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属巢式病毒目，冠状病毒科，冠状病毒属，为有包膜的正股单链RNA病毒，直径为80-120纳米，约有3万个碱基组成，其遗传物质是已知RNA 病毒中最大的。1965年，科学家分离出首个人类冠状病毒。

而实际上，在2002年底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出现之前，人类并未过多关注这类自带“皇冠”的病毒，此前发现的冠状病毒旨在人类中引起轻微类似感冒的症状。但SARS-CoV、MERS-CoV对人类制造了严重威胁，而和这两种未造成全球大流行的病毒相比，SARS-CoV-2最终吸引了全球科学家对冠状病毒的重视。

11月20日， 在Cell Press 细胞出版社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线上学术会议“新冠直击：认知、防控和预后”上，德国灵长类动物中心感染生物学部主任Stefan Pöhlmann教授，著名病毒进化学家、美国斯克里普研究院Kristian Andersen副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Kanta Subbarao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院士进行了圆桌讨论，阐述了他们对SARS-CoV-2的认识和见解。

SARS-CoV-2的独特之处

相比此前的SARS-CoV-1、MERS-CoV，SARS-CoV-2独特之处在哪里？

陈化兰表示，一般来说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类需要时间来适应，而SARS-CoV-2出现之后其传播性特别强，这可能是它最大的特点。

Pöhlmann提到类似情况，“它能感染上呼吸道，传播性特别强，这和之前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冠状病毒不太一样，我们需要清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阻止它的传播是很重要的。”

Andersen则从病毒进化角度分析，他表示，实际上SARS-CoV-2个体的变异是比较低的，有部分观点认为它的演化是比较慢的，“但问题是它可以在宿主之间进行重组，最后导致其演化速度越来越快，我认为从某些方面看它变异是低的，但从另外一些方面看它变异又是高的。”

“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些疫苗在选择病毒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意外。”Andersen以水貂来举例，“病毒传播到水貂之后，很快就适应并演化。”

Subbarao在发言中表示，他认为SARS-CoV-2最大的特点是人传人的效率特别高，“SARS-CoV、MERS-CoV必须近距离接触，例如在医疗机构等场所，我记得在今年2月的时候，我认为它更像流感而不是类似于SARS。”

Subbarao还提到第二点不同，即很多COVID-19病例表现为轻症，“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说，防控会变得更难，因为SARS和MERS可以清楚找到病例和接触者，因为他们病情很严重。”

Subbarao还从Andersen谈及的病毒变异角度补充谈及疫苗。她表示，从流感疫苗来看，选择毒株很重要，“新冠疫苗目前还是一个挑战，我们面临很大的压力。”她建议，在进行全球病毒监测和全球流感监测的同时，应同时有平行体系来监测冠状病毒的进化，“然后才能生产出最先进的及时的疫苗。”

人类是否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COVID-19不会是人类最后面临的一场大流行，甚至也不会是最后一场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我们是否能提前做好应对？

Andersen表示，其一直支持持续监测冠状病毒。他提到，有些人认为可以从蝙蝠身上去进行测序，然后就能预测什么病毒会传播到人身上，但他认为其实并非如此。Andersen更倾向于监测集群事件，他同时强调，“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是我们认为该持续监测的两种病毒。”

长期研究流感病毒的陈化兰表示，“实际上我们在中国对流感病毒进行了大规模的监测，在动物模型中研究不同的亚型，研究它们是否会从动物身上传播到人类，我认为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研究领域，我们需要仔细的研究，找到合适的动物模型，看它是否有传播到人类的潜力。”

Pöhlmann则从治疗角度来阐明其观点，“我们必须要使用现在的资源找到抗病毒的药物，不仅仅是针对新冠病毒，而是广谱的抗冠状病毒的药物，为未来做好准备。”

Subbarao认为了解不同的物种身上有什么病毒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我想了解到怎样产生跨物种的传播，在流感方面有很多的分子变化需要监测，我觉得最有效的是对从动物到人的传播环节进行监测，因为可能性非常大，需要协调全球力量。”

另外，至于基因组监测能提供的信息，陈化兰认为，“以流感来说，我们确实做了监测，也做了测序和动物研究，然后要把所有的研究结果放在一起来看，基因组测序本身不能告诉我们太多东西。”

Andersen强调基因组测序意味着巨大的数据量，这些数据目前已经有很多，告诉我们病毒是什么，“这当然对后续工作和疫苗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去做监测，我们不能对每个病毒都去做测序。”他认为，就新冠病毒而言，基因测序早期给予了一些信息，而未来的关键问题是了解它将会往哪个方向进化。

政治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不一，这背后有哪些因素？

Andersen在发言中表示，在美国有不同的监测中心，在大流行的时候尽可能地做到最好，“目前我们是做得非常差的，我们需要时刻做好准备，一旦有事情发生我们能够全部动员起来。”他认为，对于新冠病毒其实我们现在了解了很多，真正需要的是切实行动。

展望未来，Andersen提到，“政治在疫情防控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从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来讲，一个好的政策是可以控制疫情的，所以必须重视起来，包括是否可以早起做检测、尽快得到结果。”

他尤其提到美国，“我们想一件一件地去落实，在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疫情是能够控制的，希望美国也可以控制。”

Subbarao希望科学家的研究能带来一些希望，“能带来有效的疫苗，到目前为止，我们需要得到一手的资料，我希望疫苗能广泛地使用。”

Pöhlmann同样提到，我们希望能共享疫苗，共享一些之前提到的抗病毒药物。他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看到更多的临床研究的结果，希望这些结果都是正面的，“对于讲者之前提到的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希望能够改善。”

陈化兰则表示，“在中国，我们在没有使用疫苗的情况下控制住了疫情，但我们的策略在别的国家可能很难复制，我们同时也在努力研发疫苗。”

编辑/范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