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甘肃捐监冒赈案事发，皇帝震怒，亲自督办，一批封疆大吏遭到严惩，案件的核心人物是乾隆宠信不疑的世臣王亶望。此案影响甚大，记载甚详，它背后折射出的是乾隆的用人观念，反映了当时官场的真实面貌，也预示了清代盛极而衰的历史走向。

近日，历史纪实新著《盗臣：乾隆四十六年钦办大案纪事》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卜键，原国家清史办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持《清史·边政志》，主编《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等。本书以乾隆朝震动全国的甘肃捐监冒赈案为主线，围绕核心人物王亶望，用近乎“历史侦探”的细密功夫，把一桩二百多年前的巨贪案从故纸堆里完整复原，既让读者看见权力的暗影，也让人在盛世图景下读出制度与人心的裂痕。

深耕档案的“历史侦探之作”

此书有别于一般历史读物的底色，首在它对清宫原始档案的执着开掘。作者历时多年，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内阁题本及《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等一手材料，不凭演义，不靠转述，直接让乾隆皇帝硃笔下的震怒、审讯官的问供、赃单上的数字自己说话。

例如，书中披露的王亶望与兰州知府蒋全迪的往来密札，内容直指捐监改折、捏灾冒赈的具体分工与分赃比例。又比如，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苏四十三起事引发甘肃官仓空虚，清军在搜查中发现账册与实储不符，这份触发全盘彻查的原始奏报，书中按原档格式复现，并附作者勘校说明，让读者仿佛亲临案牍翻检现场。

更难得的是，作者善于在档案缝隙里找破绽。王亶望在初审与复审中的供词数度相左，陈辉祖抄家时“抽换”物品清单与后续追查记录亦有出入。作者将这些矛盾点逐一比对，指出其中可能隐含的包庇、灭迹与信息操控，从而让案情不只是线性的“案发——审结”，而是一幅多方角力、真真假假的动态图景。这样的写法，恰似刑侦推理：线索来自档案，推论立于实证，结论拒绝想当然。

“世臣”光环下的双面人生

王亶望的身份，在清代官场堪称“世臣”样板——其父王师官至山西巡抚，门第显赫，子弟入仕自带信任背书。他本人少年得志，办事干练，乾隆中叶即外放地方，历任知府、道员，升任甘肃布政使、浙江巡抚，一路顺风顺水。

然而本书用档案织成的肖像，却让人看到这名“能吏”的另一面：在甘肃任上，他将原本以实物交纳的捐监制度改为收银“折色”，自定远高于常例的捐额，并与蒋全迪、王燧等心腹结成利益同盟。他们利用甘肃连年报灾的便利，虚报灾情，将赈银大半截留分肥。据书中整理的抄家清单与口供推算，王亶望个人经手侵吞的公款逾三百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甘肃全年财政收入的数倍。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双面操作：一面在账面上完成“捐监纳粮”“赈灾济民”的政绩，一面在私下行贿网络里安插“坐省长随”，使贪腐覆盖省、道、府、州、县五级；而在调任浙江巡抚后，他又捐出养廉银充作公用，主持海塘工程，俨然勤政为民的模范督抚。档案里的硃批常赞其“办事明白”“实心任事”，可见乾隆对他的信任曾达顶点。直到东窗事发，帝王的信任才化作雷霆之怒，这种反差本身，就是乾隆晚期用人与察吏矛盾的缩影。

乾清宫（图源：《故宫建筑之美》 李少白 摄影）

多重维度下的历史镜鉴

本书不止步于讲述个案，而是把王亶望案放在更宽阔的制度与社会背景中解析，形成三个相互交织的维度。

制度维度上，清代捐监本为体恤寒士、充实仓储而设，但在甘肃因财政窘迫与监管松弛，被异化为公开的敛财通道。折色改革看似简化流程，实则切断了实物核验环节，为虚报与挪用大开方便之门。书中以档案里的捐监名册与实收银数对照，显示“十捐九虚”并非夸张。制度一旦缺少刚性约束与独立核查，再好的初衷也会被蛀空。

社会维度上，冒赈的直接受害者是灾民。书中引用地方志与赈灾档册，还原了当时甘肃部分州县灾民在册却未得赈济的情形。一些州县官为配合上级捏灾，甚至逼迫百姓虚报名额，以凑足“受灾”数据来套取赈银。于是，国家的赈灾善政在基层变形为层层盘剥的分肥宴，百姓苦不堪言。这种由上而下的制度性掠夺，比单纯的贪腐更具破坏力。

政治文化维度，本案牵连总督、巡抚、藩司、道府州县官员一百余员，几乎构成一张全省性贪腐网。作者指出，这不是零星的个人失德，而是乾隆晚期官场“上下通同”的生态产物。捐监、采买、工程、进贡等环节皆有可图之利，官员之间长期形成合作与默契，以致查案时竟出现互相包庇、串供灭证的现象。而乾隆在朱批中时而怒斥“丧尽天良”，时而顾虑牵连过广动摇地方治理，显示了皇权在面对系统性腐败时的两难：严惩则伤筋动骨，轻纵则失信于民。

此外，书中还穿插了陈辉祖抽换抄家物资、国泰山东亏空等关联案件，使读者看到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腐败形态虽有差异，却共享相似的制度温床与权力逻辑。这种跨案例比较，增强了论述的厚度与说服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