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联合 北京市档案学会
“档案文化系列活动”第 五 期
6月14日上午，“档案见证北京”文化系列讲座在北京市档案馆报告厅如期开讲，这也是北京市档案学会与北京青年报联合举办的“档案文化系列活动”。主讲嘉宾李国荣研究员曾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全国档案领军人才、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特邀教授。他长期从事明清档案和明清历史研究工作，先后主持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40多个专题档案的编研出版项目。
两个小时的讲座中，李国荣先生以“抗争与求索——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档案实录”为题，以档案史料为依据，从卷帙浩繁的清宫皇室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抽丝剥茧，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深刻巨变的重大历史进程。讲座共分列强入侵、人民抗争、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四个部分。李国荣用大量翔实的档案资料，引领听众走进这段硝烟弥漫而又荡气回肠的历史。
精彩的讲座吸引了市档案馆部分干部职工和市档案学会部分会员，以及北京青年报热心读者、社会公众260多人参加。
林则徐虎门销烟
“可称大快人心一事”
李国荣谈到，清朝后期的中国，官场腐败、武备废弛、财政困难、民生凋敝。而这种衰象，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40多年的乾隆末期就已显现。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到避暑山庄求见中国皇帝，提出贸易请求。乾隆皇帝认为我天朝大国无所不有，无需外国商品，对此予以拒绝。
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列强，早就盯上东方古国。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已达到3个亿， 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在英国人看来，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多的人，要是卖货能赚多少钱！有文献记载，英国的商船运来整船的刀叉，结果中国人只用筷子，不需刀叉。面对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英国人最终找来了特殊的商品——具有成瘾性的鸦片。
李国荣介绍，鸦片输入中国以后，形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白银外流、物价上涨，国民体弱多病。1838年12月，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当时鸦片都是从虎门伶仃洋过来，经广州珠江口岸进入中国。1839年5月，林则徐收缴鸦片2万多箱237万斤，奏请将其解送至京。鉴于长途转运耗费民力，道光帝谕令就地销毁。
1839年的虎门销烟并非一把火把鸦片烧掉，而是在虎门挖了巨大的池子，池中分批撒入鸦片，再掺入生石灰，人工翻搅，一池一池地销毁。从6月3日到25日，用了22天的时间，才把2万多箱烟土销毁完。李国荣谈到一件林则徐奏报销烟完竣的奏折，在林则徐这件奏折的尾部，赫然一行红色大字：“可称大快人心一事。知道了。”这是道光皇帝的亲笔批示。大臣的奏折都是用墨笔写就，而皇帝批奏折用朱砂笔，称为朱批，这种皇帝批示过的奏折就叫朱批奏折。
英国侵略者以贩卖的鸦片在虎门被销毁为由，发动了对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1842年8月双方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准许五口通商，同时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这是一个恶例，中国近代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由此开始。”李国荣介绍说，近代这些不平等条约，包括《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其签字盖章的正本都被国民党1949年败走台湾时带走，目前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是《南京条约》的稿本，也就是谈判过程中双方讨价还价的修订稿。
谈及香港地区被割占的过程，李国荣提到三个条约：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1898年《新界租约》约定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定在1997年7月1日，正是新界租约期满的日子。至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虽然清政府已是割给英国，但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宣布，不承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只是当时为了保留一个与外界交流的窗口，才没有马上收回香港。“最后我们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一起收回来，没有强大的国力是做不到的。”李国荣不无感慨地说道。
1856年英法联军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占据广州城。李国荣特别提到，天津大沽口保卫战中，清军重挫英法侵略者，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抗击外来侵略唯一的一次胜利。马克思在《新的对华战争》一文中赞赏说：中国人的大沽口之战，“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其后的北京张家湾、八里桥两战，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最为激烈的战斗。八里桥战败次日，咸丰帝从圆明园出逃热河，在避暑山庄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
李国荣提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在近代外交方面产生一个重要影响事件——清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外交机构。1861年经恭亲王奕等人奏请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理对外事务。这一机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的开始。
道光帝朱批林则徐奏折
批准《马关条约》
光绪帝“宵肝彷徨临朝痛哭”
李国荣在讲座中谈到，1894年日军以偷袭清朝运兵舰队为发端，不宣而战，挑起了一场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从丰岛海战到鸭绿江溃败，从大连陷落到旅顺屠城，从黄海决战到威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惨痛战争。
其中的威海卫之战，是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对日的最后一战。威海卫是北洋海军基地，此战中，丁汝昌坚守刘公岛，拒绝日军劝降，率军抗击日军围攻，最后自杀殉国。清政府甲午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895年，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中国被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
“甲午战争，在近代史上有几个之最：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教训最重。和日本人打的这场仗，让咱们刻骨铭心。”李国荣提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档案进行了全面梳理，总共影印出版50册，收入档案4500多件。当1895年光绪皇帝被迫批准签署《马关条约》时，满怀悲愤写下长长的朱谕：“万不得已之苦衷……宵肝彷徨临朝痛哭……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以收自强之效。”字里行间，流露出光绪帝痛心疾首的心情。
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国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联合出兵北京，发动侵华战争。面对八国联军入侵，腐朽的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为维护反动统治，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1901年，清政府与11国侵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赔款金额高达4.5亿两白银。清宫档案中的赔款清单，详细开列了1902-1904年清政府分别向德、奥、美、英、法、日、荷、俄、葡、比、意等国支付的赔款金额。
近代留学史
要从洋务运动开始算起
李国荣分析说，面对清王朝封建压迫和西方列强入侵带来的深重灾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但在封建顽固势力和西方列强的联合绞杀下，均归于失败，没能找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
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统治阶级也在自救。清政府中的洋务派、维新派、改良派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等尝试。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以“自强”和“求富”为目标，创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洋务派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不能动；西学为用，只是学习西方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最后治标不治本，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洋务运动开始后，清政府自1872年起，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公费留学美、英、法等国，培养出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等著名人物。“所以咱们要谈近代留学史，那要从洋务运动的时候开始算起。”李国荣说。1898年2月15日，光绪帝谕令“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当年年底，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这所学校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设立在中国开西方教育模式之先河，成为教育兴学的示范。
李国荣谈到，清朝统治阶级的开明派兴办洋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力主变法。1895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要求实行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光绪皇帝对维新变法很是支持。
1898年春夏之际，维新运动高涨。光绪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推行新政，戊戌变法正式开始。然而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和反对。慈禧太后最终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处斩戊戌六君子，历时103天的变法以失败告终。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过程中，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发生了变革，这就是废科举兴学堂。1905年，清政府发布废止科举谕令，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此结束。李国荣介绍，科举制始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一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延续了1300年，为中国的选人用人、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科举考试确实也是积弊重重，1300年来考的一直是四书五经，考试内容不变，考试方法也不变，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和才智。
20世纪初期，统治阶级改良派还进行过立宪的尝试，要在保持皇权的同时实行宪政。1907年，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谕旨，开启了清末的立宪运动，这也是清政府自我救赎的一次尝试，但终因统治阶级内部反对声音太强，不了了之。
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的朱谕
孙中山遗言
“革命尚未成功”
李国荣分析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朝廷、改良、革命三方较量角逐的政治格局。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这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党。此后，同盟会先后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虽然都被清军镇压，但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
李国荣曾主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80册，课题组历经数年选编辛亥革命档案5700余件。他举例说，其中有一份孙中山在日本向留学生发表演讲的演讲词，由清政府驻日本的使臣在当地搜集，然后报送给朝廷。还有一份档案是湖南巡抚岑春蓂关于缉拿孙中山的电报：“孙汶（即孙中山）谋为不轨……当分饬地方文武严密防缉。”另外还有宫藏《浙江办理女匪秋瑾全案档》，记录了1907年秋瑾在浙江秘密发动起义，被捕后在绍兴从容就义。李国荣提醒听众，这些档案的书写、形成都是为清政府服务的，对革命党人都是一些蔑称，如把孙中山革命说成是“谋为不轨”，把秋瑾称为“女匪”等，对于这种记载，我们要有分析辨别力。
在清朝末年，反清革命一波接着一波，全国各地烽烟四起，最后促成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封建帝制终结。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此时溥仪年仅6岁，因此由隆裕太后临朝称制。退位诏书称：“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盖有溥仪“法天大道”私章。这一退位诏书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
李国荣特别提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是清廷、袁世凯和民国政府几方面妥协的结果。在袁世凯居中斡旋之下，革命党答应清朝皇室三个条件：(1)清帝尊号仍然保留； (2)民国政府每年拨给皇室400万两；(3)溥仪可仍居住紫禁城内。李国荣谈到了小朝廷时代的特殊印迹，清朝结束是在宣统三年，但在清宫档案里，还有不少时间标注为宣统六年、宣统十二年之类的文书。这是因为根据清室优待条件，皇宫里面的小朝廷仍然保留着皇帝尊号，清朝遗老遗少与溥仪的往来文书也继续使用宣统年号。另外，当时的紫禁城，也被一分为二，乾清门往南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些前朝的区域归民国政府，后宫则仍留给小皇帝居住。我们今天参观故宫，会发现各个大殿上的匾额不一样，有的是纯汉字，有的则满汉两种文字，这是因为在小朝廷时代，前朝归民国政府了，便将匾额取下来，铲掉满文，完全改成汉字，而小朝廷所在的后宫，匾额则没有动，仍为满汉双语，一直延续至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实现了王朝的更替。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孙中山多次说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写了好多次这样的条幅。在孙中山的遗嘱里面，也特别写有“革命尚未成功”这句话。
毛泽东坦言
俄国式的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李国荣感言，一部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屈辱史。我们看中国古代历史，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那是一个个国运昌盛的时代，但你看近代，一次次列强炮舰入侵，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不是割地就是赔款，有多憋屈多窝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沉沦中遭受了极其深重的苦难。
1920年12月，时年27岁的毛泽东在给留法友人的信件中写道，“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李国荣称，这是青年毛泽东真实想法的表露，他在与同学写信交流时，已是认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在讲座的结尾，李国荣总结道，一部近代中国史，也是中国人民探索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奋斗史。我们看到：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由于历史局限都没有找到出路，最终先后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共同镇压下失败；封建统治阶级开明派张之洞等人发起的洋务运动，治标不治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积贫积弱的惨状；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但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扼杀；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帝制，却没能扭转乾坤，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最终，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供图/李国荣
专题策划/颜菁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陈枫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娜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