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槽
虽不起眼,但已有二三百年历史
到国家植物园北园探访,我特意邀请在该园退休的刘先生为“向导”。
从北园的东南门入园,一路向北而行,沿途是数不胜数的各色花卉,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走过一座小桥,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石槽,吸引了我。
刘先生介绍说,这石槽看似普通,但已有270多年的历史,曾是清代京西重要的水利设施。乾隆年间,为保证清漪园(今颐和园)和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用水之需,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开始了西北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水系整理工程,即修建石渠,把碧云寺卓锡泉、樱桃沟水源头的泉水利用石渠导入静明园(玉泉山)的湖中。
所谓石渠,俗称石槽,也就是先用砖石砌成石墙,其高矮因地势而定,然后再将凿成的石槽铺在上面,首尾相连,并在上面盖上厚厚的石板,不留一丝空隙。为防止石渠附近泥土流失,石渠建成后,在其两侧种植了大量的柳树,形成一道绿色长廊,其景观被称为“河墙烟柳”。全部工程历时近四年,自乾隆十八年(1753年)开始,一直使用到清末,在长达140多年的时间里,石渠为西郊皇家园林及京城水系输送了大量的西山泉水。1900年以后,随着清政府的衰败,石渠失于修治,水流断绝,逐渐毁废。原本绵延十余里长的石渠,而今只剩下近千米。
原来这看似极为普通的石槽,竟有这样厚重的历史。
曹雪芹纪念馆
50年前,在墙壁上发现了一批旧诗文
继续前行,便进入一座木兰围成的院落,迎面横卧着一块巨石,上面镌刻着“曹雪芹纪念馆”。
刘先生说,这是全国第一座曹雪芹纪念馆,是在正白旗39号旧址基础上兴建的。关于曹雪芹在香山的传说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红学家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就曾到西山一带采访。其中有曹雪芹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居住于正白旗、门前有棵大槐树的说法。1971年4月在正白旗39号墙壁上发现了一批诗文墨迹,与传说中提到的诗文很相似,由此引起多方关注。经过考证,有人认为这里是曹雪芹晚年居住和写作《红楼梦》的地方。1983年4月被辟为“曹雪芹纪念馆”,近40年来数以万计的“红学迷”慕名而来,凭吊曹公,领略“红楼文化”的艺术魅力。
走进“曹雪芹纪念馆”,我依次参观了各个展室,这里展出了与曹雪芹传说相关的物品以及《红楼梦》所描述的实物仿制品等。
碉楼
为了平乱,在此培训云梯特种部队
20分钟之后,我们从西侧小门出来,向北而望,一座“炮楼”似的建筑吸引了我。
“这里还有炮楼?”我疑惑地问道。
“这可不是什么炮楼,为碉楼,是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刘先生言道。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川大金川土司叛乱,乾隆帝发兵前去平定,但叛军凭借当地高大的碉楼顽强抵抗,战事久拖未决。于是乾隆皇帝下令按照云梯攻城的战术,在京西香山兴建碉楼,以此训练一支云梯部队。碉楼兴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年初,据传建筑工匠是从四川金川强征而来。他们既会修筑碉楼,也懂得攻碉的战术。
在金川人的“指导”下,很快建成了数座碉楼,随后清军开始“以碉攻碉”的战术训练。时间不长,他们就掌握了攻碉战术。不久,这支精锐部队再赴金川平叛。因清军掌握了进攻碉楼的战术,且攻势强大,叛乱终于平定。
香山碉楼的分布由静宜园(今香山公园)东宫门向东(左)南(右)两个方向伸展,当时有60多座,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实心碉楼,人不能爬上去,实为标志性建筑;另一种是活心碉楼,一面开门,入门有石蹬盘旋至顶,人可在顶上远望。60年前尚有碉楼30多座,后因无人管理且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如今剩下的已不足10座。国家植物园内现有三座,两座是原始的实心碉楼,一座是多年前复建的活心碉楼。
梁启超墓
在墓前细品《少年中国说》
观赏过建筑古朴而高大的碉楼后,我们继续向北而行,不多时,来到一座绿树掩映着的墓园。坐北朝南,门前竖立着三座白色石碑。左边两块分别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梁启超墓”和“海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梁启超墓”,右边一块是“梁启超墓园简介”。
刘先生介绍说,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变法”主导者梁启超的长眠之地。实为梁氏家族墓,因为这里还长眠着多位梁氏家族成员。
步入墓园,见其背倚青山,四周环围矮石墙,园内栽满松柏,正北面是梁启超及夫人的合葬墓。拾阶而上,见长方形的平台上竖立着“凸”字形墓碑,上面镌刻着“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碑前置有供台,两侧各有一段带雕饰的直角形衬墙。墓碑、墓顶及供台衬墙,均为土黄色花岗岩雕筑而成,前后连接,浑然一体,庄重而朴实。
梁氏家族名人辈出,墓园甬道东侧长眠着梁启超七弟、古典文学家梁启雄;西侧长眠着三子、参加过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梁思忠,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三女、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
凭吊于此,心中几多崇敬之感。不由得想起先生那篇著名的《少年中国说》,细细品味那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可谓寓意深远,富有激励之情!
樱桃沟
元宝石上生古柏,启发曹大师写出“木石奇缘”
凭吊梁启超墓之后,再向西不远,便来到京西古刹卧佛寺。
刘先生介绍说,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原名兜率寺,唐代寺内已有檀木雕成的卧佛。元代对该寺进行了扩建,并用铜五十万斤铸造寿安佛像。因呈横卧姿势,俗称卧佛。清雍正年间再次重修,改称“十方普觉寺”,因有卧佛,故俗称卧佛寺。整座寺院坐北朝南,建筑格局规整,对称严谨,共四进殿院,天王殿、三世佛殿、卧佛殿、藏经楼,依次由南而北排列在中轴线上,中轴线东侧为斋堂,西侧为行宫。寺内以古银杏、古蜡梅、娑罗树(七叶树)、牡丹知名。
由于时间关系,只在寺院内浏览了十几分钟,随后继续向西,便来到有“京西清凉胜地”之称的樱桃沟。
一边走着,刘先生一边介绍着樱桃沟的历史与人文景观。
樱桃沟系两山所夹之溪谷,长约一公里,因历史上广植樱桃而得名,曾以泉胜,以寺名。清初学者孙承泽曾在此隐居,并编著了《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等。因其自称“退谷居士”,故“退谷”便成为樱桃沟的别称。清末民初著名书画家、北洋政府官员周肇祥曾在此兴建花园,以为隐居。
沿曲径而上,走过一座小石桥,来到“鹿岩精舍”,但见门前一块山石上刻有“退谷”二字。刘先生说,民国时,周肇祥与梁启超在樱桃沟里巡游,当行至“鹿岩精舍”门外时,隐约看见一块山石上刻有“退谷”二字,但因年代久远,字迹已模糊不清,便请梁启超重新题写,梁启超慨然应允,予以补题。
走进“鹿岩精舍”,再拾阶而上,几分钟之后便来到“水源头”,只见泉水从石隙中汩汩流出,形成水潭,然后沿山沟顺势而下。
刘先生说,这里的知名景观很多。他指着一块横卧的巨石言道:“这是元宝石,因形似元宝而得名,下面有个山洞,宽丈余,深约八尺,内砌有石床,相传古时候有一仙人骑着白鹿到此,并住在岩石下的洞内,故名白鹿洞,而元宝石也称白鹿岩。其上方有一块居高临下的巨大危石,绝顶处竟然生长着一棵古柏。人称石上柏,又名石上松,其树龄约六七百年。”
传说曹雪芹就是受到这“石上松”的启发,写出了宝黛爱情故事——“木石前盟”。早年间香山流传着一首民谣:“退谷(樱桃沟)石上松(柏),人称木石缘。巨石嶙峋宝,甘泉溢水甜。山上疯僧洞,山下白鹿岩。曹公生花笔,宝黛永世传。”
两个多小时,我们从东南到西北,领略了国家植物园北园的多处人文景观,且行且停,访古探源,收获颇丰。
南园温室
那棵菩提树是从佛祖坐禅的圣树分植而来
探访国家植物园南园,幸有该园老职工杨师傅的陪同,他曾在此工作了30多年,对园中的历史与文化颇为了解。
我们从南园北门入园,随后向西而行,几分钟之后,便到了展览温室。
杨师傅介绍说,这是国家植物园南园的主要开放景区,整体建筑平面呈“王”字形,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是国内最大的热带温室。现在分棕榈室、阴生植物室、多肉植物室、水生植物室、果树室等,收集展示了2000余种热带及亚热带植物。
步入其中,最先进入眼帘的是“四季花厅”,两侧甬路旁是几株高大的棕榈树。置身于此,顿觉一派生机盎然。
沿着温室内曲折的小径,漫步而行,静静地欣赏着各色热带及亚热带植物。杨师傅介绍说,这里最为知名,也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植物,是一株从当年佛祖坐禅的那棵菩提树上分植出来的菩提树。
“这里还有菩提树?真是闻所未闻。”我惊讶地说。于是杨师傅把我引到菩提室,只见一株葱郁的菩提树植于门内。
杨师傅饶有兴趣地介绍:“菩提树原产于印度,属热带植物。”“菩提”本是梵文音译,意思为觉悟、智慧。相传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为解救众生,出家修行。经过多年的修炼,最后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终成佛陀,由此佛教视菩提树为“佛门圣树”。1954年10月,应中国政府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并带来一株从当年佛祖坐禅的那棵大树上取下的枝条培育成的幼苗,赠送给我国领导人,以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这株珍贵的菩提树幼苗高l5厘米,有5片叶子,装在一个紫砂盆里。当时以隆重的仪式接受后安奉在北京,遂转交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养护。此后这棵“圣树”被移至香山脚下的北京植物园热带温室。而今60多年过去,当年的幼苗已有5米多高,枝繁叶茂,并结了果实,成为热带温室中的名贵佳木。因其是国内唯一一棵从当年佛祖坐禅的那棵圣树分植出来的,为正宗菩提树,所以备受佛教人士的珍重。
伫立菩提树下,使人发心于菩提,伏心于菩提,明心于菩提,豁然开朗,仿佛有一种顿觉、顿悟之感。
溥仪旧居
“万岁爷”从战犯管理所回京后在这儿当了花农
走出展览温室,我们向西而行,很快来到几排灰色的院落前。杨师傅指着第二排的小院说,别看这个房子很陈旧,可住过一位“大人物”,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曾在这里住过?”我有些惊异。
“对呀,他在这里住了一年多。”随后他向我做了介绍。
1959年12月4日,“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后回到北京。1960年2月16日,他到位于香山脚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成了一名“花匠”,遂被安排住在植物园集体宿舍二排东头的房间,有两名工友与他同住。溥仪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周日可以回城。
第一个月,溥仪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由于他虚心好学,很快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三个月以后,溥仪先后被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学会给花卉剪枝、换盆、嫁接等技术。
溥仪在植物园劳动锻炼了383天,于1961年3月6日离开,此后他多次到植物园看望曾经一起劳动过的工友。
原来如此,想不到这位堂堂的“万岁爷”还在这里当过一年多的“花匠”。
走进溥仪居住过的小院,仔细观看,已没了当年的面貌。杨师傅说,这里是植物园最早的集体宿舍,建于20世纪50年代,而今建筑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但已改为他用。
俞德浚纪念石
他主持园务近30年,生前愿望就是建一座国家植物园
离开溥仪生活旧址,我们继续向南而行。此时正是阳春之际,路边的桃花、杏花、迎春花悄然盛开,景色宜人。沿着林荫小路,走了不到十分钟,便来到水生与藤本植物区。
杨师傅说,咱们去凭吊著名植物学家、植物园专家、北京植物园奠基人俞德浚先生,他是北京植物园的首任园长(主任),去世后长眠于园内。
不经意间,我们来到俞德浚先生的长眠之地。但这里并没有墓碑、墓表,只见一块高约1.5米的白色岩石上镶嵌着黑底金字碑刻,上面镌刻着“北京植物园奠基人俞德浚教授 1908~1986”。旁边一块长方形的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着“俞德浚先生简介”,简单介绍了俞德浚的生平。
环顾四周,这里背靠一片浓郁的水杉林,南侧是爬满紫藤的绿色游廊,环境格外肃静优雅。
杨师傅介绍说,俞德浚祖籍浙江绍兴,1908年出生于北京,上中学时对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192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担任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的助教。1947年到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和英国皇家植物园进修,并任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于1950年毅然回到祖国,为的是建设一个具有国家水平的植物园。
回到北京,他在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今植物研究所)从事植物学研究,并最先提出创办北京植物园。1956年北京植物园规划设计委员会成立后,俞德浚为主任,担任建园总指挥,主持植物园的规划、建设,随后又任植物园主任(园长),主持园务工作近30年。1986年7月14日因病逝世,数百名植物学工作者,怀着敬仰和悲痛的心情,将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植物园南园水生展览区北侧,也就是他曾经工作过数十年的地方。后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在俞德浚先生长眠之地建立纪念石。
伫立于此,敬意之感油然而生。我随手取出一块湿纸巾,俯下身去,轻轻拭去黑底金字碑刻上的尘土与污渍。
杨师傅说,俞德浚先生生前不止一次地与同事们说,希望能设立一座国家植物园,这是他几十年的夙愿。而今国家植物园终于成立了,圆了几代植物学家建设国家植物园的百年梦想,愿俞德浚先生在天之灵也能得以慰藉。
听了杨师傅的肺腑之言,我被深深地感动。俞德浚先生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植物科学事业,既令人敬佩,更令人缅怀。
清代康熙御制碑
皇上提醒您,此处“芳气有无中”
离开俞德浚先生纪念石,我们向南而走,便来到荷花池旁,只见一座石碑矗立于池畔。杨师傅说这是南园唯一一处古迹——清代康熙御制碑。
我走上前去仔细观看,但上面的字迹已经很模糊了,难以辨认。好在旁边有一块展牌,对这座御制碑有所介绍。
这是一座螭首汉白玉石碑,高3.3米,宽1米,厚0.32米,碑额题篆“钦赐御书”,碑身正面刻有康熙皇帝五律诗《赋得芳气有无中》:“大儒吟咏物,正自托诗情。气质原含内,芬芳远向荣。藕花中外直,绛雪有无名。惟愿菊兰气,山林勿使轻。”
杨师傅介绍,此碑是20世纪50年代建园之初在园子东南部发现的,因难以准确识别其碑文及具体年代,所以一直藏于园中至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此碑被列入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后经仔细辨认和查证,此碑实为康熙帝御笔所题。鉴于此诗是康熙帝赏藕(荷)花而赋,故将此碑立于荷花池旁,加以重点保护并供游人观赏。
时过正午,谢过杨师傅之后,我走出国家植物园,这“半日游”,先后探访了多处人文景观,由此感受到景区历史与文化底蕴的丰厚,真是不虚此行。
文并供图/户力平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