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是一部十分丰富的电影，至于是否过于拥挤甚至冗长，恐怕就见仁见智了。很早就耳闻这部电影口碑炸裂，不仅被颇多影迷看作诺兰导演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甚至被誉为“21世纪最佳电影”。盛名之下，带着敬意走进影院；走出之际，却感到一丝困惑。

“裂变”与 “聚变”的对读

电影囊括了奥本海默一生的主要经历，因此也提供了一个没有核心的奥本海默形象。本来作为“原子弹之父”，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原子弹的过程该是电影的重头戏，但是电影显然不愿提供任何单一的情感指向。即便在人生最光辉的时刻，电影也始终强调，奥本海默时刻都处于彷徨、无助、敌意的笼罩之中。

概括而言，电影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叙述：一是二战期间奥本海默领导一众科学家制造核弹；二是1954年他接受了安全委员会秘密听证会；三是1959年奥本海默的老对手、安全审查的幕后指使者施特劳斯上将因即将进入内阁而接受国会质询。

电影以最显明的方式将前两个方面和最后一部分区别开来：前者是彩色画面，后者是黑白影象；前者标注“裂变”，后者标注“聚变”。我不是很能理解如何用物理学的概念来对应现实，但是显然，我们至少可以提供这样的解释：奥本海默的世界是彩色的、敏感的、丰富的；施特劳斯的世界则是黑白的，充满了非此即彼、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裂变”或许代表着科学家探索未知的单纯与执着，而“聚变”则象征政客将公共性与私人欲望混为一谈的骄傲与浅薄。

层层包裹下，电影内核让人不满足

作为非线性叙述的大师，诺兰在《奥本海默》中呈现出的结构方式并不难懂。电影将不同时段的三部分打散、混杂到一起，营造出三者同步推进的效果。这使得电影整体情感始终保持积蓄的态势，不必经历现实人生跌宕起伏的阶段。这让《奥本海默》像一部悬疑片，在诺兰的叙述下，无论是奥本海默的道德感，还是施特劳斯的阴谋诡计，都作为对人物和观众悬而未解的谜团，在电影最后的高潮中才得以揭晓。

看电影的过程就像是剥洋葱，“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奥本海默和美国政治的心”。只是，在原子弹爆炸与麦卡锡主义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的今天，电影的诸多讨论已经司空见惯，层层包裹之下并不能提供新的认识，这不免让人感到不满足。

而另一方面，为了营造这种结构，电影付出的代价则是打破了人物个性形成的历时性。不同气质的奥本海默其实是同时进入观众视野的，我们需要通过基利安·墨菲有辨识度的表演来区分他们。在有利的层面，这当然加强了整体的气氛，使观众沉浸其中。而坏处则是，电影始终对奥本海默采取了“怼脸拍”的第一人称视角，完全放弃了站在更远的位置对其做出概括性的评判。这种微观史学的做法，对于讲述普通人的日常情感，而非伟大天才的故事也许更为合适。电影的倾向也是将奥本海默看作卷入重要历史事件的普通人来看待，表现出方方面面的困境如何席卷而来，使其不得解脱。

诺兰的“占有欲”、表现力与平衡术

于是，我们看到了电影这样的特质：诺兰充分展示出他对题材的占有，使得电影密度极大，不仅将一个又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大科学家都囊括进来，而且对奥本海默传记中有意味的细节也都尽量地收纳。前者还不构成观影上的障碍，对于泰勒、拉比、费米、西拉德，观众即便对他们缺少了解，只要知道他们都是大科学家，而科学家之间也会有意见上的分歧即可。问题来自后者，即在单片中过于贪心，塞得太满，就使得一些细节难以获得足够的铺垫，悬浮于片中。

比如，奥本海默的情人琼自杀以后，他躲在偏僻的角落，妻子四处找他，激励他不要忘记大家都指望着他的领导。又比如核弹试验前，妻子凯蒂想要知道试验的结果，但是奥本海默限于保密协议不能透露，于是和她约定，以将床单收到屋里作为暗号。这些情节本来都可以很有意思的，但是因为电影整体节奏太快且缺少变化，因此给人以匆忙之感。其实，像是表现奥本海默和弟弟关系的段落，直接删去即可，电影本来不必面面俱到。

不过，诺兰毕竟表现出了高超的表现力，电影中仍然充满了动人心魄的闪光点：譬如，面对安全委员会关于奥本海默在曼哈顿计划期间与情人私会的质询，妻子似乎看到琼在会场上当众与丈夫做爱并向自己示威（相比此前的裸露戏份，这一处才真的不可或缺）。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的几次对话也都饱含智慧，并且推动了情节的进展。给我最深刻印象的，则是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以后，当民众为奥本海默爆发出疯狂的跺脚声和欢呼声，奥本海默眼前却现出狂欢者即是核弹受难者的幻觉。相比直接表现广岛和长崎的悲剧现场，这种表现众生皆苦的、对于人类前途的担忧，更为震撼人心。

作为科学界的代言人，奥本海默的特异之处，在于能够在科学与政治、效率与安全之间实现平衡。相应地，诺兰也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平衡：传记和电影之间的平衡，表现科学家深刻的内心世界和满足一般观众欣赏能力之间的平衡。

编辑/陈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