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W.H.奥登被公认为T.S.艾略特之后现代英语诗歌的又一伟大典范。他的作品既关切历史事件与社会现实，又有对人生与情感的细腻体察，这种无与伦比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深深地根植于诗人自身跌宕传奇的一生：从青年时期蜚声英国文坛，成为“奥登一代”的精神领袖，到战时亲身探访西班牙和中国的战场前线，见证现代世界的分裂与动荡，再到后期往返于美国与欧洲，反思与寻求个体信仰的意义。阅读奥登就意味着在诗歌与生活的对照，时代与个人的交织中去发掘其中的意蕴——焦虑时代，诗人何为？
近期由英国传记作家汉弗莱·卡彭特撰写的权威奥登传记《奥登传：穿越焦虑时代》由明室Lucida推出。在本书中，作者披露了大量有关奥登生平与创作的珍贵材料，包括信件、日记、笔记以及奥登青年时代的未刊诗作，以严谨的研究与平实的叙述，揭示了奥登个人生活的众多细节，以及作为一个时代见证者的传奇经历。通过这部经典传记，我们终于得以拨开奥登繁复深奥的文字，真正进入诗人充溢着丰富情感的心灵世界，从而更好地理解奥登的作品与思想。
1939年1月26日上午，纽约大雪纷飞。入冬以来，这是最冷的一天，哈得孙河面上结了一层浮冰。大约中午时分，有消息传来，巴塞罗那落入了佛朗哥之手，西班牙共和派实际上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正是在这一天，奥登和伊舍伍德抵达了纽约。
“他们站在风雪之中，”伊舍伍德回忆道，想起了他和奥登是如何抬头仰望“法国人制造的手持自由火炬的女巨人”，“她此刻全然没有欢迎新来者的姿态，反而看上去令人惊恐；印第安佬小岛上的高塔也让人害怕……你可以感觉到这地方伴随新世界绷紧的神经而颤动，肆意炫耀着它粗犷的钢筋裸体。我们在这里是美国人——并且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成为美国人……别自以为是地用你们的欧洲传统打量我们——我们知道它们把你们搞得一团糟。要么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要么坐下班船滚回去……是离开还是留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少块肉。我们不做任何承诺。在这儿，你们得靠自己。”
事实上，他们并非完全孤立无援。那时，埃丽卡·曼和克劳斯·曼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在他们抵达时，姐弟俩到检疫船上与他们碰了面。伊舍伍德很快就与去年夏天在纽约结识的男友有了交往。随后，奥登和伊舍伍德找到了一个临时落脚点，在第23号大街与列克星敦大道交会处的乔治·华盛顿酒店，那里为长住的客人提供了相对便宜的房间。他们开始接触在去年7月那次旅行中认识的人，不久便通过这些熟人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其中就有纽约市芭蕾舞团创始人林肯·柯尔斯坦，他也是斯蒂芬·斯彭德的朋友。奥登形容柯尔斯坦“有时候会让人觉得生人勿近，但其实是非常好的人”。通过曼一家人，奥登渐渐认识了一些来自纳粹德国的流亡者，比如在美国教书的沃尔夫冈·苛勒。苛勒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先驱人物，奥登称之为“我见过的最伟大的人之一”。然而，正因为奥登的朋友中有许多流亡者，这似乎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纽约对新来者并不友善的一面。“据说这城市有一千万个灵魂，”他在来此地几个星期后的一首诗中写道——
有人住豪宅公寓，有人住陋室窝棚：
我们却没地方安身，亲爱的，我们却没地方安身。
我们有过祖国，我们曾以为它奉行公义，
查看地图你就会找到它的位置：
我们现在回不去，亲爱的，我们现在回不去。
这首诗被《纽约客》相中，刊登在1939年4月那一期上。
奥登在美国文坛早已广为人知。兰登书屋出版了他所有作品的美国版，尽管这些书的销量明显低于英国版，但那时候他的诗歌在美国，尤其是在大学生群体中，已经有了一小部分的拥趸。例如，20世纪30年代末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年轻诗人威廉·梅雷迪思将奥登描述为“我们的诗人，我们这一代的诗人”。同样，这一时期在哈佛大学念书的安东尼·赫克特称他为“一个‘偶像’人物”，“相较于其他人，我们更珍视他的作品，是俄耳甫斯式的，晦涩而朦胧”。纽约作家德尔莫尔·施瓦茨在1939年的一篇评价奥登的文章中宣称：“事实仍然如此，奥登浑然天成的才华是无与伦比的。”与此同时，诗人理查德·埃伯哈特写道：“奥登来到美国的意义，与艾略特离开美国的事件一样重要。”然而，文学界的赞誉并不足以为奥登提供生计，他不得不寻找写作以外的谋生方式。到美国后不久，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表示很期待能得到教师岗位的工作。他解释说，他计划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他和伊舍伍德在去年秋天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打算了），而深入了解美国的最佳办法莫过于花一两年时间在各个学校任教。“我并没有指望在公立学校或州立学校谋得教职，”他对采访者说，“但我希望能够在私立学校找到一些短期的岗位，哪个地方都没关系。”在此期间，他和伊舍伍德主要靠给自由派杂志供稿勉强度日。奥登找到了《国家》杂志社，主动提出要为他们撰写书评，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他与《新共和》和《常识》也形成了类似的合作关系。除了书评文章，这些杂志，以及其他一些杂志，开始刊登他的诗歌作品。他把这些新诗的打印稿寄给在英国的多兹夫人，拜托她转交给伦敦的编辑们。“你千万别压着这些稿子。要是这样就糟了，”他对多兹太太说，“无论手头还有多少，都递送给合适的期刊吧。”
这些新诗的风格，可以用其中一首诗里的短语加以概括——“极为平和”。自从去年秋天奥登做出离开英国的决定以来，这种暴风雨过后的平静之感就一直弥漫在他的诗歌语言里。有几首新诗，与去年秋冬之际他在布鲁塞尔写的多数诗一样，都关注作家们的生活与品性，以及他们在为自己找到恰当角色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成败。两首新诗——《马修·阿诺德》和《伏尔泰在费尔内》，灵感来自奥登正在撰写评论的书籍。其中，最优秀的新诗，无疑是那首以W.B.叶芝溘然辞世（逝于1939年1月）为题材的诗作。
在20世纪30年代，尽管叶芝对奥登的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奥登却并没有对他表现出足够的敬意。他在写这首诗的同时，还写了一篇以法庭审判的形式呈现的讣文——《公众与已故的叶芝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公诉方提出了不少充满敌意的批评观点，辩护方并没有完全反驳这些观点。叶芝受到的指控，既有他对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和思想观念缺少必要的关注，也包括他忽视“科学方法”，反而让自己沉浸于魔法之中。相比之下，悼诗几乎没有批判之意。事实上，悼诗并非全然聚焦叶芝，而是关涉诗歌的性质与功能，因此也与奥登自己的诗歌产生了联系。
开篇几个诗节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了叶芝的死亡，让我们看到一个诗人离世以后，他的作品如何在读者心中存续，以及如何发生了变化—“一个死者的言辞／将在活人的肺腑间被改写”。在1939年3月8日刊登于《新共和》的第一个版本里，第一部分后面紧跟着以“大地，请接纳一位尊贵的客人”为首的诗段，全诗就此结束。稍后，到了4月，这首悼诗又刊登在《伦敦信使》上。此次，奥登增加了一个篇幅简短的中间部分。之所以增加这个部分，是因为他在3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在抵达美国后不久，他接受了几次邀请，做了几场有关政治问题的演讲与讲座（如同他在英国时那样）。可是私底下，他早已疑心这并非自己的恰当角色。他前往北卡罗来纳大学，就欧洲危机问题给那里的人际关系研究所的师生们发表了演讲，指出美国明智的选择是暂时采取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但他补充道：“我们在英国的人总是认为，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或许可以向你们寻求帮助。”（无论如何，《纽约时报》就是这么报道的，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用“我们在英国的人”这样的表述方式似乎有些奇怪。）他还于3月16日在纽约的一个晚宴上发表了讲话，宴会旨在为西班牙战争中的流亡者筹款。他在这个场合的讲话，几乎没有表露任何政治主张，而是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只有“我们每个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都表现得像民主主义者一样”，民主才能成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有效武器；换言之，私人生活领域的精神健康状态，具有等同于廉洁政府的重要性。不过，这场讲话的尾声部分肯定是一番刻意为之的辞藻堆砌：
如果我们把兄弟情谊理解为我们绝不能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如果我们利用言论自由不是为了找出最好的做事方式，而是为了炫耀我们的学识和卖弄我们的个性……那么不久以后，我们就会遭遇比西班牙更悲惨的命运，之所以更悲惨，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悲剧。到时候，不会是德国，也不会是意大利，而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会说“让言论见鬼去吧，让真理见鬼去吧，让自由见鬼去吧”，他们会站起来把我们扫地出门。上帝啊，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将自食其果。
这番言论实在是令他心有愧怍。他与多兹夫人保持稳定的通信联系，因此在几个月后写信跟她谈了自己在政治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用他的话来说，是“我的心灵转变”。他写道：“在纽约为西班牙流亡者筹款的晚宴上发表讲话之后，我做出了真正的决定。那一次，我忽然发现自己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可以做蛊惑人心的斗争演讲，让听众们激情澎湃。演讲过后，我只觉得自己满身污垢。”他还告诉她：“我再不会在政治性场合发言了，再也不会了。”
这一决定在他的那首悼念叶芝的诗作的修改版中有所体现。新增的诗行指出，“疯狂的爱尔兰”促使叶芝成了诗人，但他书写的文字并没有让爱尔兰发生任何改变：“而今爱尔兰的癫狂和天气依然如故，／因为诗歌不会使任何事发生。”诗人的所作所为无法改变社会的面貌。
这些诗行表明，奥登断然否定了自己在过去十年试图将政治和社会议题融入诗歌的全部努力。在那篇写给叶芝的讣文中，他用“辩护方”的话重申了这一否定态度。讣文很有可能就写于构思新增诗行的时期。“艺术，”他写道，“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历史的根源……假如没有一首诗被写出来，没有一幅画被画出来，没有一段音乐被谱出来，人类历史在本质上依然是这副样子。”往后余生，奥登用类似的言语一次又一次地重述这个观点。
......诗人W.H.奥登被公认为T.S.艾略特之后现代英语诗歌的又一伟大典范。他的作品既关切历史事件与社会现实，又有对人生与情感的细腻体察，这种无与伦比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深深地根植于诗人自身跌宕传奇的一生：从青年时期蜚声英国文坛，成为“奥登一代”的精神领袖，到战时亲身探访西班牙和中国的战场前线，见证现代世界的分裂与动荡，再到后期往返于美国与欧洲，反思与寻求个体信仰的意义。阅读奥登就意味着在诗歌与生活的对照，时代与个人的交织中去发掘其中的意蕴——焦虑时代，诗人何为？
近期由英国传记作家汉弗莱·卡彭特撰写的权威奥登传记《奥登传：穿越焦虑时代》由明室Lucida推出。在本书中，作者披露了大量有关奥登生平与创作的珍贵材料，包括信件、日记、笔记以及奥登青年时代的未刊诗作，以严谨的研究与平实的叙述，揭示了奥登个人生活的众多细节，以及作为一个时代见证者的传奇经历。通过这部经典传记，我们终于得以拨开奥登繁复深奥的文字，真正进入诗人充溢着丰富情感的心灵世界，从而更好地理解奥登的作品与思想。
1939年1月26日上午，纽约大雪纷飞。入冬以来，这是最冷的一天，哈得孙河面上结了一层浮冰。大约中午时分，有消息传来，巴塞罗那落入了佛朗哥之手，西班牙共和派实际上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正是在这一天，奥登和伊舍伍德抵达了纽约。
“他们站在风雪之中，”伊舍伍德回忆道，想起了他和奥登是如何抬头仰望“法国人制造的手持自由火炬的女巨人”，“她此刻全然没有欢迎新来者的姿态，反而看上去令人惊恐；印第安佬小岛上的高塔也让人害怕……你可以感觉到这地方伴随新世界绷紧的神经而颤动，肆意炫耀着它粗犷的钢筋裸体。我们在这里是美国人——并且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成为美国人……别自以为是地用你们的欧洲传统打量我们——我们知道它们把你们搞得一团糟。要么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要么坐下班船滚回去……是离开还是留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少块肉。我们不做任何承诺。在这儿，你们得靠自己。”
事实上，他们并非完全孤立无援。那时，埃丽卡·曼和克劳斯·曼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在他们抵达时，姐弟俩到检疫船上与他们碰了面。伊舍伍德很快就与去年夏天在纽约结识的男友有了交往。随后，奥登和伊舍伍德找到了一个临时落脚点，在第23号大街与列克星敦大道交会处的乔治·华盛顿酒店，那里为长住的客人提供了相对便宜的房间。他们开始接触在去年7月那次旅行中认识的人，不久便通过这些熟人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其中就有纽约市芭蕾舞团创始人林肯·柯尔斯坦，他也是斯蒂芬·斯彭德的朋友。奥登形容柯尔斯坦“有时候会让人觉得生人勿近，但其实是非常好的人”。通过曼一家人，奥登渐渐认识了一些来自纳粹德国的流亡者，比如在美国教书的沃尔夫冈·苛勒。苛勒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先驱人物，奥登称之为“我见过的最伟大的人之一”。然而，正因为奥登的朋友中有许多流亡者，这似乎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纽约对新来者并不友善的一面。“据说这城市有一千万个灵魂，”他在来此地几个星期后的一首诗中写道——
有人住豪宅公寓，有人住陋室窝棚：
我们却没地方安身，亲爱的，我们却没地方安身。
我们有过祖国，我们曾以为它奉行公义，
查看地图你就会找到它的位置：
我们现在回不去，亲爱的，我们现在回不去。
这首诗被《纽约客》相中，刊登在1939年4月那一期上。
奥登在美国文坛早已广为人知。兰登书屋出版了他所有作品的美国版，尽管这些书的销量明显低于英国版，但那时候他的诗歌在美国，尤其是在大学生群体中，已经有了一小部分的拥趸。例如，20世纪30年代末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年轻诗人威廉·梅雷迪思将奥登描述为“我们的诗人，我们这一代的诗人”。同样，这一时期在哈佛大学念书的安东尼·赫克特称他为“一个‘偶像’人物”，“相较于其他人，我们更珍视他的作品，是俄耳甫斯式的，晦涩而朦胧”。纽约作家德尔莫尔·施瓦茨在1939年的一篇评价奥登的文章中宣称：“事实仍然如此，奥登浑然天成的才华是无与伦比的。”与此同时，诗人理查德·埃伯哈特写道：“奥登来到美国的意义，与艾略特离开美国的事件一样重要。”然而，文学界的赞誉并不足以为奥登提供生计，他不得不寻找写作以外的谋生方式。
到美国后不久，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表示很期待能得到教师岗位的工作。他解释说，他计划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他和伊舍伍德在去年秋天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打算了），而深入了解美国的最佳办法莫过于花一两年时间在各个学校任教。“我并没有指望在公立学校或州立学校谋得教职，”他对采访者说，“但我希望能够在私立学校找到一些短期的岗位，哪个地方都没关系。”在此期间，他和伊舍伍德主要靠给自由派杂志供稿勉强度日。奥登找到了《国家》杂志社，主动提出要为他们撰写书评，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他与《新共和》和《常识》也形成了类似的合作关系。除了书评文章，这些杂志，以及其他一些杂志，开始刊登他的诗歌作品。他把这些新诗的打印稿寄给在英国的多兹夫人，拜托她转交给伦敦的编辑们。“你千万别压着这些稿子。要是这样就糟了，”他对多兹太太说，“无论手头还有多少，都递送给合适的期刊吧。”
这些新诗的风格，可以用其中一首诗里的短语加以概括——“极为平和”。自从去年秋天奥登做出离开英国的决定以来，这种暴风雨过后的平静之感就一直弥漫在他的诗歌语言里。有几首新诗，与去年秋冬之际他在布鲁塞尔写的多数诗一样，都关注作家们的生活与品性，以及他们在为自己找到恰当角色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成败。两首新诗——《马修·阿诺德》和《伏尔泰在费尔内》，灵感来自奥登正在撰写评论的书籍。其中，最优秀的新诗，无疑是那首以W.B.叶芝溘然辞世（逝于1939年1月）为题材的诗作。
在20世纪30年代，尽管叶芝对奥登的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奥登却并没有对他表现出足够的敬意。他在写这首诗的同时，还写了一篇以法庭审判的形式呈现的讣文——《公众与已故的叶芝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公诉方提出了不少充满敌意的批评观点，辩护方并没有完全反驳这些观点。叶芝受到的指控，既有他对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和思想观念缺少必要的关注，也包括他忽视“科学方法”，反而让自己沉浸于魔法之中。相比之下，悼诗几乎没有批判之意。事实上，悼诗并非全然聚焦叶芝，而是关涉诗歌的性质与功能，因此也与奥登自己的诗歌产生了联系。
开篇几个诗节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了叶芝的死亡，让我们看到一个诗人离世以后，他的作品如何在读者心中存续，以及如何发生了变化—“一个死者的言辞／将在活人的肺腑间被改写”。在1939年3月8日刊登于《新共和》的第一个版本里，第一部分后面紧跟着以“大地，请接纳一位尊贵的客人”为首的诗段，全诗就此结束。稍后，到了4月，这首悼诗又刊登在《伦敦信使》上。此次，奥登增加了一个篇幅简短的中间部分。之所以增加这个部分，是因为他在3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在抵达美国后不久，他接受了几次邀请，做了几场有关政治问题的演讲与讲座（如同他在英国时那样）。可是私底下，他早已疑心这并非自己的恰当角色。他前往北卡罗来纳大学，就欧洲危机问题给那里的人际关系研究所的师生们发表了演讲，指出美国明智的选择是暂时采取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但他补充道：“我们在英国的人总是认为，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或许可以向你们寻求帮助。”（无论如何，《纽约时报》就是这么报道的，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用“我们在英国的人”这样的表述方式似乎有些奇怪。）他还于3月16日在纽约的一个晚宴上发表了讲话，宴会旨在为西班牙战争中的流亡者筹款。他在这个场合的讲话，几乎没有表露任何政治主张，而是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只有“我们每个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都表现得像民主主义者一样”，民主才能成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有效武器；换言之，私人生活领域的精神健康状态，具有等同于廉洁政府的重要性。不过，这场讲话的尾声部分肯定是一番刻意为之的辞藻堆砌：
如果我们把兄弟情谊理解为我们绝不能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如果我们利用言论自由不是为了找出最好的做事方式，而是为了炫耀我们的学识和卖弄我们的个性……那么不久以后，我们就会遭遇比西班牙更悲惨的命运，之所以更悲惨，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悲剧。到时候，不会是德国，也不会是意大利，而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会说“让言论见鬼去吧，让真理见鬼去吧，让自由见鬼去吧”，他们会站起来把我们扫地出门。上帝啊，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将自食其果。
这番言论实在是令他心有愧怍。他与多兹夫人保持稳定的通信联系，因此在几个月后写信跟她谈了自己在政治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用他的话来说，是“我的心灵转变”。他写道：“在纽约为西班牙流亡者筹款的晚宴上发表讲话之后，我做出了真正的决定。那一次，我忽然发现自己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可以做蛊惑人心的斗争演讲，让听众们激情澎湃。演讲过后，我只觉得自己满身污垢。”他还告诉她：“我再不会在政治性场合发言了，再也不会了。”
这一决定在他的那首悼念叶芝的诗作的修改版中有所体现。新增的诗行指出，“疯狂的爱尔兰”促使叶芝成了诗人，但他书写的文字并没有让爱尔兰发生任何改变：“而今爱尔兰的癫狂和天气依然如故，／因为诗歌不会使任何事发生。”诗人的所作所为无法改变社会的面貌。
这些诗行表明，奥登断然否定了自己在过去十年试图将政治和社会议题融入诗歌的全部努力。在那篇写给叶芝的讣文中，他用“辩护方”的话重申了这一否定态度。讣文很有可能就写于构思新增诗行的时期。“艺术，”他写道，“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历史的根源……假如没有一首诗被写出来，没有一幅画被画出来，没有一段音乐被谱出来，人类历史在本质上依然是这副样子。”往后余生，奥登用类似的言语一次又一次地重述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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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