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学问应当谨慎。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说“做”而不说“研究”呢？每次回答，我都有点犹豫。说大了，没底气，不敢“做”。说小了，不好意思。我一直研究顾颉刚，若说“做”顾颉刚，感觉“做”不了。那上千万字的文字量，光消化就得好久。

现在的人普遍爱说“做”。研究古代文学，就“做”李清照、“做”李白。研究哲学，就“做”黑格尔、“做”康德。“做”得好，可以申请“做”项目甚至“做”大项目。“做”不好，就换个题目重新“做”。作为动词的“做”，是指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做作业、做衣服，无可厚非。然而把“做”用在研究学问上，则另当别论。理工科撇开不论，文史专业里“做”风甚行，仿佛一个个研究对象是泥塑木雕，可以做来做去。“做”的方法也好说，选一个题目，摊开一堆书，按图索骥，直奔材料，文章到此可以“做”成功，至少是自己觉得成功。前人所讲的研究学问优游不迫，变成了天平两端的锱铢必较，掂量之后只剩下3个问题：能不能“做”？可不可以“做”？值不值得“做”？

我理解现在人们说“做某某”，其实就是研究某某之意。口语表达中，“做某某”从无到有，慢慢变成一种习惯表达，大有取代“研究某某”的趋势。日常对话中，习惯成自然，本身是没什么可指责的。只是，“做某某”在学者口中频繁提及，甚至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这其中隐含的思想倾向值得深思。

我没有考据“做”流行开来的来龙去脉。最起码不是所有人都说“做”。我查阅了顾颉刚的文章以及讲稿，顾颉刚一般说的是“治学”与“治史”。他“治”一问题就得自己比较满意才行，如《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这篇经典之作甚是好读，在可读性与学术性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我想这是顾颉刚对材料研究透彻了，心有所感，下笔才深。其实，整个《顾颉刚全集》通读下来也不枯燥，因为他没有为材料而材料、为“做”而“做”，文章透出一股温润的气质。顾颉刚说，研究学问应该从最小的地方做起，“研究的工作仿佛是堆土阜，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层的容积愈扩大……只有一粒一粒地播种，一篑一篑地畚土，把自己看作一个农夫或土工而勤慎将事，才是我的本分的事业。”如果只是为材料而材料，长此翻书下去，最后，研究学问与其他工作毫无二致，机械地“做”来“做”去，自己无感，别人读来也无趣。

研究文史需要中后程发力，研究得好，需要长时间积累。常听到“赶紧做完项目”等话语，言外之意多少有一些赶工期、赶进度的味道，似乎只追求多、快、省，而忘了好，多了急于求成、虚浮急躁的心态，少了庄重深入、沉潜涵泳的情感与功力。研究学问不同于生意，“做”生意可以斤斤计较，研究学问则是复杂的精神活动，不是拨拉算盘就能计算投入产出比。将其功利化、事务化，能否令学问本身有所精进，是要打个问号的。有句话说：“学贵大成不贵小用。大成者参于天地，小用者谋利计功。”

最后，我想引用一首陕西歌谣作结，它原刊于1932年天津《大公报》。“姐姐缝衣缝窟窿，哥哥看书看不通；两人急得满石碰，几乎成了疯先生。不要急来不要慌，慢慢看来慢慢缝。哪有一锨挖成井，哪有一笔画成龙！”学问研究，甚至更多的事情恰如这首歌谣所唱，急不得、躁不得，不是一“做”能了之的。

文/朱洪涛

编辑/刘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