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后，改建了明朝的寺庙为净住寺，并在德胜门外修建察罕喇嘛庙，又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在安定门外修建了黄寺。紧接着，又修建了东黄寺，以及永安寺、普胜寺。康熙将太液池西南岸的明朝清馥殿旧址改为宏仁寺，将睿亲王府改为麻哈噶拉庙，将大元的崇国寺更名为大隆善护国寺。雍正把康熙避痘场所改建为福佑寺，乾隆把雍正府邸改为雍和宫……加上民间举行 “白塔燃灯”“雍和宫舍粥”“绕塔”“喇嘛打鬼”等活动，展现出一派儒释道融通的盛景。

从利窦玛向万历皇帝敬献自鸣钟开始，西洋的地球仪、天体仪、西洋镜、三棱镜、圣母像、世界地图等物品，以及望远镜、钟表、天文、医科、音乐、绘画等技术和文艺源源不断向古老的中国涌来，西方哲学思想也在中国广泛传播。

传教士们深谙大清的国体，要搞定大清的王臣，必须先搞定大清的皇帝。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意大利传教士德礼格敬献小管琴，法国传教士南光国也为康熙制造乐器，康熙命德礼格为皇子教授乐理，并令传教士编纂《律吕正义》续编专论西洋音乐。雍正把传教士郎世宁收为宫廷画师，专门向宫廷画家传授欧洲的油画艺术。乾隆十六年（1751年），为博龙颜一笑，22名在京传教士共同向皇太后六十大寿敬献“万年欢”机械。

但是，到了康熙末年，尤其在乾隆、嘉庆年间，因部分传教士参与宫廷争斗，甚至卷入皇子夺位，加之此时传统专制思想已“竭而无余华”，理学亦“光华暗淡”，更有传教士在民间组织反清活动，清朝统治者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在恐惧、傲慢、偏见交织下，开始驱逐传教士并关闭国门。在此背景下，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新兴资本主义呼唤的工业革命，与清朝失之交臂。

这里，摘录一段乾隆皇帝在答复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时的高论，从中可见一斑。乾隆高傲地说：“天朝无所不有。天朝所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及尔国所必须，是以加恩体恤！”

正当清朝皇帝和大臣们陶醉在“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的美梦中，洪秀全借“上帝”之名发动起义，把清朝半壁江山搞了个天翻地覆。之后，气势汹汹的英国舰队借助坚船利炮，把鸦片送到了神州大地。紧接着，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摇摇欲坠的大清很快走向最后的时光。

就这样，皇权至上的紫禁城，最终变成了一座没有皇帝的空城，留下了一尊让人瞻仰的“建筑记忆”！

余晖烁古照来人。如今，人们走进紫禁城，在欣赏、流连宫殿巍峨、高大、雄伟，哀婉岁月流转的同时，更多的是沉浸在紫禁城曾经的宝物中。

这些留下来的宝贝，虽然曾经盛极一时，却也是空空一梦。正如《红楼梦》第120回所载：贾政在渡船忽见宝玉，似梦非梦中，与宝玉同行的一僧一道三人，不知谁作歌道：“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是的，无论青埂或大荒，到头来都会化作青烟，成为大地上的尘埃，“荒冢一堆忘不了”。这些“大荒”是记忆，是文化记忆，吸引我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文化记忆。

我们只有站在前人的“大荒”上去粗取精，才能把留存下来的记忆折射出的文化光芒发扬光大，让其熠熠生辉，长耀长空。

1914年，北洋政府把辽宁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所藏文物运至北京，以故宫外朝的太和殿、中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为陈列室，并在武英殿咸安宫的旧基上新建库房，以此成立了古物陈列所。

1924年溥仪被逐出故宫，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1946年，抗战结束，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合并，统称为故宫博物院。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故宫博物院获得新生。百废待兴中，国家首先注重对故宫文物的整理和修缮，使故宫中的大美艺术品得以保存和修复，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得以传世。

紫禁城馆藏，目前代表着中华古典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平。紫禁城到底有多少藏品？尤其历经了李自成一把大火、清廷灭亡、溥仪盗运、一宫散落三地（北京、沈阳、台北），我们只能凭材料来言说故宫的藏宝。

据载，当年乾隆皇帝为了弄清故宫的宝藏，曾命人进行清仓点验，汇集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以记录紫禁城的藏物。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