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秀园是我童年生长的地方，它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依稀记忆。
我的父亲林焘、母亲杜荣都是北大教授，都喜爱京剧昆曲。从1946年秋到1952年秋，也就是我一岁到七岁的六年间，我们家曾在蔚秀园居住。很多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大多数孩子在四五岁以后，才能对某些特定人物或事件形成永久记忆，我对蔚秀园的记忆就属于这种情况。
近年来，一些书刊和网络上都出现了关于蔚秀园的文章，这些文章或探讨蔚秀园的历史溯源，或描述蔚秀园的幽美风光，或回忆蔚秀园的居住生活，虽然视角各有不同，但都激发了我大脑深处对童年的记忆。但我不打算重复引用那些文章的字句，而是尽量根据头脑中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并以当年在蔚秀园拍照的几张家庭照作为支撑。即使这些记忆可能模糊、失真或扭曲，也尽量如“实”记录。
蔚秀园环岛小湖的北段，窄得像一条小河
我对蔚秀园生活的回忆是零碎的，时间顺序也已经模糊，能记得的是四五岁到七岁以前的事情。
我住在蔚秀园时，年纪尚小，自主活动范围有限，通常由父母带领着走出前院。前院门前是一个小湖，夏天开满了荷花，荷花的硕大叶子盖满了池塘。
有一次爸爸领我沿着荷花小湖的田埂走过去，再从蔚秀园的小西南门走出去，看到一条清澈的小河（长大以后知道那就是万泉河），跨过一座青石板桥，穿过一个大门走到另一个园子承泽园，园子里还有一条更小的溪流，有几只白鸭子在惬意地游水。
承泽园尽头的院子里有一座带长廊的两层小楼，爸爸和一些大人在小楼里唱戏（后来我知道是在张伯驹家举办票友聚会）。当时吴伯伯（吴小如）住在承泽园，也经常参加曲会，但我对听戏没有兴趣，在院子里只顾和小哈巴狗玩，还看到一个很老的老头儿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现在推测可能是袁世凯的公子、张伯驹的好友袁克定）。
还有一次，我们全家从蔚秀园小西南门出去观看降落伞表演。蔚秀园的虎皮南墙外是空旷的田野，可以隐约看到远处的海淀镇房屋。站在蔚秀园的南墙外向天空张望，只见许多红白相间的降落伞自天而降，缓缓飘落在地面上，但至今我还搞不清楚为什么有这次降落伞表演。
我住在蔚秀园时，爸爸因肺结核复发，病情比较严重，曾在城里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燕大校医处住院疗养。燕大校医处在博雅塔西南侧的一个两层小楼里，十分幽静。妈妈曾领着我和妹妹去校医处看望爸爸，爸爸住在二楼病房。
后来爸爸回家休养，常有人找他谈话聊天和唱戏。爸爸在家休养时，买了一根钓鱼竿，曾经带我去住房后面的小河钓鱼。小河边长满了芦苇和水草，河水很清澈，有时会钓上几条小鱼，拿回家喂猫。比较大的孩子在小河里捞蝌蚪、抓青蛙，甚至还可以逮住泥鳅。我曾看见水蛇在芦苇间扭来扭去地游动，几个大孩子跑过来试图捕捉它。
那条小河实际并不是河，而是蔚秀园环岛小湖的北段，窄得像一条小河，蔚秀园前院就坐落在这个小岛上。小岛东南角有一个长满柏树的小土岗，绕过小土岗向右拐，有一座石板桥通往蔚秀园东门，东门外有一条南北向的马路，马路对面就是燕大的宫殿样式校门（即西校门）。在蔚秀园小岛北面，还有一座小石板桥通往蔚秀园后院，后院有一排平房，还有一座方亭子似的房屋。因有小土山遮挡，站在小石板桥上看不到后院，只有走到小土山豁口前，才能看到蔚秀园后院的平房。爸爸曾领我在小土山豁口往那边看，当时我才五六岁。
在前院居住的，都是燕大的职员和青年教师
在我的记忆中，蔚秀园前院很大，被分隔为中院、东院和西院三个小院。
中院最大，三合院格局，由正房、东厢房和西厢房组成，我家住中院北面位置的正房。正房两侧各有耳房与东院北房和西院北房相连接。中院的西厢房门前有一棵高大的古槐，一到夏天，茂密的树叶几乎遮挡了半个院子的阳光。正南面有一座亭廊式的垂花大门，大门台基高出地面，出入大门要踏过门里和门外两道台阶，垂花门下面还有一道木头门槛，住在前院的人们，都要从这个垂花门出入。
东院和西院似乎都只有北房，显得空荡。西院最南边还有一栋高大的房屋，临近前院外的小湖。它有一个单独小院，院子里种了一些竹子，有一个花瓶状小门通往大院外，住在这栋房子的人不必穿行前院的垂花门。
在蔚秀园前院居住的，都是燕大的职员和青年教师。父母的燕大同学好友李欧伯伯、王平阿姨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李宗仪都曾在这里居住，后来他们搬到朗润园了。
我们的东院邻居是燕大庶务科的张又渔先生，他有五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张保云、张保群姐弟，常和我们兄妹一起玩，张保群和我是北大附小同班同学。张保群的母亲对我很好，记得有一次她做了好吃的东西叫我吃，到午饭时我竟然不肯回家了。
西厢房曾住过柳姓职员一家，柳似乎在燕大做财务工作，女儿柳新（音）和林还同龄，她们一起上燕大幼稚园，常在一起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柳姓职员全家离开了蔚秀园。
西院南房住着燕大体育教师阎华棠一家，有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是阎里选，后来阎家也搬到成府了。1952年我们家和李家、阎家都搬到了中关园，在中关园十几年，我仍经常与李宗仪、阎里选一起玩，至今三个孩子都70多岁了，在三个不同的城市生活，仍保持着联系，是延续70多年的发小。
在蔚秀园居住时，年龄相近的孩子们经常在中院玩耍，而东院和西院比较冷清，大概是住户较少，或者是孩子较大，不屑于和小孩玩。当时我年龄小，还不能单独去东院和西院玩，有时会站在房子之间的夹道往两边院子张望。
四张条幅书屏，写满了苍劲端正的大毛笔字
我家住在蔚秀园前院的正房，房子很高大，坐北朝南，房子的地基很高，以台阶通到院子铺着方砖的地面。正房门前有一道窄长的门廊，下大雨时，我曾站在门廊下看从屋檐流下的水帘在地面溅起的无数水花，觉得十分好玩。
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房子有三个房间，从西到东依次是卧室、客厅、“副卧”房间（不知其功用，姑且打引号），三个房间之间以两个门相通，两个门都靠近北墙一侧，门对门相望，可径直穿行。正房东侧的墙外，原有一个独立的东耳房，在正房东侧和东耳房之间的隔墙打通一个小门，使东耳房与正房相通，这个东耳房又被木板墙隔断为厕所、小隔间（或贮藏室）和厨房。正房西侧墙外，还有一个独立的西耳房，似乎归邻居使用。正房三个大房间的窗户都是南北通透的，光线很好，夏天很凉快，但东耳房因为被打隔断，南北窗户不通透，中间的小隔间光线比较暗，小隔间有三个门，分别通往正房、厨房和厕所。
在我的记忆中，客厅当中有两个支撑房顶的圆木柱，客厅有前后两个门，前门由两幅门扇组成，通到前院，后门是一扇门，通到后院。
客厅的家具似乎不多，有一个旧的大沙发和两个小沙发，还有一个大方桌，方桌四边各有一个小抽屉。有时我们就在这张方桌上看书或吃饭，客厅西墙靠着一个古色古香、带玻璃门的硬木大书柜。
至于客厅还有哪些家具，我就不记得了。客厅给我的感觉很空旷，可以跑来跑去地尽情玩耍。客厅的那些家具都是抗战胜利以后，父母从成都回到北平燕京大学，并且在燕大宿舍蔚秀园安家以后，我爷爷交给父母使用的。
卧室里，靠西墙中间的是一张西式双人床，平滑曲线形的床头板，挨着大床南侧是一张中式南方风格的枣红色花雕床，床的四角有可挂蚊帐的支架，床两侧还有可拆卸的护栏，我小时候就睡在这张床上。挨着大床北侧是一张木制童床，妹妹林还就睡在这张童床上。
卧室里还有一张同为南方风格、做工精致的枣红色梳妆台，上有一个椭圆形大镜子，镜子周边围着镂刻的雕花，镜子两边有几个小抽屉。此外，还有一张也是南方风格，但包含一些西洋元素的枣红色写字台。这些南方风格的家具应是配套使用的，它们是十三姑林婉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暂时寄存在我家的。许多年以后我在十三姑家又见到了这些老式家具，产生了一种如恍隔世的亲切感。
在“副卧”里，靠南边窗户摆着一张单人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挂在西边墙上的四张条幅书屏，写满了苍劲端正的大毛笔字。爸爸告诉我，那是高祖父（我爷爷的爷爷）给皇帝写的条幅，高祖父曾经是同治皇帝的老师。虽然我一点儿也不懂条幅上写的是什么，却牢牢记住了“皇帝的老师”这个称呼。
与“副卧”相通的东耳房被木板墙隔成三部分，南边的隔间是厨房，有一个煤球灶和一个带小推拉门的碗柜。中间的隔间比一张床的长度要宽一些，横放着一张木板，平时用于堆放杂物，也可以睡人，曾有客人在此暂住。北边的隔间是厕所，有洗脸盆和抽水马桶。厕所有一个朝北的窗户，夏天夕阳斜照，透过窗户，使小小的厕所洒满金黄色的阳光。
贝公楼的京剧晚会，是不是燕大最后的京剧演出？
我家住房除了有前门面对大院，还有一个后门可通往北边小石板桥。
后门前面有一小块空地，以一道篱笆围成一个小菜园，爸爸休养时在菜园种起小白菜、西红柿、黄瓜等。菜地里还开出一条小水沟，把自来水引到菜地里，我曾把纸叠小船放在小沟里看它随水漂流。
在“副卧”北窗下，还有一个砖砌的鸡窝，鸡窝旁有一棵小榆树，养了几只下蛋的母鸡，不料有一天夜里听到鸡惊恐乱叫。爸爸起来一看，只见几只鸡全被黄鼠狼咬死了。
我家房子外表高大气派，但室内门窗装饰却很陈旧，地面铺的是方青砖，老鼠在墙角打洞，经常在屋里出没。有一天，妈妈从燕南园同事那里抱回一只刚断奶的小猫，小猫很可爱，橘黄色的短绒毛。我递给它一个小毛线球，它就又追又咬的。这是我第一次触摸小动物，印象很深。
小猫很快长大了，老鼠也绝迹了。它经常到垂花门的门柱门槛上磨爪子，在院子里到处游荡。我们家刚搬到中关园，小猫忽然不见了，爸爸回蔚秀园才找到它，把它抱了回来，看来它也有蔚秀园情结啊！
蔚秀园离燕大校园仅一路之隔，父母经常带我们兄妹去校园散步，如贝公楼、临湖轩、未名湖畔。有一次贝公楼举办京剧晚会，父母把我们放在戏台一侧的小楼梯上，从侧面幕布后观看妈妈演出京剧《春香闹学》，这可能是燕大最后的京剧演出。
有时晚上在贝公楼看完节目回家，蔚秀园里已经很黑，路灯昏暗，可以看到路边草丛中萤火虫时隐时现的点点萤光。
1950年，妈妈开始在清华大学给东欧国家留学生教汉语，每天骑车沿圆明园路去清华上班。一个休息日，我们全家从蔚秀园到清华大学校园玩。校园北部一个小广场上停放着一架银灰色飞机，机头高、机尾低，机身上有一排方形小窗户。爸爸把我高高举起，让我从靠近机尾的窗户往里看，里面有一排排座位（后来我知道这是美国的C46运输机，二战后改装为客机，清华当时有航空系，这架飞机应是供教学用的）。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近距离接触飞机，印象很深。
燕大位于北京西郊海淀，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交通不便，进城主要乘坐燕大的校车，在西校门发车，停在蔚秀园东门等候上车。校车十分破旧，木棚车身，发动机在司机座的前方，车后背驮着一个烧煤（或木柴？）的小锅炉。车里面靠着车窗是一长溜木椅。司机座前窗上有一个箭形方向灯，上红下绿，平时箭头朝上，要拐弯时，司机就伸出手把箭形方向灯拨向拐弯方向，拐弯后再拨直。
校车进城要经过海淀镇的西大街和南大街，只见镇上满街都是低矮的店铺。穿过海淀镇再驶上通往城里的公路，狭窄的路两边铺着条石，远处是开阔荒凉的田地，除了孤零零的农家屋外，很少见到像样的现代建筑。经过西直门城楼就是进了北京城，校车终点站在东华门（不记得是否有途经站），下午四点钟返校。
1952年9月我家刚搬到中关园时，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交通不便，要进城仍需穿过北大校园到西校门坐校车。到1953年和1954年间，北大校园南面和东面都修了道路，开辟了两条公交路线31路和32路，交通情况大为改善。
两次重访面貌不一
1952年9月，我家从蔚秀园搬到中关园。搬家的原因之一是学校有关部门认为我家人口少，住房面积过大；二是环湖小岛比较潮湿，夏天蚊虫太多，对孩子健康不利。
虽然中关园75平方米的住房比蔚秀园房子小了不少，但设计合理，空间利用率高，并不显得拥挤（林徽因曾称赞中关园的房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搬到中关园后，我在北大附小（今北大图书馆所在地）上学。一二年级时，孩子们都是在小学和中关园家之间上下学，有老师或家长护送，不会到处乱跑。到三至六年级，孩子们的独立活动能力渐强，男生们在下午放学后常在北大校园里玩耍乱跑。那时临湖轩的小院、贝公楼的门厅，我们小孩子也可以进去转一转，甚至跑到西校门外的蔚秀园采摘桑叶和桑葚，还到同班同学张保群和杨固家里玩（杨固的父亲杨汝佶曾是司徒雷登的秘书）。我们男生还窜到蔚秀园西部的水稻田和生物试验场探访一番，而那些地方是我幼年从未曾去过的。在整个五十年代，蔚秀园的住房和景观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再次造访蔚秀园，已是二三十年以后，我已是人到中年。只见蔚秀园的前院还在，但已破败不堪，亭廊式垂花门被拆除，了无痕迹，代替它的是一座杂院式大门，门旁墙上刷着“蔚秀园106号”几个醒目大字，院子里盖满了私搭乱建的小棚屋。
我走进院子，张望着童年居住过的正房，它被小棚屋挡住了一大半，一眼看不到房屋全貌。蔚秀园的北部和西部盖起十几栋教职工宿舍楼，往年田园诗般的风光荡然无存。更令人感到凄凉的是，蔚秀园小湖已经干涸无水，长满杂草，湖底还扔有许多垃圾。为便于汽车通行，通往蔚秀园前院和后院的硬土路被拓宽为柏油路，两座石板桥也被改造为可通行汽车的钢筋混凝土板桥。
离开蔚秀园整整70年
过了十几年，我退休后又曾先后陪同发小阎里选、李宗仪重访蔚秀园故居。院子的格局未变，古槐仍在，但丑陋小棚屋仍盘踞在院子里。令人稍感欣慰的是，环岛小湖重新出现了湖水，但水面景色单调无味如破镜，缺少了当年的鲜活生命感。
当年我家居住的正房前廊已被改造为封闭阳台或房间。我发现，原来作为“副卧”的房间南面被开了一个门，正好虚掩着。我推门而入，室内空荡无物，通往客厅和东耳房的门都被堵上，成了独立的一个房间。其实这个“副卧”房间并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而已。这和我幼年记忆的空阔印象差别很大。
东院北房原是张保群同学家，只见东院和前院之间的夹道被一道墙堵死，在东院南墙另开了一个院门，我们问了现住户，都不知道张家搬到哪里去了，算起来，张家应是蔚秀园前院的“元老级”住户。
我们绕到前院的后面，见我家后院砌起一道高高的围墙，如同农家，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小菜园了，但还能看到那棵榆树的树冠。高大的房顶还是老样子，真是岁月沧桑！
蔚秀园前院是蔚秀园内仅存的前清建筑群，保存比较完整，它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花园的中心部分。据说北大有关部门有意恢复它的原貌，但许多年过去，一直没有动静。
到今年为止，我离开蔚秀园已经整整70年了，不知为什么，有时我还会依稀梦到蔚秀园故居。有一次我梦见自己穿过北大西校门，在一堵高大的虎皮墙下穿过蔚秀园，在前院房子之间拐来拐去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家，最后还要穿过一家别人家的房间，才找到我家，原来我家竟深藏在别人家的后面！梦境虽然荒诞，但也是脑细胞对久远记忆的一种激活！
2022年9月18日 离开蔚秀园七十周年
文并供图/林明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