儿子的方式，无形中却埋下了儿子对外部世界感到不安的隐形种子。

胡安焉写了不少劳动者，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在异乡打工的小职员形象。这一点适合与卡夫卡、罗伯特·瓦尔泽笔下的小职员形象对照。我猜测，胡安焉曾在这两位作家的文本中受益。值得留意的是，胡安焉并未顺着大众预期的套路书写：描摹淳朴善良的农人、勤恳奋斗的打工人，渲染他们的委屈与苦难，这是最容易博得大众同情的写法。胡安焉选择跳出这套叙事。在《臆想集》中，他刻画了一个习惯扮作受害者、转而欺凌更弱者的农民；在短篇小说《雪山上的猴子》里，游客骑马到半途，四个人两匹马停在一片草地上，两名农民拿出数包蚕豆，借喂马为由，暗示游客必须以十五元一包的价格买下。同行游客马霞心生恻隐，觉得农民生计不易，甘愿掏钱，可同行的安东尼认为，这两人正是拿捏住游客的同情心、不愿多生事端的心理，借机收取骑马项目并未提前告知的额外费用，是典型的鸡贼行为。

正是这些细节让书中的小职员、农民、异乡人形象更多元、真实。胡安焉笔下的人物有一层自觉：他们知道自己在表演角色，他们思考着这种表演本身，思考他们在故乡与异乡之间的生疏，他们无法真正彻底融入任何一个集体，在公司和血缘家庭里，他们都是局外人。

他连最尴尬的瞬间都不肯放过

小说家张敦评价胡安焉：“他像个纪录片导演，扛着摄像机跟拍自己的生活，连最尴尬的瞬间都不肯放过。”这是切中肯綮的评语。作者也许不喜欢读者将其小说与纪实相提并论，但在胡安焉的作品里，我所鲜明感受到的是——这些都是他观察世界、进行精神回溯、呈现这一世代平民打工和自由写作者生命图谱的方式。

在非虚构里，他是把自己作为活动的摄影机，用肉身参与来获得叙事在场和重量感。他做快递员、分拣员，看见什么写什么，有读者批评《我在北京送快递》文字浅白、缺乏文学性，但我喜欢这本书的一点，是胡安焉的表达里有一种因真实而产生的幽默感。比如他说，自己之所以写作，是因为写作这件事不花钱。他写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

归根究底，胡安焉是在以一个内向、怀疑、解剖自我和他人的心态，来写作他进入过的种种行业。写作者看似在写公共话题，其实是私人的，只不过那个私我恰好被安放在了大众关心的快递行业。

从《我在北京送快递》到《夜泳》，“自由”都是胡安焉最关心的主题之一。在《送快递》一书的后记，胡安焉解释了他所理解的自由：“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如果一个人文化水平不高，思维并不复杂，从小他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知足常乐，平安就好”，那么哪怕生活在重重限制的环境里，他也不会感到不自由。但如果一个人习得了自由的概念，享受过相对自由的快乐，那么他就很难再回到受困状态而心满意足了。据此胡安焉引出：“其实我想说的自由，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

在收录于小说集《夜泳》的《归途》一篇，胡安焉进一步用一头山羊做喻体，来形容个体深陷不自由但甘于忍耐的状态。他形容这头山羊“好像既逆来顺受，又麻木不仁”，对痛苦和磨难具有惊人的忍耐力。

寻找一个摘下面具的时刻

整部《夜泳》，十篇小说，完成度最高的是同名篇目和《雪山上的猴子》，但一半篇目有习作感觉，并不算成熟。

在早期作品里，胡安焉沉溺于凿一个局部，但他那时尚未建立自己的语言特色，也不会讲故事，他笔下人物的腔调缺乏区分度，都像是一个人在说话，小说在故事层面和思想层面均缺乏亮点。

大约在2015年左右开始，胡安焉在创作上更有风格上的自觉，他的小说开始从局部素描发展为有余韵的故事，反高潮，反读者期待，将刺点时刻融于日常叙事之中。《夜泳》和《雪山上的猴子》值得对比来说，是因为它们都揭示了胡安焉真正作为一位小说作者的风格。

《雪山上的猴子》是一种自我追问。双主角既代表了两种人生观念，也是作者内心的两种声音。胡安焉将自己常年漂泊的体验、在小地方和大城市来回的自我拉扯投射到小说中。从都市前来雪山旅游的情侣，与雪山下谋生的本地青年互相对照。主人公从都市到远方旅游，但他们并不能因此解决各自的问题，在短暂的欢愉后，生活再度暴露出它阻塞艰辛的一面。一个人去到远方，到头来发现没什么不同。

雪山和猴子是这篇小说最核心的意象。雪山洁白空旷，如仙境般美丽，但走到近处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寒冷彻骨，一个都市人生活在雪山附近，不仅要承受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也要面对封闭和未知所带来的不安。猴子攀附冷杉，在冰寒峭壁间觅食。在猴子身上，主人公看见了自己，那是一种长期处于悬崖边缘和不确定性的状态，没有安全的平地，挣扎与摆荡才是常态。胡安焉选取了雪山之旅这样一个看似朝向自由的意境，要写的却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困顿。

《夜泳》写故友重逢，同样是反类型处理。小说分为两大部分：北京篇和洱海篇。前者是“我”与朋友甄重的重逢，后者是“我”对洱海之行的回忆。小说有明显的半自传色彩，“我”辗转不同工作又坚持写作，扮演社会角色又无法停止对真实的追问，这样的形象，仿佛作者心理的投射。“我”与旧友吃饭、散步、骑行、闲聊，看似聊了很多，其实都浮于表面，两个人都比年少时构建了更坚固的保护壳，害怕袒露内心真正脆弱之处。在这篇小说里，胡安焉探讨了成人世界中的边界、区隔与表演状态。恰如上文所说，他笔下的人物迎合外部世界，在乎他人情绪，却又忍不住质疑自我的迎合，质疑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矫饰的时刻。

这种质疑没有走向刻薄，是因为作者不是在居高临下地“只讽刺他人”，而是转向对于自我的审视，化作一种对于自由和真实向前一步的努力。正因如此，胡安焉的小说具有精神洄游的气质，他擅于发现生活的尴尬与言不由衷，为人物寻找一个摘下面具的时刻。

《夜泳》全书，有不少篇幅描述的是个体的困阻时刻，在同名压轴之作结尾，胡安焉选择画上一个自由的尾巴。

这是一个开阔的结尾，在离岸一百多米的岛屿，“我”在夜色中入水，“我的手掌真切地感受到水的阻力，那同时也是我前行的推动力”，“此刻我不再像刚才那么慢条斯理，相反，我拼尽全力地划水、蹬腿，朝着广袤的黑暗水域冲刺。我感觉自己在乘风破浪”。

文/念一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