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在西三条院内

很久以来，有一个女性始终盘旋在我心头，那就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毋庸讳言，眼下名人的婚恋成为一大热点，鲁迅与朱安的包办婚姻也难免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我之所以关注这样一个人物，并不是想凑这个热闹，更不是为了争论鲁迅与朱安在这桩婚姻中究竟孰对孰错。向来我们只把朱安看成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悲剧符号，认为她的一生是极为单薄的，黯淡无光的。真的是这样吗？有人说，“黑暗也能发出强烈的光”，朱安站在暗处的一生是否也有她自己的光？

和那些精英女性不同，朱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旧女性。惟其如此，长期以来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对待这样一个“他者”。她是包办婚姻的牺牲者，而且至死也没有觉悟。自“五四”以来，新女性“娜拉”一跃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朱安这样的“小脚女人”“旧式太太”则成了落伍者的代名词，处于尴尬失语的境地。这不仅仅是朱安一个人的悲剧，在她身后，乃是新旧时代交替中被历史抛弃的女性群像，她们在历史洪流中沦为喑哑的一群，“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对这样一个女性群体，我们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似乎很难找到一种倾听她们心声的方式，也很少有人去这样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如果说鲁迅的一言一行都在我们的关注之内，那么朱安作为鲁迅身边的一位女性，我们对她的了解实在乏善可陈！正如《故乡》中的“我”和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我们和她之间也有着深深的隔膜。特别是在极“左”的年代里，当鲁迅被抬上神坛，封为偶像，朱安更成了一个忌讳，成为鲁迅研究的禁区之一。所有的鲁迅传记中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朱安几乎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然而，把朱安这样一类旧女性排斥在外的历史书写注定是不完整的，也是没有厚度的。诚然，鲁迅只是把她看作一件“礼物”，对她仅仅是尽到供养的责任而已，在他的文字中也是极力回避这个名字，但这是否意味着他能够忘记身边这样一种凄惨的存在呢？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提到凌叔华的小说，称赞她“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写出了“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我不知道，他写到这里，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朱安的身影？

每次读《伤逝》，我都会被那些冰冷尖锐的词句深深触动：“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见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从这沉痛的文字中，我仿佛听见了鲁迅内心的声音。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些“死于无爱的人们”，忘记朱安们的不幸。就算这是一个令他痛苦的问题，他也要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而不是绕开，甚至遮掩。固然，在鲁迅的文字中很少提及这位夫人，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刻也不曾忘记“无爱的人们”与“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而这声音中定然包括了朱安这样一个与他有特殊关系的旧女性的声音。

其实，朱安这一辈子也曾发出微弱的声音：“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她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这是一个旧女性发出的苦闷之声，我们无法充耳不闻。而她69年的人生也经历了许许多多，她凄风苦雨的一生给世人留下许多回味：在鲁迅去世后，她默默地熬到了抗战结束，现在留存下来的当年的报道，让我看到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妇人；她生前托人代笔的一封封书信，读来只觉得凄切入骨，令人心生感慨……在翻阅这些旧资料的过程中，她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晃动着，她的一生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如今，这本《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终于出版了，我不知道这样一本传记的写作究竟是太早还是太晚。我觉得是太晚了。朱安去世距今已经60多年，与她有过接触的人绝大多数已不在人世。特别是当我走在绍兴的街头却发现一切已是面目全非时，当我费尽力气找到朱家后人却空手而归时，当我面对一些语焉不详的资料一筹莫展找不到见证人时……我感到自己着手得太晚了！但另一方面，或许也只有现在，我们才能够让她从暗处走出来，才能够平心静气地看待鲁迅身边的这样一个多余人。

文 / 乔丽华

来源：领读文化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