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端午节，在好多地方，基本就变成了一个“粽子节”，仿佛除了吃个粽子，没有别的庆祝方式了。何况我们从小就听说，端午好像是为了纪念屈原（也有人说是纪念伍子胥、曹娥等人物）而发明的。先贤加古文，听着就严肃。大概到了2015年前后，网上甚至出现了一种观点：端午节就不能祝“快乐”，只能祝“安康”。

这种说法能流传，足见如今许多人眼里的端午是多么严肃、庄重。要是古人穿越到今天，看到这幅场景，肯定满脸问号，因为虽然古人过端午确实也纪念屈原，但端午过得欢乐极了。

端午本是辟邪日

中国传统节日，有一大半都是为了“辟邪”创造的。产生于东汉时期的端午恰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那它辟的是什么邪呢？对这个问题，东汉学者的理解已经不一致了。今天我们就按最通行的方法来讲一讲。

一般来说，古人喜欢“阳气”，讨厌“阴气”；喜欢白天，讨厌黑夜。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夏至日白天最长，冬至日夜晚最长。可中国人偏偏觉得“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夏至的白天最久，可是物极必反呀，过了这一天，夜晚就会变长，这就说明夏至憋着坏，不是什么好日子；冬至正相反，象征未来与希望，它最吉利了！

再加上夏至前后气候潮热，害虫和有害微生物滋生，人很容易生病，这更坐实了它的罪过。结果，古人提到夏至前后，很少说这段日子的好话。比方说《齐民要术》引用东汉学者崔寔的《四民月令》，就说这个时间“阳气始亏，阴慝将萌，暖气始盛，蛊蠹并兴”，是“阴阳争，血气散”的凶险阶段。

古人认为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常在夏至附近飘来飘去的农历五月五日也被看作不吉利的另一个代表。

“战国四公子”里的孟尝君田文的父亲叫靖郭君田婴，是齐国的王子兼宰相，在当时属于相当有地位、有文化的人。可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当孟尝君田文的妈妈在五月五日生下这个宝贝儿子的时候，爸爸都吓傻了：这天生的孩子可不能留啊，大伙都说，这个日子不吉利，孩子“将不利其父母”，一定要干掉！

妈妈只好偷着把孟尝君养大。当然，爸爸的观点纯属迷信。史料记载，孟尝君长大以后不仅没有伤害老爸，还大大帮助了老爸的事业。可即使有孟尝君的例子，“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不吉利”这个观念，还是绵延持续了上千年。

古人觉得夏至和五月五日特别“邪”，所以要辟邪，比如采百药、泡兰草澡、挂五彩绳……这些风俗发展到东汉，就形成了五月五日端午节。《后汉书·礼仪志》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艺文类聚》卷四引用东汉应劭《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难”读nuó，是驱鬼辟疫的意思。“温”就是“瘟”。很明显，在东汉时期，学者们提起端午，首先想到的就是辟邪；当时大概也有屈原与端午有关的传说，可它相当不主流。

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有一本叫《续齐谐记》的小说详细讲了屈原和端午的故事。书上说，屈原是五月五日跳江去世的。后来，人们常用竹筒装米（其实也是一种粽子，叫筒粽），扔到江中祭祀屈原。结果有个人这样祭祀的时候，屈原突然大白天显灵了！屈原说，这样祭祀不好，会被蛟龙偷吃。应该用楝树叶包住米，再用五彩绳把它捆住。

宋绍兴刻本《艺文类聚》中抄录了《续齐谐记》讲的这则鬼故事。宋代文学家刘克庄写诗评价：“谁信骚魂千载后，波底垂涎角黍？”

这则故事表面上说屈原，其实处处透着辟邪的味道：楝树的叶子不大，不适合包米，选它就是因为楝树中有苦楝素，能驱虫，在古人看来很辟邪；五彩绳更是刚才讲过的辟邪神器。

何况，粽子本来也是辟邪用的。

粽子：乌龟祭祀的“平替”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用东晋周处（chǔ，就是历史上“除三害”那位）《风土记》说，端午这天一般要：“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名曰菹龟。黏米一名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尚包裹未之象也。龟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无论是乌龟、角粽还是竹筒粽，都是用相对坚硬紧实（古人认为很阳）之物裹住柔软的肉或者米，希望它起到顺应天时、辟邪求安的功效。

大概是寓意太过贴切，晋代以后，粽子常以端午节限定美食的身份出镜。《续齐谐记》里的“屈原”强调粽子一定要用楝叶包，不要用竹筒包。但后世筒粽一路流传，反而是楝叶因其形小，渐渐下了岗。菰、芦、荷、箬竹等大叶植物则接替了包裹粽子的重任。

粽子自古常要裹馅，或以肉，或用果，吃的时候也有蘸糖、煎油等不同方法。也有一些奇怪的粽子，比如南北朝诗人徐君蒨在除夕守岁时吃的粽子居然放了杨梅。要是觉得杨梅不够红，也可以放红木，古称“苏木”。屈大均《广东新语》说，清初广东有一种粽子是“肉粽，置苏木条其中为红心，以竹叶裹者”。粽子裹木头，大概是为了点色吧？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五云溪馆活字印本《玉台新咏》书影

古人也有吃粽子的游戏。记载盛唐故事的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说，那时的长安城盛行用小弓射粽子的游戏。粽子“滑腻而难射”，射它很考验技术，射到几个粽子，就能吃几个。

龙船竞渡——古代的世界杯

粽子好吃，龙舟好玩。周处的《风土记》已经提到晋代端午有“竞渡”风俗。今天大多数人想到龙舟，可能更多是把它看作一种健身项目。而在古代，龙舟竞渡就是当时的世界杯足球赛。

用于竞赛的龙舟往往很贵。盛唐时期的张鷟编写了一本公务员参考书叫《龙筋凤髓判》，里面有一份文件说洛阳需要新造十条端午龙舟，每条造价五百贯。

五百贯是什么概念呢？在当时，假如我想雇人替我服一个月徭役，大约需要半贯钱；哪怕正五品官员的月薪也不过十五六贯。换句话说，一条龙舟抵得上穷苦百姓一千个月的工资，或者正五品官员近三年的正式收入。

划这么贵的船，当然不会是玩玩而已。比赛时，终点处会有一面锦缎旗，这叫“锦标”，往往是鲜红色的。唐代诗人张祜曰：“猩猩血彩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

两岸则是无数的观众。骆宾王《扬州看竞渡序》云：“鼓吹沸于江山，绮罗蔽于云日。”加油的音乐比江声更响，观众的帷幕和天空齐高。

一声号令，选手划得奋力，观众看得激动。有一位唐朝诗人写过《观竞渡》一诗，说：“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

比赛结束，胜者享尽荣光，败方垂头丧气。明人杨嗣昌《武陵竞渡略》记载武陵当地赛完龙舟：“胜者加丰，邻里亲知，踵门称贺。明日结彩于门，开尊演戏，或书对联小令于城门。缚狗悬龟，系芎藭草果诸物，以嘲负者。负者，地方之人，偶过其下，则垂首去，或亲友封致前物，以相谑云。自四月说船，便津津有味，五月划后，或胜或负，谈至八九月间，沾沾未厌也。”

这个话题度，一点不比今天的世界杯逊色吧？很多官员甚至抱怨百姓为了龙舟废了农事。比如元稹（写“曾经沧海难为水”那位）就说：“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一时欢呼罢，三方农事休！”

刘禹锡《竞渡曲》则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一个节日能让人们自发地像云彩一样委积江边，一个个如醉如狂。

不难看出，古人对端午是真的很爱，而且端午过得很好玩。发明端午节的古人们，又是包粽子，又是开宴会，又是吟诗作赋，又是龙舟竞渡的，怎么看怎么都是个快乐的节日。

回到一头的问题，既然过节都过得这样欢乐了，那古代人真的只会在这个日子里互道“安康”吗？虽然古人并没有直接描述过到底应该在端午“互道什么”。不过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在端午节作过一首诗叫《端午三殿宴群臣》，在诗序里他说要“美君臣之相乐”。看起来，即使是古代的皇帝，也很讲究“相乐”的。至于今天的你我嘛，其实，每个人愿意说“快乐”还是“安康”，自用所需就是了。

别把这错当成“自古以来”的习惯就好。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