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令人想到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不仅产生了大量的诗赋，而且也出现了多种多样文体的写作。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还有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文士，在任何中国文学史叙述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提到“三国”，以系于罗贯中名下的《三国演义》为中心，激发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想象，开启了无数继作，从戏曲和说唱文学作品，直到现代的电影、电视剧、漫画、电子游戏、卡牌游戏；此外，也在日本、韩国、越南得到广泛传播和改编，使“三国热”成为一个东亚现象，还有网络上粉丝们的创作，“三国”已进入到国际视野中。

在近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田晓菲作品系列”之《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中，她从三个重要意象——建安七子、铜雀台、赤壁——入手探讨了文学史的嬗变。

《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

《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文化》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

同时，她也让读者注意到发生于建安中后期的那场大瘟疫对诗歌流派产生的影响。《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对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爆发的瘟疫的惨状有详尽的记载：“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丕在《与吴质书》之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此处提到的四位死于瘟疫的文人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如果没有这场瘟疫，建安文学的整体风貌必然大为不同。

“在后世浪漫化的三国叙述中，建安的意象，以其饮酒宴游、英雄气概、文采风流和男性情谊，一次又一次地复归，无论视作为潜文本，还是作为明确的主题。它渐渐地代表了一种失落的丰满，这丰满却从来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它代表了一个已逝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龙飞凤舞的传奇性人物，在他们身上，史实与虚构难解难分。”田晓菲评价道。

今天夜读，从瘟疫与诗歌、关于三国想象的文章中，重探古代文学的生动一面。

01

不像“建安”的建安（节选）

如果我们只有《文选》和徐陵（507—583）编撰的《玉台新咏》（唯一留存到后世的一部先唐诗歌集），那么早期中古文学的形象将会贫乏得多。比如说，曹操将只有两首诗传世。曹操虽然在现代被认为是重要诗人，但《文选》只收录了他的两首诗而已。曹操的诗都属于乐府，因收入沈约（441—513）的《宋书·乐志》才得以大量保存。《宋书·乐志》旨在保存宫廷音乐，而不是被5—6世纪宫廷作家视为美文的作品。

与《文选》《玉台新咏》《宋书·乐志》相比，于7世纪20年代编成的《艺文类聚》构成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文本容器。《艺文类聚》是从前代典籍节选抄录出内容再按照类别编纂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其中既包括社会政治机构，也包括天文地理以及自然现象。它既不像《文选》那样有明确的编撰思想、意在确立文学经典，也不像《玉台新咏》那样因以女性为读者对象而仅收录与闺情有关的诗歌，也不像《宋书·乐志》那样只收录乐府歌辞，而且不以文学审美考量作为选择标准。因此，《艺文类聚》中收选的建安作品在主题内容和文类方面都比其他几部重要的先唐文本来源要更宽广和多样化，大大地复杂了5—6世纪作者笔下的建安形象。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也许是阮瑀。《文选》和《玉台新咏》都没有收录他的诗。《艺文类聚》中阮瑀诗的主题和风格往往相当忧郁，也许是因为建安诸子常常要在曹操部下随军出征，他特别悲叹行旅的劳顿。阮瑀有两首诗收入“行旅”类，其中第二首如下：

我行自凛秋，季冬乃来归。

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辉。

念当复离别，涉路险且夷。

思虑益惆怅，泪下沾裳衣。

这首诗描述了诗人与朋友的私人宴集（“集”字出现在第四句），但基调与充满庆祝情怀的公宴诗完全不同，表现的情感也更复杂。团聚和酒宴的快乐很快被分别的惆怅和对行旅的畏难情绪所取代。与此相比，《文选》中王粲等人的从军诗要积极乐观得多。

阮瑀似乎经常发出不和谐音，与他人不甚合拍。《文选》收录了曹植与王粲的《三良诗》，歌咏秦穆公死后以三兄弟殉葬之事。阮瑀的《三良诗》应该与曹、王二人作于同时，但与曹、王之作相比，阮瑀对秦穆公的态度更具批判性，而且非常直接明了，首句即云：“误哉秦穆公。”此诗未被收入《文选》。

阮瑀还有几句诗收入《艺文类聚》卷十八“老”类：

白发随栉堕，未寒思厚衣。

四支易懈倦，行步益疏迟。

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

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

前四句的形容，不是常见的比较“诗意”但很抽象和公式化的对人生无常的感叹，而是对衰老过程的生动异常的白描：白发在梳头时掉落，怕冷，四肢关节僵硬疲劳，走路日益缓慢。

王粲《七哀诗·其一》是以《七哀》为题的诗里最出名的，但阮瑀也写过一首《七哀诗》，采取的是死者的角度，十分新颖：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

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

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

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回。

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

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

这首诗堪称后代以死者口吻写作的“挽歌诗”的滥觞，中古时期大诗人陆机、陶渊明的作品都运用了这种手法。值得注意的是，建安诗歌中常见的宴饮在此成为对死者的祭奠。

▲ 七贤过关图（明人摹）局部 故宫博物院 藏

还有一首阮瑀的诗收录于《艺文类聚》的“怨”类。而在“隐逸”类中，阮瑀诗列于众作之首。阮瑀在这首诗中赞美了多位著名的古代隐者：“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 这令人想到曹操的《短歌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为招揽天下贤才，连正在吃饭时都要吐出口中的食物，迫不及待地出去接待来宾。但如果说周公代表了曹操的政治理想，那么伯夷则恰恰是与周公相反的人物：他拒绝食物是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抗议武王灭商而不食周粟。周公挨饿而天下归心，伯夷挨饿而天下归仁：阮瑀好像在与曹操唱反调。顺便提一下，《文选》收录的隐逸诗很少， 作为皇太子主持编撰的文学总集，这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在现实帝国还是话语帝国的构建中，萧统以皇储的身份都不会愿意过分强调隐者的角色。

除了阮瑀之外，只保存在《艺文类聚》里的其他建安作者的诗歌也同样反映了“建安”较为阴暗的一面。陈琳有一首郁郁不乐的宴饮诗，首句即云“高会时不娱”，最后以诗人离席而去、在山谷中独自哭泣结束。还有一首王粲的诗，采用了建安诗歌中常见的飞鸟意象，但笔调风格与5—6世纪的作家引导我们想象的那个王粲迥然不同：

鸷鸟化为鸠，远窜江汉边。

遭遇风云会，托身鸾凤间。

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闲。

邂逅见逼迫，俯仰不得言。

诗中从“鸷”变成“鸠”的鸟，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它远窜江汉，正好呼应诗人从长安流亡到荆州的轨迹。有意思的是，曹植在《王仲宣诔》中恰恰也用飞鸟的形象描写王粲，甚至也用“远窜”来形容王粲逃离长安前往荆州：“翕然凤举，远窜荆蛮。”王诗第三句的“风云会”一般是形容君臣际会的，这里似乎是说曹操比刘表英明，他赏识王粲的才华，并让他加入了鸾凤的行列（诗人出于自谦，没有像曹植那样把自己描写为鸾凤）。但如果说诗歌前四句的叙事还和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中诸子的自叙相当吻合，那么后四句就与那种“由悲入喜”的故事结构完全不符了。诗人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他感到被压迫（是谁在压迫他？），感到郁闷和失语。归根结底，这只鸟无论是本来面目凶猛的鸷，还是变化之后温顺的鸠，都与“鸾凤”群格格不入。在这首诗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曹丕、谢灵运、江淹和萧梁诸王等人在一片怀旧情绪中勾勒出来的那个和谐欢快的建安。

“建安七子”之外的繁钦，在《艺文类聚》中有一首《咏蕙》，诗中的蕙草托身不得其所，既得不到任何阳光，又时时惧怕山崖崩塌。此诗借用《离骚》的词汇和意象，其象喻特质是很明显的。

在初唐宫臣编撰《艺文类聚》之时，建安作者的文集都还存在着，作品数量最丰富的是《王粲集》，共十六卷， 其次有《繁钦集》十卷、《阮瑀集》五卷、《刘桢集》四卷、《陈琳集》三卷、《应玚集》一卷。由此可见，繁钦和阮瑀都有不少作品传世，但他们二人收录于《文选》中的作品却恰恰最少：繁钦只有一封书信，曾得到过曹丕的赞美，被收入《文选》；阮瑀也只有一封致孙权的书信被收入《文选》，这属于翩翩书记之什，正是曹丕认为阮瑀最擅长的范畴。换言之，曹丕的评判对《文选》的去取选择影响甚大，而保存在《艺文类聚》中的那些未被收入《文选》的建安诗歌，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压抑到黑暗中去的、阴暗的建安。

02

“赤壁”与三国想象（节选）

《三国演义》对赤壁之战的描写前后一共八回，属于这部小说最有名也最有神采的几个章回。这八回可以说集中体现了小说家对前朝正史有意识的操控，有删除，有增加， 而且恐怕更重要的，是移植嫁接。比如第四十六回的草船借箭，原本是孙权的妙计，但在小说中却被移植到了诸葛亮身上。其后，毛纶、毛宗岗父子又对小说的早期版本做了无数修改，有些出于美学考量，但很多都是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在层层迭迭的历史重写中，最引人注目的改变，是反映了历史评价之变迁的人物描摹。小说中赤壁之战的故事基本上是从蜀国的角度讲述的，因为蜀国被视为唯一的正统。如此一来，诸葛亮自然而然被塑造成了对赤壁之战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真正英雄，而周瑜却被描绘成充满偏见、气量狭小的人物，因嫉妒诸葛亮而三番五次地试图加害于他。鲁肃则被降低为一个出于情节需要而设置的喜剧配角和捧哏人物，在周瑜和诸葛亮之间传递消息，但又对二人的筹谋懵然无知。在第四十三回著名的“舌战群儒”情节中，诸葛亮舌辩纵横，击败了所有主降的东吴群臣，诸如张昭、薛综等在中古时代被视为吴国栋梁之才的朝士，在明清时期却被丑化为“腐儒”或“小人之儒”。

▲ 金 武元直《赤壁图》

然而，赤壁八回之所以成功，和小说的意识形态倾向或传统道德观念并无多大关系。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散于史料之中的无数生动人物和细节串联起来，创作出情节复杂而又结构紧密、引人入胜的故事，从开始直到高潮，都能紧紧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作者运用的手法之一，就是以魏蜀吴三权之间多重层次的冲突为切入点来结构叙事。这些冲突与较量，从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开始，是一系列的微型战役，或斗勇，或斗智，相当于一曲繁复的前奏，预示并逐渐带引读者到达最后的高潮。

这八回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欺骗。小说对赤壁之战的描写有无数诡计与欺诈，这在史料中却仅仅出现过一次，在诗歌传统中就更是引人瞩目地缺席。比如说，敌对双方都互派间谍与诈降者。在第四十五回，曹操派蒋干向周瑜劝降，蒋干却带回周瑜伪造的假消息，引得曹操怒杀水军都督蔡瑁、张允，事后才醒悟上当。曹操随即派蔡瑁的弟弟蔡和、蔡中诈降东吴，周瑜假装不知，利用二人向曹营传递假情报。同时，吴国老将黄盖成功地骗得曹操相信自己的诈降——这其实是赤壁之战史料记载中的唯一一次诈降。

与此相关，在这些章回中一个重复出现的关键字就是“瞒”。在第四十七回前半，阚泽带着黄盖的诈降信渡江，曹操一开始半信半疑：“只好瞒别人，如何瞒得我！”同回后半写庞统劝曹操用铁索连接战船，庞统的计划却被徐庶看穿，本回最后以徐庶的话作结：“只好瞒曹操，也须瞒我不得！”曹操和徐庶的两句话针锋相对，堪称完美的对仗。

长江南北的两军对峙，被吴蜀盟军之间的竞争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和鲜明生动。诸葛亮和周瑜被描写成激烈的竞争对手，以至于好像是一对难分难舍的情侣，鲁肃成为斡旋于二者之间的、一派天真的中介人，他们的三角关系模仿了魏蜀吴三权鼎立的局面。第四十六回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此回以鲁肃拜访诸葛亮开始：周瑜派鲁肃去试探诸葛亮，看他是否知道曹操中了周瑜之计而错杀蔡瑁、张允。诸葛亮表示自己完全知道个中就里，但切嘱鲁肃不要让周瑜知道，否则“公瑾心怀妒忌，又要寻事害亮”。鲁肃同意了，但一回去就向周瑜吐露真相。后来，鲁肃劝周瑜不要轻信蔡氏兄弟的诈降，但被周瑜叱退。鲁肃告诉诸葛亮自己的担忧，诸葛亮向他解释说那全是周瑜的将计就计。此回最后，描写黄盖行苦肉计，被蒙在鼓里的鲁肃目睹黄盖受刑，大为震撼，向诸葛亮抱怨，诸葛亮再次向鲁肃解释个中奥妙，并再次吩咐鲁肃：“见公瑾时，切勿言亮先知其事，只说亮也埋怨都督便了。”这次鲁肃果然没有向周瑜透露底细，周瑜大为得意，笑道：“今番须瞒过他也。”却不知被瞒的乃是自己。这一回，是完全围绕着知识与信息的流通传播和保留扣压而组织结构的。

欺骗，这个在诗歌传统中找不到位置的主题，却可谓赤壁八回的组织原则。小说家向我们显示：对于战争的胜败来说，欺骗手段是否高明比军事力量重要得多；而在另一方面，这也是明清白话小说与戏剧的重要母题之一。但归根结底，小说家的赤壁之所以成功，正是要归功于诗歌传统和小说传统的相互渗透、大众文学想象与古典文学想象的完美结合。在第四十七回，阚泽秘密潜入曹营，他扮作渔翁，在一个“寒星满天”的夜晚驾一叶扁舟渡江。执行危险任务的谋士，披着诗意的渔翁的蓑衣，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意象，可谓叙事与抒情的完美融合。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