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在世界文明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不只是历史，更是文明的大未来。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纸是西汉早期的放马滩麻纸。东汉蔡伦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造纸，是真正的植物纤维纸。到唐代，又有藤纸、苔纸、竹纸等纸品问世，书写则多以麻纸为主……文明虽然各有不同，但各大文明对于纸张的青睐却出奇地一致。

当用纸来记载和传递重要信息时，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认证”方式，其中被最广泛应用的，便是印章和水印。在欧洲早期的纸张生产中，纸张获得的水印，意味着它的物质实体性开始持续渗透于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之中。赋予纸张水印的过程，也是一段充满趣味又迷人的历史和文化旅程。我们由此见证纸张的优雅与魔力。

在造纸工业中，纸张被制成袋子和药物包装，被用作衣服、鞋子和头饰的衬里材料，以墙纸的形式进入了中产阶级家庭和欧洲城堡内部，以多种形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本书则主要考察其作为符号载体的情况，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但是，如果要对作为文字和图片载体的纸张进行研究，最好不要从印有文字或画着图像的纸张入手。对前工业化时期纸张的历史研究源于对水印的研究和编目。拿起一张纸对着光仔细观察的冲动并非来自学术界。它产生于造纸商在工业化时代追溯造纸技艺的起源时，对纸张进行历史研究的需要。

水印是纸张定型过程中的工艺，这个工艺只在欧洲的纸张生产中发现过。要制作水印，就需要在木质抄纸帘中加入一个刚性的金属线模具，所以水印只是在欧洲开始生产纸时才出现的。水印是因固定在抄纸帘内的铜线而形成，并在抄纸过程中在纸张纤维层上留下的永久印迹。纸张制造商们将水印用于商标和认证的标志。它们的形状可能受到了统治者用来认证自己签名的纹章和徽章的启发。无论如何，许多水印在视觉上都近似于城市或皇室的纹章。人们熟悉的水印包括金球和王冠，鹰和权杖，虔诚的标志和神话中幻想出的生物，还有武器，船只和锚，傻瓜帽和手杖，人脸和宣誓的手，动物或动物的身体部位（比如牛头），还可能是字母和数字。简而言之，水印是早期现代世界的视觉图谱。

18世纪欧洲手写信件，纸张水印赫然在目

与此同时，水印是在抄纸过程中形成的不可磨灭的痕迹，见证了纸张的诞生和流转。无论是局限于实用的标记功能还是象征功能，它们总是能给工业化前的纸张注入一种血统的元素。水印讲述了一张纸的起源，并将它锚定到空间和时间的坐标系中。因此，水印具有的丰富信息并不仅限于它们在宗教或者纹章学上所体现出的内容。经济史学家能够从水印上研究出一张纸流转的历史，比如一张产自拉文斯堡的纸，穿过了莱茵河、多瑙河地区或汉萨同盟。而语言学家、艺术史学家或音乐学家可以通过水印来确定一本书的出版日期、一张装错的书页、一幅画或手写乐谱的创作时期，用于对出版年份错误的书籍或归类到错误作品中的纸张、绘图或附注手稿注明日期。每一个侦探小说迷都知道，即使是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一个现代版的文献学家和线索追踪狂——也试图探明一张纸的起源。但是，水印并不能轻易提供有关纸张的地理位置和年代信息。这需要一种精妙的研究方法，它要考虑到这一事实：水印通常不是追溯到一个抄纸帘，而是一对抄纸帘，它们不一定完全相同，使用寿命也可能不一样。此外，还必须考虑一张纸从生产、销售、储存到使用所要消耗的时间。

水印研究的核心隐喻，就是将造纸的过程看成一次生育行为，印在纸上的水印就像胎记一样。这种有机性的隐喻很有意义，因为纸张的水印——不同于镌刻在硬币上的标志，金匠或银匠的纯度印记，或者石匠用于标记的顶石——不是后期才添加到材料中的，而是在纸张生产的过程中自然出现的。当纸张在抄纸帘中定型时，纸张获得的水印意味着它的物质实体性开始持续渗透于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之中。每张手工制作的纸都是个体，但同时也要经过标准化和格式化。早在16世纪，水印就已经不再只是原产地和品牌的标志，还可以表明纸张的质量和格式。

这种纸张的个性化被它的格式化所平衡。格式化的历史要早于促生欧洲水印技术的拉线工艺，可以追溯到阿拉伯文化和中国纸的起源，并且在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的文明中也有对应。甚至从使用纸莎草来造纸时开始，纸张就没有“天然”的大小，都已经被格式化了。在罗马人征服埃及之后，他们也改变了官方所用的莎草纸的格式。在约瑟夫·冯·卡拉巴克以及近期海伦·洛芙迪的著作中，都展示了在哈伦·拉希德时代，纸的传播是如何与格式的分化齐头并进的。在包装纸和书法用纸之间出现了一个交错的分类，其中纸张的规格和质量与社会和文化的功能相关，不同的种类通常以高级官员或产地的州长的名字来命名。

[波斯]卡马尔·乌德丁·贝扎德《哈伦·拉希德沐浴图》，1495

规格和质量这两个元素往往是息息相关的。最大规格的纸用于哈里发的文件和契约，大小是109.9厘米×73.3厘米，同时具有极好的质量。用于通过信鸽交流的纸是极小的“鸟纸”（9.1厘米×6.1厘米），重量也最轻。通常用什么规格的阿拉伯纸，与书写者的社会地位和收件人的政治级别有关。三种最常见的规格是29厘米×42厘米，42厘米×58厘米和58厘米×84厘米。较小纸张的长度与上一级较大纸张的宽度相同，这样可以通过折叠让不同规格的纸张之间更容易适配。在14世纪初至16世纪，这些格式被用于大多数手稿和纸质档案，以及第一批印刷书籍。

很明显，在工业化时期之前的造纸术中，纸张幅面的尺寸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它们受到抄纸帘的尺寸、纸浆桶的可控性和手臂摆幅范围的限制。此外，纸张幅面的大小也关系到生产难度。在工业化时期之前，纸张尺寸越小，制作起来就越容易，这是经验之谈。纸张幅面越大，生产难度就越大，特别是压出一个厚度均匀、强度一致的白色纸面的难度。18世纪，纸张有非常多的分类，从少量上胶的印刷纸到精细的书写纸、邮政用纸，以及较粗糙的灰色草稿纸，到由边角料制成、用于制作手提袋和其他包装材料的“仿制纸”。还有一些特殊的品种，例如乐谱纸，它的质量必须特别好，以便在谱曲的时候墨水不会渗透。邮政用纸是水印技术和标准化相互渗透的一个例子。自16世纪晚期以来，它与帝国邮政的基础设施同时建立，与平时的书写纸分离开来，自成一套格式，其水印由一个邮车号角和造纸厂的名称组成。

水印将标准化与造纸厂的网络紧密联系起来，而纸张格式则与早期现代国家及其管理机构密切相关。纸张和行政管理的结合催生了印花纸，印花纸上印有国家的标志，是所有收费纸张的模板。它诞生于17世纪初荷兰的一次公开竞赛，竞赛的目的是寻找一种简单的方式来为国家增加收入。三十年战争之后，印花纸在德国经历了全盛时期。合同和文件只有印在印花纸上才能保证其法律效力，但印花纸不受公众的青睐，也遭到了不愿意在纸张的格式和质量方面服从官方管制的造纸商的抵制。

前工业化时期纸张规格的历史，反映了中世纪晚期和法国大革命期间欧洲领土国家的地理情况。它包括中央集权的法国和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对比，以及荷兰国会对西班牙的反叛。然而，最重要的是，近代早期的纸张规格描绘了专制主义和等级社会的内部结构。因为随着纸张的传播，对每种纸张规格社会和政治意义的了解也在传播。我们在腓力二世宫廷中见过的文书，被书名中带有“文书”的书籍所取代。这些书籍指导文员和个人如何与官员和高层进行书面沟通。大量的书籍，如格奥尔格·菲利普·哈斯多尔夫所写的《德国文书》，副书名是“适用于所有办公厅、学院及办公室的标题及表格信件用书第三版”，或者卡斯帕·斯蒂勒写的《万事俱备的文书》，副书名是“关于外行如何为王子、领主、官方和特殊场合写一封恰当且赏心悦目的信”，这些书教人如何写下赞美和致敬的修辞，举例说明了写给收件人使用的字体、信件大小，或标题行和赠言的设计。同时，他们总是会给出有关适当的纸张类型和规格的详细信息提示。

巴洛克时代的信件中，纸张的质量相当于一个人在宫廷里面对统治者时所穿的衣服。金边可以给信纸一种尊贵感，纸上也可以洒一些香粉或者喷一些香水。在专制时期的欧洲等级社会，纸张的尺寸与写信人和收件人之间的等级相关。在与王子或者其他尊贵人士通信时，需要使用大对开的纸张，给大臣和官员通信则使用小对开的纸张，与委员、女性和同事通信时，就按自己与收件人的级别之间的关系，确定使用大对开还是小对开的纸张。

根据这些文书指南，人们不仅需要注意字体和纸张尺寸，而且要注意行距，这也反映了写信人和收件人等级的高低。在书写时，对于空间的处理成了一种社交姿态，就像是鞠躬一样。称呼与信件正文第一行之间的距离为“空间荣誉”，使得写信人和收件人的社会地位差距一目了然。无论是在物理空间还是在页面空间，一封写给贵族的信都需要保留两个手指宽的“空间荣誉”；给地位较低的贵族写信的话，一个手指的宽度就足够了。信件写成后，根据文书的规则签完名，如何折叠信件也会进一步反映社会地位，这也和收件人有关。

纸的每一种物理、物质的元素都可以承载某种意义。在叙利亚和埃及，发布死刑所用的蓝色纸张标志着悲伤，向法院提出的请愿通常是写在红纸上的，纯白色在阿拉伯文化中是对眼睛的挑战，所以在书写的时候会尽可能地在纸上写满字。在欧洲，1389年博洛尼亚市的法规中提到的蓝纸，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唯一可以使用的彩色纸。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1506——1507年第二次访问意大利期间，使用了蓝纸来完成他的绘画。与此同时，在威尼斯，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印刷商阿图斯·曼纽修斯用蓝色或蓝灰色纸张印刷了不少精装本。在质量等级的另一端，一般用于文件袋和包装袋的蓝色包装纸，成为17世纪法国流行的“蓝色图书馆”的标志，包括占星年鉴、鬼故事、骑士小说和诗歌。

纸张染色的其中一种办法是在造纸时混入不同颜色的破布，这一技术从18世纪开始在欧洲传播开来。彩色纸的生产和纸张种类的增加，为书信和书籍设计在社会和审美的区分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在这方面一个主要的转折点是由英国印刷商约翰·巴斯克维尔与詹姆斯·沃特曼的造纸厂合作开发的仿羊皮纸，巴斯克维尔在1757年首次将其用于他出版的维吉尔诗集。仿羊皮纸的生产技术消除了抄纸帘上金属网格所留下的痕迹，为了制造这种纸，他们在抄纸帘的金属网格上又覆盖了一层细密的金属丝网，因此最终产出的纸上便看不到任何棱纹了。这种无棱纹、光滑的纸张让人联想起由羊皮制成的老式书写纸，因此成为一种具有经典复古设计的创新。弗里德里希·席勒在私人书信方面是一位节俭但雄心勃勃的纸张消费者，也是一位精通不同书籍用纸的作家。他在1799年12月6日告诉他的莱比锡出版商齐格弗里德·莱布莱希特·克鲁修斯自己的新诗集想要用什么材料：“多印一些信纸和仿羊皮纸的版本，至少以我出版的五本历书中的经验而言，这些版本的需求是很大的。”仿羊皮纸为社会和审美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元素，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仿羊皮纸已经渗透到私人通信以及书商在书展上宣传著名作家特别版书籍的书目中。同时，它也碰巧展示了随纸张用途变化而发展的纸张定型技术会产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当后面讨论纸张生产的工业化时，我们会看到生产高质量仿羊皮纸的方法是一座桥梁，这使得1800年左右的发明家们能够通过组装第一台造纸机，逐步实现造纸的机械化。

《纸的文化史》[德]罗塔尔•穆勒/著；何潇伊、宋琼/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