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咨询室里回荡着人们与世隔绝的渴望，充斥着对不工作、欲望、感受的幻想，充斥着从人类日常脑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念头。患者会用一种不受痛苦和病态折磨的语调说：“我并不想自杀，我只想与现实脱节一小会儿，或者，有时我只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离开这个房间，世界就会再次向他们负担过重的思想和身体施压，唤起他们的好奇、困惑、忧虑、愤怒、激情和希望。过去如此，未来也会是这样。
他们遭遇了一种人类特有的困境：他们有想要活下去的冲动，希望通过参与和贡献来增强自己于世界上的存在感，同时却也产生了一种相反的冲动，想要退缩到冷漠和中立的状态中。然而重新感受到世俗的需求和欲望的侵扰时，他们就又一次把这种退隐的想法抛到了脑后。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让人精神崩溃，从而破坏了工作和休息的节奏。这些疲惫不堪的职场人士谈到自身感受时通常会提及“过劳倦怠”（burned out），这个词语将他们的不适与工作生活的外部压力联系起来，而非承认痛苦来自内心世界的动荡不安，从而规避了“抑郁症”的污名。1974 年，德裔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J. 弗罗伊登贝格尔（Herbert J. Freudenberger）首次将“工作倦怠”（burnout）一词用于心理治疗领域，用来指“过度劳累或压力导致身体或精神崩溃”这一日益普遍的现象。
根据安娜·凯瑟琳娜·夏弗纳（Anna Katharina Schaffner）所说，弗罗伊登贝格尔注意到，倦怠的人有一种将工作关系“去人性化”的倾向，对同事和客户的感受、需求漠不关心。筋疲力尽的职场人士耗尽了对自己和周围人的积极承诺，绝大部分内在资源消耗殆尽。过劳会引发他们对休息的强烈渴望，同时又感到这种渴望无法实现，总会有一些需求、焦虑或令人分心的事让他们无法如愿以偿。
诸如此类的经历在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60年的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A Burnt-out Case）中得到了生动诠释。格林将主人公—建筑师奎利的精神倦怠与他在刚果麻风病人聚集地目睹的“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相提并论。就像麻风病人四肢麻木，对肢体的感觉已经消失，奎利认为自己达到了无欲无求的状态，在一种倦怠的冷漠中等待着余生的结束，他的情绪就像被截肢了一样，是一潭死水。
然而，只要奎利还活着，他就不会真的“无欲无求”3，总会有某件事情刺激他或有人前来打扰他。咨询室里充斥着同样的束缚：患者希望隔绝所有打扰，保持平和的感觉，与此同时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电子邮件、电话留言以及各种其他要求和干扰也在不断堆积，即使在50 分钟的咨询期间也不曾中断。
对格林来说，这种倦怠感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的萎靡，是对普世意义的信念消耗殆尽。倦怠，是中世纪社会所谓“淡漠忧郁症”（或“精神危机”）的一种更现代化、更世俗化的叫法。
中世纪的神学家从希腊语中借用了“acedia”这个词，意为漠不关心或毫无感情。这是最危险的精神状态，因为它腐蚀的不仅仅是某种信念，而是侵害了信仰的底线。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是虚无的，而且是毫无希望的，这就意味着你从世界中清除了上帝的存在。这会对教会、修道院和其他宗教组织构成致命的威胁，并可能削弱这些宗教团体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资源。
患了淡漠忧郁症的修道士失去了专心奉献的目标，就会出现消极厌工以及焦虑分心的状态。他缺乏推动信仰和祈祷的意志、纪律和精力，只能做些无意义的事情消磨时间，比如闲聊和吃零食，而这又加剧了他的焦虑，阻碍了他与上帝的沟通。
夏弗纳写道：“就像神经衰弱者和过劳者一样，那些饱受淡漠忧郁症折磨的人在‘懒得动弹’和‘坐立不安’之间摇摆不定。”4
提到“倦怠”，我们仍然会想到这种修道士的形象，即使我们对这种精神状态的命名和理解都发生了变化。19 世纪晚期的诊断专家创造了“神经衰弱”（neurasthenia）一词来命名同样的不适，现在人们把它理解为现代城市、工业社会的日常刺激（肌肉、精神、感官、鸦片和性爱刺激）造成的神经系统负担过重。
神经衰弱病例中最著名的当数病弱的贵族让·德泽森特，他是J. K. 于斯曼（J.-K. Huysmans）1884 年经典小说《逆天》的主人公。他经历了许多悲喜交加的考验，在性爱和毒品的蹂躏后，他不顾一切地想让身心回复到平静的状态，最终却徒劳无功。
让·德泽森特将他在巴黎郊区的别墅底层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视觉陷阱，在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表象下，充斥着颓废奢华的感觉。让·德泽森特本身就是懒惰隐士或修道士的现代翻版，于斯曼暗示：“他像一个隐士，已经适应了孤僻独处，生活已经使他疲惫不堪，他对生活已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就像修道士一样，被一种极度的疲倦、一种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以及不再堕入尘世的愿望所压倒。”5
一个幻想自己能够暂时死亡或消失的病人，通常也处于同样的焦虑疲劳状态中，即“开始”与“停下”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他们也渴望从外部世界以及它所带来的紧张的精神状态中得到彻底的解脱。
弗洛伊德根据英国精神分析师芭芭拉·洛（Barbara Low）的建议，将这种渴望命名为“涅槃原则”（Nirvana principle）6，借此表达了对早已存在的佛教理念的一种认可。在佛教经典中，灵魂的理想境界，是从日常萦绕在脑中的贪、嗔、痴中超脱出来。
在我们对欲望的急切追求中，隐藏着一种对欲望泯灭的渴望。
用法国精神分析师皮耶拉·奥拉尼耶（Piera Aulagnier）的话来说，这种渴求冲动，或者“无欲之欲”（desire for non-desire）是一个“奇耻大辱”，成为我们精神生活中最令人费解的谜。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怎么可能是“熄灭欲望”呢？我们当中许多人不正是在盲目执着地追求着自己强烈的欲望吗？
“无欲之欲”8 这个短语并没有把“无欲”和“欲望”置于矛盾对立的境地，反而引出了它们之间的纠葛。它向我们指出了人类经历中一个令人沮丧的悖论，那就是即使什么都不奢求，其本身也仍然是一个欲望。
另一位中世纪的僧侣，12 世纪的日本僧人鸭长明（Kamono Chōmei）在试图打造一个“精致的栖身之所”9 时，将这一悖论精炼而优美地表达了出来。鸭长明写到，他为自己在日野山建造了三米见方的隐居之所，以此躲避自然灾害的侵袭和人类世界的威胁。他过去生活在城市里，目睹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被火灾、洪水、旋风和地震所困扰，还有统治阶级制造的祸端。这些灾难让鸭长明意识到，世俗的欲望如此渺小无谓。在他那来之不易的清心寡欲之所，他可以沉浸在花花草草、仙乐飘飘、闲庭信步的悠然乐趣之中，领略周围山峦崇高壮丽的美景。
事实证明，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在回忆录《方丈记》的开篇，鸭长明吟咏了山居生活的乐趣，但趋于尾声的时候，他却涌起了强烈的自责：“我佛教之旨，凡事勿执念。今爱我草庵，亦是有罪过。执着于闲寂，碍悟道往生。为何流连于无足轻重之乐而虚度时光？”10
这是一个极其荒诞的讽刺：从所有的执念中抽离后，却发现自己变得执着于放下。如果去探求无欲，就有可能落入欲望的陷阱。这就是我羡慕肉肉的原因，它不费吹灰之力，不用煞费苦心，就可以没有目标和计划地活着；然而对我来说，就连“没有计划地活着”这件事本身也会成为一个计划。这也正是鸭长明感到如此挫败的原因。“放弃所有的欲望”与“从未有过欲望”有着天壤之别。
如果久居山林之地的高人都办不到，那像我们这样的尘网中人肯定更是无法企及。在我们被无休止的工作和诱惑不断包围的文化中，我们的冷漠并不是涅槃般的平静，而是看上去死气沉沉，内心却躁郁不止，或者陷入如作家艾弗·索思伍德（Ivor Southwood）所说的“永动的惯性”，一种掩盖了我们灵魂“潜在停滞”的永恒运动的状态。
我们每天都被雪崩似的数据和刺激轮番轰炸，超出了我们处理或驾驭事情的能力。如果我现在打开电脑，几秒钟之内就可以看到极右翼运动现场、高利贷公司、上层社会饮食的奥秘、性虐待幻想和圣战分子等等内容；进入任何一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关注、点赞、评论、更新、上传，还能连接到无数的朋友和陌生人；或者随便下载一个约会软件，浏览目不暇接的美丽、悲伤、狡诈、愤怒、邪恶以及充满希望的面孔。
这个前所未有的、令人神经衰弱的世界不断要求我们去选择、站队、参与和取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连自己的欲望底线也无法满足。受制于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蕾娜塔·莎乐塞（Renata Salecl）所说的“选择的暴政”12，我们的欲求力就像一个受损的内脏器官，严重过劳、甘拜下风，只能苦苦祈祷自己免于选择带来的严重焦虑。
咨询室见证了这种日常暴政的淫威。每天，候诊的人们和确诊的病人都在谈论他们在婚姻、事业、家庭和友谊中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的思绪起伏不定，往往伴随着更多的恳求，让我帮他们从优柔寡断和矛盾心理中解脱出来，然而却少有减轻负担或者找到解决方案的时候。决断力的匮乏，连同随之而来的焦虑和衰弱成了灵魂的乙醚，作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与他们自身融为一体。
对于一个把生活困境带到咨询室的患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没什么非同寻常的。选择困难比精神分析存在的时间要久，和人类自由本身一样有着久远的历史。然而，当我反复听到这些陷入僵局、令人痛苦的病情描述时，我那把分析师座椅就好像一个情报站，监听着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种不安。这种隐忧从说话人单调乏味的声音中就能听得出来。我有时觉得，这种声调表达出了很多病人无人知晓的秘密心态—不做任何选择，也不用承担选择带来的任何损失与动荡。他们只想什么都不做，回到毫无行动的原点，回到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
近年来，数不胜数的畅销书、文章和TED 演说都在讨论网络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层出不穷的公共和私人决策，面对这些强加给我们的选择，畅销书作家和演说人试图为我们的惰性提供改良的妙方，引导我们穿过焦虑不安的丛林，去发现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然而，他们都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不用做出任何选择。我们文化中“非做不可”的精神被彻底根植于我们体内，以至于我们无法听见，甚至想象一个叫停的声音。
在小说《书记员巴托比》中，一位姓名不详的律师担任着这篇小说的叙述者，临近故事结尾时他形容自己就像“被雷击了一样…… 就像很久以前弗吉尼亚州的那个男人，嘴里叼着烟斗，在一个万里无云的夏日下午被闪电劈死了，就死在那大敞的、暖意融融的窗户边。在那个如梦似幻的下午，他一直斜靠在那里，直到有人碰了一下他才倒下”13。
这些文字让我既惊恐又兴奋万分，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这几句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就像这个被雷击中的人。从我记事起，我就像这位律师一样，深信“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只要生活中出现一丝一毫的混乱，便总要设法恢复平衡。每当我凭直觉预感到人生的列车即将遭遇脱轨，旋即拉下了手边的紧急制动，及时刹车。
我像这位律师一样，总觉得自己被绑在按部就班生活的轨道上难以脱身，不允许任何动荡“打扰我的平静”。
而从他（巴比托）来到办公室的那一刻起，这个面色惨白、身形枯槁、“孤苦伶仃”的年轻人就给这机械运转的宇宙投下了一层阴影，尽管他最初对抄写的工作很有热情。那位律师面临的问题是，他的这位新雇员并非“高高兴兴地勤奋工作”，而是“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像台机器般”抄写，这暴露了律师精心营造的完美无瑕的世界，其内核是一种非人的死寂。
然后，在没有任何预兆或解释的情况下，工作停止了。当律师要求巴托比校对一份文件时，他“以一种异常温和、坚定的声音回答道……‘我宁愿不做’”。说完这番话，他宣布放弃抄写—事实证明，这是他最终放弃所有工作和活动的开端。
自从这篇小说1853 年在《普特南月刊》上发表以来，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一直对巴托比这句经常出现在文中的口头禅含义为何感到困惑。但他们所有的猜测只能表明，巴托比的头脑要比这些诠释和定义都高明。谁都读不懂巴托比，他的所思所想根本无法捉摸。那位律师注意到，“他孑然一身，独来独往，完全脱离社会。像是来自大西洋中心微不足道的一块船骸”。
不过，他并不是在大西洋中心，而是在大西洋边的陆地上，没有无害地随波游弋，而是悄无声息地腐蚀着他周围的世界。巴托比轻描淡写的婉拒，摧毁了这个世界的根基，就像参孙摧毁神殿的支柱一样。
最后，巴托比一动不动地待在办公室的屏风后面，被解雇后也不离开，逼得律师逃到别处，另租了新办公室，让大楼的新租客去应付巴托比引来的暴怒。“宁愿不做”，意味着既没说“是”，也没说“不”，这种说法蕴含的排山倒海的力量足以撼动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巴托比既不表示同意，也没有拒绝，让他周围的人陷入了灰色迷雾之中，无所适从。
在那位律师的世界里，每件事都各有其位，就像我当时所处的那个世界一样—— 直到我意外发现了巴托比，也开始在内心的大洋中随波漂荡。我惊讶地发现了一个真相，正所谓世事难料，事情并不会像我所期望的那样一路畅通无阻地发展。
我们从未意识到这样一件事：我们可以随时停下来，就像我们可以随时继续工作一样容易。我们没有义务成为自己生活中脸色苍白的书记员，永远朝着一个方向迈出同样的步伐。巴托比那道“温和而又坚定”的雷击，让我和许多着迷的读者萌生出了惊人的共鸣。这不只是一个关于反抗或拒绝的故事，而是暗示着我们内心深处想要踏入冷漠地带的冲动，在那里，判断、选择和决定的义务都可以被永远搁置。
书名：《什么都想做，什么都不想做》（用“什么都不干”打败“手忙脚乱”）作者：[英]乔希·科恩；译者：刘晗 翻译 / 苏十 校译；出版社：春潮｜中信出版集团
来源：春潮｜中信出版集团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