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当地时间7月31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发生了一桩对世界、对中国、对河南都颇具意义的大事：中国河南省登封市“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天地之中”，何等气派的定位！它显示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认中国为天下之中的国家、认河南为中国之中的区域、认登封的某些方面为河南之中的观念；而这样的观念，起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们那里，得到了首肯：从审议到通过，仅仅15分钟，而且没有一位委员提出异议。
核诸现实与历史，河南为中国之中，的确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河南人以“中”这个单词表达可以、行、同意等等的意思，河南的雅称有“中州”、“中原”，这都不见于中国的其他地方。而在有些失落的现实与相当辉煌的历史的比较之下，哪怕围绕河南的调侃，也显得那么的别致：好不容易有座山，还是平顶山；好不容易开家店，还是驻马店；好不容易见到太阳，还是洛阳。诸如此类的段子，在外地人的嘴里，不乏对河南历史地位的怀想；在河南人的心中，则透着股心酸的味道。
以平顶山为例，略居中国之中的河南之中，介于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古都之间，其历史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建市虽晚至1957年，文明史却早到周代的应国，并有着“中原鹰城”的美誉。
再以洛阳为例，在久远的中国历史岁月里，它是灿烂的太阳而非落日的馀晖。地理上，今天“我们的大中国”其实发轫于洛阳这个“小中国”；政治上，洛阳作为正统的象征，更是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都是饶有兴味的话题，且可加深我们对洛阳所在的河南、河南所在的中国以及洛阳近邻的平顶山历史地位的理解。篇幅有限，我们不妨就此截取几个时间断面，约略言之。
一
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贾村出土了青铜器何尊，其铭文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这段铭文的意思是：周成王初迁居于成周。先是周武王克商后，在庙廷祭告于天说：我将居此中或，自此治理民政。按，何尊铭文的“中或”就是“中國”，《说文解字》段注说：“或、國在周时为古今字。”而依据近世学者的普遍看法，周金文國字早期作“或”，表示“执干戈以卫社稷”，后期加“□”以为國界，属于文字上的自然演变。至于这个目前所见最早出现的“中或”所指，稍玩文意，即知就是“成周”。成周者，周成王时周公营建雒邑二城，西面一城在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称为王城；东面一城在今洛阳市白马寺东，称为成周。
洛阳白马寺
把成周称作“中国”，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证据。如《逸周书·作雒》：“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汉书·地理志》：“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说苑·至公》：“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词有倒正，这里的“土中”、“中土”、“天下之中”意思是一样的；换言之，以成周或雒邑为中心的一片地区，可以称为“土中”、“中土”、“天下之中”。比如直到西周晚年，史伯说天下形势，仍以成周为天下之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扬、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国语·郑语》）而就成周言，更可直接称为“中国”。因为在中国古代城邦制时代，所谓“国”是以城圈为限的，城圈以内为国中，住在城圈里的人称“国人”，城圈以外为郊，郊已不属于国的范围。引申之，成周被称为“中国”，是因为它乃“土中”、“中土”、“天下之中”的城。
问题在于，周人为何要将以成周为中心的地区视为“天下之中”？
从地理学角度言，“中”是相对的概念。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至于政治地理上的“中”，当夏、商、周三代时，所指地域更是多变。具体到周武王灭商以后的政治地理形势，则“天下之中”正在以成周为中心的这片地区。
以成周为中心的这片地区，本来是夏的中心区域。以此为准，起于黄河下游的商与起于泾渭之间的周，分居东、西。只是这种夏为中、商为东、周为西的方位，在夏商西东对峙、商周东西对峙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及至周灭商，以夏、商旧疆与周人本土为基础的中、东、西格局，方才趋于明朗，《左传·昭公九年》所载周人詹桓伯的话就明确揭示出了这一点：“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在这里，“西土”实为灭商前的周人本土，有今甘肃东部至山西汾水下游之间；“东土”抵海，是周公东征以后最终确立统治权的土地。先是周武王灭商，统一商都以西土地，对商都以东土地的统治权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周成王时，商馀民及原本从商的东方夷族反周，周公东征，三年尽定东土。为了加强对东土的控制，周公筑王城与成周，并以成周作为镇抚东土的陪都。而总括此时的周人疆域看，夏的中心区域即以成周为中心的地区，介于西土、东土之间，所以被周人认作“土中”、“中土”、“天下之中”。
周人以夏的中心区域为“天下之中”，可能也有着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考虑。在灭商的过程中以及灭商后，周人一直自居为夏的继承者。如《尚书·立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这是说天帝降罚于商，命我有夏，得用商之天命，抚治万民；又《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这是说周文王的政治影响由近而远，“区夏”最近，指周本国。然则周以夏自命而不承商，一是因为周人的祖先后稷原系夏的联盟成员之一，《国语·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二是因为夏、周与商本来不属同一文化系统，前者出于西，后者出于东。如此，周人以夏自称并以夏的中心区域为“天下之中”、以“成周”为“中国”，实在具有一种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号召作用。
综上所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克商，克商之初，就有在今洛阳一带营建雒邑的计划，并已称之为“中国”，这也是“中国”名号的最早确见时代。公元前1036年（周成王七年），周公营建雒邑二城，其中的成周被称为“中国”；称成周为“中国”，又与当时的疆域形势以及周人在政治、文化方面的考虑有关。据此我们也可以获知，今天的“大中国”，竟然渊源于三千馀年前洛阳所代表的“小中国”，而这无疑显示了洛阳在“中国”名号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
二
公元356年，东晋权臣桓温北伐，收复西晋故都洛阳。及至362年，桓温上疏司马丕（哀帝），请求朝廷由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还都洛阳。《晋书·桓温传》：“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使惠风阳泽洽被八表，霜威寒飙陵振无外，岂不允应灵休，天人齐契！……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则陛下盛勋比隆前代，周宣之咏复兴当年。”
在当时胡族入主中原、汉族政权退守南方的形势下，桓温以为，光复洛阳旧京、疆理中区华夏，乃是天人齐契的期望、比隆前代的盛勋，关系到冠冕万国、朝宗四海的天朝声威。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之南北分裂时代屡次发生。桓温之后，如东晋谢玄、刘裕，南朝宋到彦之、梁陈庆之，都曾收复洛阳；每次收复，也都会引起南方建康朝野迁都洛阳之议。然而也因为志在洛阳的政治目的太过直接与明显，决定了东晋南朝的北伐往往逆水而上，过分依赖水军，战略战术单一，从而导致失败；另一方面，对于入主中原的十六国北朝胡族政权来说，一旦拥有了洛阳，也就平添一股豪气。在这股豪气的作用下，甚至膨胀起天下归一的雄心，如前秦苻坚为了解决“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的缺憾，不切实际地“起天下兵以讨之”（《晋书·苻坚载记》），发动灭晋战争，结果陷入国灭身死的万劫不复之局。如此看来，“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汉书·张良传》）的洛阳，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时代尤其是南北分裂时代的攻守格局，南方汉族政权北伐的一个关键指向，往往即是洛阳所在的中原核心地区；而北方胡族政权南征的一个促成因素，则是既有洛阳、就当天下归一的政治逻辑。
这样的政治逻辑，基础于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与文化地位。地理的居中，指洛阳在内地农耕社会的地域范围内，最为符合“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帝王奠都条件；文化的居中，如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宣布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面对反对迁都的鲜卑保守势力，拓跋宏劝道：“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魏书·广陵王传》）
也就是说，非汉的胡族如果不居中原、不都洛阳，将缺少文化、无法博见多知。而拓跋宏毅然迁洛后的举措，也以“文化”为重心，比如禁鲜卑语与鲜卑服，改胡姓为汉姓，以洛阳为籍贯与葬地，鼓励与汉人通婚，行门阀之制，任中原儒生，如此等等，然后就是起兵攻齐，欲求统一。虽然其后的北魏，很快上演了六镇武人变乱、分裂成为东西以及后来鲜卑民族消失的悲剧，英年早逝的孝文帝却在中国传统的主流史学评价中，获得了极高的美谥。如葛剑雄教授誉之为“盖世英雄”；1996年，《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先生对担任《拓跋宏评传》审稿人的笔者说：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孔子，外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汉族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孔子，少数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拓跋宏！
桓温虽存“无君之志”，但不废其“观兵洛汭，修复五陵”的可称之功；拓跋宏虽缺乏权衡地迁都洛阳，并为此赐死少年太子元恂，却成就了其古今中外第三人的评价。汉人桓温、胡主拓跋宏的丰功伟业，又都离不开“天下之中”的洛阳。
何以如此呢？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或可作为注脚：“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正统论中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谁能得到中原的地方，谁便是正统。如果想被人们认为是文化正统的代表，假定不能并吞南朝，也要定鼎嵩洛。”（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四篇）
洛阳为正统的象征，这就是问题的答案。正是在这种正统观念的支配下，退守南方的汉族政权如东晋、南朝、南宋一直着意于恢复中原故地，或者迄未放弃扬言恢复中原故地；而入主中原、具备相当实力的胡族政权如前秦、北魏、金以及元、清的初期，既视拥有洛阳为得地理正统乃至文化正统的最大资本，也以一统华夏为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进而言之，胡族政权起初多以占有传统的中原尤其是“小中国”洛阳为由而自居正统，随着这些胡族政权“饮食衣服”、“诗书礼乐”的汉化，他们更进一步拥有了文化的正统资格。比如迁都洛阳、全面汉化以后的北魏政权正是这样，以致北魏敢理直气壮地斥南朝为南伪、为岛夷。即便南朝之人，如梁朝北伐名将陈庆之，竟也发出了“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的感叹。
离开了中原与洛阳的汉族政权并不放弃正统者，既以皇统继承或禅让为政权的合法性依据，也缘于从传统的汉族儒家农耕文化言，具有居于正统的资格；又不独仅此，彰显正统还关系到军事形势与民心向背，如南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一所云：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王猛丁宁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劝苻坚不宜图晋；崔浩指南方为衣冠所在，历事两朝，常不愿南伐。苻坚违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谋，故有盱眙之辱。也就是说，东晋南朝的政治与文化正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地理与军事的劣势。然则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之世，各别民族、各别政权争夺、宣称、彰显正统的意义，由此可明大概。
三
欧阳修《正统论》云：“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落实到政治地理层面，统一王朝或者分裂时代追求统一的王朝，必得中原、必取洛阳，看重的正是中原与洛阳所代表的正统。循此，作为“天下之中”的洛阳，成为中国古代王朝理想的定都之地，总计从东周到五代，定都洛阳者共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十一朝，时间长达八百八十多年；而作为正统的象征，争夺洛阳，长久左右了中国古代的军事攻守形势，定都洛阳，也长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走向。
推而言之，因时而异的今郑州、安阳、许昌、开封等古都，其实具有与洛阳相仿佛的“天下之中”的历史正统意味；象征江山永固、接天通地因而为历代帝王常祭的“五岳”之中，嵩山尊居“中岳”；代表中华大地的《尚书·禹贡》“九州”，其中的豫州在后世被敬称为“中州”，由《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所说的“河南曰豫州”，“河南”又成为狭义特指的“中原”。而与这些带“中”的词汇相联系的，是金戈铁马声闻的“逐鹿中原”，是刀光剑影闪烁的“问鼎中州”，是割据势力希望据此自雄的“宅中图大”，是统一王朝企图以之控制四方的“居中御远”。
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中”字，高度凝聚了今河南省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民族地位，形象写照着自古及今河南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特征。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0年第11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