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这座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古都，承载了太多辉煌与传奇。自今年五月中旬以来，“青睐”推出“城之源·都文化”系列京城寻访活动，邀请专家带队，聚焦北京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主题，深入实地探访，从北京地理历史渊源、中轴线周围特色胡同、北京会馆文化三条主线深入，多视角挖掘北京的文化魅力。
倾听历史的声音，感受文化的脉动，记录北京文化遗产中注入的新活力。我们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分享嘉宾和读者对北京历史文化的切实理解与感悟，提升公众对北京文化的传承。“历史悠久，绵延不断，逐步升级”，这句话既为我们概括了北京城的成长历程，也是“青睐”该系列寻访活动追求的方向。
本期带队嘉宾：袁家方，北京城市文化学者，多年从事北京老字号渊源和商业街演变的研究。近年致力于研究北京的会馆文化，出版《北京会馆》等专著。
6月1日下午，“青睐”一行跟随袁家方先生探访长巷——草厂一带分布的北京会馆。烈日当头，年近80的袁家方老师带队走访，穿梭在胡同中，不时驻足讲述，引人入胜。尽管年事已高，袁先生依然保持着对学术的热情和追求，研究北京的会馆文化，他曾经花三个月看了250本书，用坏两台电脑，他直言自己做文章最反对“平地抠饼”，主张每一个观点都要有史料支撑。
多年来，袁家方的研究为认识北京会馆历史打下了最基本的框架，他提供的新视角和新思路得到广泛认可。此行，袁家方先生与“青睐”一同追溯北京会馆传统士人文化的印记和脉络，“青睐”会员对那些少为人知的历史掌故、会馆文化中浓缩的桑梓乡情，赞叹不已。
会馆的分布为什么在崇文门-宣武门-广安门这条线上？
在前门大北照相馆一隅集合完毕，袁家方先生打开侯仁之编著的《北京历史地图集》节选地图，讲述说，从崇文门到宣武门，南沿广渠门、广安门一线，分布着全国各地省府州县的会馆，密密麻麻蜿蜒不断。北京会馆的分布形成了“长巷-草厂”、“校场-琉璃厂”、“烂缦胡同-粉房琉璃街”三大会馆群落，这三大群落中，宣南就占了两个，而且会馆密度明显高于“长巷-草厂”群落，还和名人故居交错在一起。
会馆的分布为什么在崇文门-宣武门-广安门这条线上？袁先生解释说：“举子进京赶考，得先去礼部报到，礼部在今天纪念堂的东边。报完到以后，有人会把举子接到会馆。崇文门-宣武门-广安门这一条线，一是离礼部近，二是离贡院考场近，贡院在今天的中国社科院、长安大戏院一带。明代的内城曾经有会馆分布，到了清初，实行‘满汉分城’，除特许之外，汉族官员和百姓，一律迁居外城。会馆的创建者基本是在京的各地官员，他们在选址上自然也倾向在京城士人聚居的宣南一带，方便与学界名家学习。此外，紧紧依傍着琉璃厂，形成了相互切磋、相互砥砺的风气。”
会馆里住的是赶考的试子，顺天府的举子，“他们要住四到六个月。”袁家方打开了话匣子：“‘臭沟开，举子来’是一句老北京民谚，什么意思？明永乐年间修北京城，大道通衢都修了下水道，北京俗话叫阴沟。每年春季二三月，打开阴沟清积疏浚，以利排污、防汛。这种暗沟打开之后臭气熏天，挖出的淤泥又一时不能运走，堆积路边，又黑又臭，让人步履艰难。‘二月开沟’逢会试之年，又是全国各地举子们进京的时候，正阳门外鲜鱼口臭不可闻，有人曾碰触淤泥病亡。到了夜晚，行路更加艰难，乐平泉先生执掌的同仁堂，在四面城门、街头路口，悬挂印有‘同仁堂’字号的红灯笼，为人们照明指路。举子们长途跋涉到了会馆，又会得到同仁堂送来的‘平安药’，克服水土不服和小病小灾。这‘一灯一药’，我理解为北京对外地来客的最早问候。”
当时的科举考试带动了东单一带的市场经济
袁家方表示，清代是会馆发展的兴盛时期，这是和进京赶考的举子人数直接关联的，从史料记载中贡院的号舍数量可见一斑：道光年间达到1.6万。“进京赶考的举子数，还并不是会试前后进京的总人数。进京举子们随行的，还有他们的家人、童仆等。这么多人在同一时间进入京师，住宿就成了大问题。有钱的举子住贡院胡同附近的状元吉寓，因此每逢春秋二试之年，贡院附近的胡同，家家都腾空房屋，出租给举子们，美其名为‘状元吉寓’。当时，由于住在贡院附近状元吉寓的人数众多，科考这三个月的‘民宿’收入相当可观，这可以说是老年间京城里依托科举考试而生的‘瓦片经济’了。”
甚至举子们的日常消费，也促使东单牌楼一带的百货商店物价比平日要贵30%，有的店铺这两三个月的进项就相当于一年的收入。袁家方笑言：“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的科举考试带动了东单一带的市场经济。”
科举时代的考试录取通知书由礼部发，袁家方说：“朝廷按照路程的远近还要给一定的路费，近的几两，远的几十两，相当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甚至到基层居委会，对于读书赶考的举子都有扶持。”举子进京后，为了“恤寒畯而启后进”，专门服务于科举的会馆便应运而生，且随着清代科举在内容上的丰富，制度上的规范、完备，“乡贡额加广”，参加科举的人数不断增加，会馆进入了鼎盛发展时期。随着各地来北京的考生多，为保证试子们参加考试，省郡州县争相设置会馆。
科举时代，从中央到地方扶持“读书的种子”
家乡在北京没有会馆的举子怎么办？囊中羞涩的穷苦书生怎么办？袁先生坦言，看会馆一定要回到从前，以历史的眼光去看。他讲述说，“考试取士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科举作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制度，有从中央到地方官方的提倡、鼓励、支持和保障，加上全社会的普遍响应，各方互激互励，形成了全社会奋发读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忠为国的氛围。科举时代有句话叫做天下第一等好事是读书，金榜题名、连中三元、父子状元、五子登科，成为人们的向往和追求。”他举例说，陈独秀先生曾经参加过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乡试，他在写于1937年的《实庵自传》中说：“我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谢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我们，她对于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
袁先生说：“我们现在经常说到一个词，读书的种子。过去一个村里，大家看到某个孩子好学，但家里穷上不起私塾，这村子就以公田来资助他读书，这些孩子就相当于‘读书的种子’。因为一旦中举，不但个人命运发生根本的变化，还给家庭、家族、乡里带来荣耀。这荣耀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倘若高中进士，更是声达天庭。由此，科举不仅成了试子个人的人生奋斗，还成了家族、地方共同的奋斗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称为“宾兴”的社会公益组织形式随之出现。“宾兴”出自《周礼》，就是隆重如待宾客一般地将贤能举荐给周王。袁家方告诉大家，在科举时代，“宾兴”一词有多种含义，如代指科举，代指乡试，特指欢送科举生员的礼仪，以及地方财政中预算性科举经费等等。其中，还有专指地方社会资助科考的教育公益基金，并将支持应试、入学、登科的机构也称作宾兴。“科举时代的宾兴名目繁多，比如宾兴田、宾兴会等等，以支持本地的‘读书种子’，现在有的地方还遗存有宾兴馆。”
商业行业会馆与士人会馆有本质不同
有人好奇，北京会馆究竟有多少？袁家方表示北京士人会馆的数量，多年来说法不一。一般而言，大都依据《都门纪略》说法“各省会馆都不下三四百处”。2011年，《北京宣南会馆拾遗》一书提出，北京仅宣南地区就相继存废过722家会馆。“这个数字比之前的资料几乎翻了一倍，是白继增先生历时30多年走街串巷，一个会馆一个会馆调查寻访、一户户测量考辨而得出，包括老门牌号，建筑格局，居住者、发生的故实，特别是对查找未果，无法确定的问题也一一列出，十分有说服力。2014年，白继增与白杰合作研究撰写《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出版，这回，白家父子把研究范围拓展到整个北京会馆的普查，提出北京的会馆数量是908家，其中士人会馆847家，商业行业会馆61家。
“北京的会馆有908家，是个让人信服的数据。”袁家方指出，“我研究老字号、商业街，努力找到每一个历史依据，像都一处的匾是乾隆赐的这个说法，我至今查不到历史记载。做文章我最怕的就是‘据记载’，我尽力要找到据什么史料记载。2019年我开始研究北京会馆，发现现在对会馆的研究依然薄弱。”
从长巷一路向北行走，胡同两边的门店建筑古色古香，渐次错落着银号、染料行旧址，有的修葺一新，有的古朴沧桑。经过一棵姿态挺拔好看的白杨树，不远处的105号就是临汾东馆。向南走，拐进青云胡同，就到了“前庙后馆”建筑格局的颜料会馆，进入其间，一座戏台映入眼帘，池座四周装饰着网络打卡热词。
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条胡同最早叫青云巷8号，梅兰芳在这住了6年，经常在这里跟徐悲鸿、齐白石等名家探讨绘画艺术。“颜料会馆最初叫平遥会馆，后来山西的颜料、桐油商人共同集资把它买了下来，在会馆里集会，说家乡话，吃家乡饭，看家乡戏，祭拜祖先。周边的会馆大多都有400年的历史。”他指着不远处的三里河说，“过去它北起前门外，南到老舍笔下龙须沟，后来河道上建了民宅，近几年腾退完之后，重新还原了600年前水街穿巷的图景。前面叫青云桥的小桥，寓意着平步青云。别看青云胡同这短短的900米，它包含了会馆文化、梨园文化、商贾文化、建筑文化，以及民俗文化。”
有“青睐”会员惊喜地发现了北京胡同里著名的“拐弯抹角”建筑形态。为什么叫拐弯抹角？袁家方说：“两面墙相交的直角处，上面的垛子是尖的，下面的斜面是磨圆了的。这个地方过去养牛马，所以马车在胡同里走，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过往行人和马车的方便，减少直角拐弯导致的碰撞，同时保护房屋不被碰坏，体现了过去民居互利谦让的风貌。”。
穿过青云桥，沿途两岸种着许多国槐，又高又细，不屈不挠地伸向天空。波光里的芦苇荡、大锦鲤、黑天鹅交织出一派田园风光。
漫步其间，袁家方讲述了商业会馆与士人会馆有着本质的不同：“随着士人会馆的出现，后来出现了商业行业会馆。刚才我们参观的颜料会馆，属于商业行业会馆。都叫会馆，两者有何不同？从创建来说，商业会馆是由同乡或同行商人根据营业额所得集资创建；士人会馆的创建，或为官员捐宅，或为官员集资。官员所捐资金来自他们的俸禄，也就是今天的工资；此外，二者所定规矩也可见他们的截然不同。行业会馆规定，会馆是私人会议之所，无论何人不能寄居或暂时借寓。士人会馆，供来京举子住，不考试的时候，进京办公务的官员也可以住。而且，士人会馆不允许商人入住；商业会馆不准官员及文武乡会试公车居住。你不许我，我不许你，泾渭分明。从文化上说，士人会馆所承载的是士人文化；商业会馆所承载的则属于平民文化，或是城市商业文化。所以我们要明白，都叫会馆，但此会馆真的不是彼会馆。”
“车笠之交”与“方观承报德”
浓缩友谊与桑梓之情
经过一片热火朝天的工地，走进南芦草园胡同的荫凉下，袁家方驻足分享浓缩的会馆文化。会馆肇始于明永乐年，兴起于嘉隆间。“刚才我们看到正在重新修建的芜湖会馆，是永乐年间，芜湖人俞谟在京为官时，从路姓人处买得前门外长巷上三条，就是今天的长巷五条7号的一所院落。退休归里时，他把房子交给同乡的京官晋俭等人创建了芜湖会馆。据此可知，芜湖会馆已经存世近500年了。士人会馆承载着人们对家乡和情感的纽带，蕴涵着浓浓的桑梓之情。”
当时即便是普通百姓，也对举子真诚、信任，甚至结下的友谊超越了身份、地位。“车笠之交”的故事就讲述了方观承与沈廷芳、陈镳之间的友谊：“清代举子沈廷芳、陈镳雇了一辆马车到北京赶考，出发后看到一个小男孩跟在后边，停车询问，这个13岁的小男孩叫方观承，因为父亲被流放到齐齐哈尔，每年步行从桐城到齐齐哈尔看望父亲。两个举子决定带上他一起走，到北京分手时还把过冬保暖的衣服给了方观承。20年后，沈廷芳、陈镳分别从云南和广东到北京述职，到了河北省直隶境内，有人专程来迎住他俩，原来，当年的小男孩方观承已经成了直隶布政司。”
在《清代名人轶事》中还记述了“方敏恪轶事”，讲述说安徽桐城方观承上京赶考，到扬州时盘缠用尽，虽有亲戚，但豪门难进，还受了仆役的讥讽奚落。他沿街走到一个卖肉的店铺，饿得头晕眼花，遇到屠户胡老先生的接济，不但酒肴款待，第二天醒来一看，床头还放着给他修补、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临别时，胡老先生给方观承准备好被褥铺盖，还给了他钱。后来，方观承官至直隶布政司，立刻派人去扬州找胡屠户报德，没想到老夫妻已经去世，方观承闻后潸然泪下。
袁家方补充说，过去北京有著名的饭馆汇贤居、广和居，一南一北举子会试来此吃家乡菜，那些菜品也蕴含着浓浓的乡情。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二，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等六大臣会奏废科举折，请立停科举。两天后的1905年9月2日，清廷发布上谕“着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考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戛然而止。为士人服务的会馆，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民国初，定都北京，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云集。一时间，会馆成了来京同乡政、学界人士聚集的“同乡会”。“当时西单形成了‘淮扬菜十二春’，就是12家经营淮扬菜风味的饭馆名字中都带一个‘春’字，比如最有名的淮扬春和同春园。国民政府南迁之后，加上接踵而来的战乱，北京的会馆就慢慢衰落了。”袁家方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关会馆的历史资料和会馆历史文化的专著不断问世。北京会馆得到修复、活化利用，近年来，北京会馆文化更成了一个热门的北京历史文化保护话题，吸引大家不断发掘。”
幽静的胡同深处，听袁家方绘声绘色的讲述，彷佛穿越时空，感受到会馆蕴涵的独特历史韵味。
供图/青睐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