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称作“民间110”，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支正规队伍。

他们的新“办公室”是公墓山前建起的两间房屋。杭州富阳野狼公益搜救队的“狼头”陈青伟做墓碑买卖，家里门面是搜救队的早期据点，一边摆着救援用的绳索，一边是样品骨灰盒。

队员几乎全来自农村。瓦匠、电焊工、猎人、酿酒的、养鸡的、卖二手车的、安装空调的、开小超市的、开烧烤店的、派出所协警、村卫生院医生，七七八八的人把自己装进统一的墨绿色队服，自掏腰包寻找失踪于山水间的人。

野狼搜救队的教练之一是孙海良，他是一支大型民间救援队公羊队的正式成员，去过地震的尼泊尔、台风后的莫桑比克。公羊队全球有千名队员，救援设备包括声呐、潜水装备和一架直升机。

野狼队则几乎没有走出过富阳，救援集中在山地连绵的新登镇，装备包括一艘补丁缠身不得不“退役”的救生艇；自制的水下捞人铁钩；以及禁猎后，从猎狗项圈上取下的定位装置。最具科技感的是一架无人机，在一次夜晚搜救23名驴友的行动中丢失，葬身绿色丘陵地带。

“跟他耗，耗到天亮，人也许就活了”

新登多山，富春江支流绕过，在晨间形成谜一样的雾气。山上有竹子、野杨梅和野猕猴桃，每到清明和秋季，失踪率上升。

“我们像打猎的，只是不知道猎物是什么。”野狼搜救队多半搜救对象是老人，也有迷路的驴友和离家出走的孩子。有时找到失踪者，对方摇着头，满脑子是“我要死了”。搜救队员的第一句话是告诉对方“你还活着”。

去年刚过完年，一位65岁的老人跟家里怄气，带着饼干和一包烟，消失在山里。傍晚接到消息，队员们放下碗筷，从各自的村子赶到老人最后现身的地点，有人开面包车，有人开轿车，有人骑摩托，全在显眼的位置贴上了野狼搜救队的标志。

教练孙海良分析，老人跟家人吵架，很可能去寻死。“寻死会去自家山头，不会给别人找晦气，而且会死在山的南面。”

队员们需要在相似到乏味的山间寻找不一样的痕迹，最明显的是烟蒂和饼干袋，还有他采过野果的痕迹、脚印的痕迹。登山客背着重包，脚印的后跟陷下去深；山民走路用前掌，不会用脚后跟。驴友背着包，走过折断的树枝在腰间，山民折断处要高一点。

若是寻找失踪了几天的人，脚印上是否有树叶，树叶上是否有灰尘，都是判断时间的线索。虽然黄金救援时间是72小时，但如果第二天中午还没找到人，教练孙海良认为有一半概率已经发生意外，“如果有一群鸟飞上去，我们怀疑下面是不是有吃的(尸体)，还有一群老鼠突然逃窜。”

有时，家属会祭山神，坚持往算卦指出的方向寻找。搜救队员有自己的逻辑，“我们会跟家属、邻居、村里爱说八卦的人和村干部分别了解情况，判断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狼头”陈青伟说。内向的人走路会犹豫，狂妄的人走得快，体力不好的人会横着走，不会直直往山上冲。

晚上8点，12名队员开始上山寻找，相隔5米横式排查，搜索过的地方用绳子标记。在去往老人自家山头的路上，发现两颗白菜被踩过的痕迹。

教练孙海良通过对讲机告诉所有人不要发出声音，他站在山上开始呼喊老人。这是寻找失踪几小时内的人最简单的方法，对方一有回应，队员们就可以听音辨向。

山坳吞没了回响，没有人作答。夜晚的山静悄悄，动物经过的声音让人提心吊胆，“这山上有野猪和毒蛇。”有时月光从林木稀疏的地方洒下，被困山上的人兴奋地奔着亮光而去，脚下可能就是悬崖。

许多年前，孙海良在山上寻找一个采茶女无果。后来人们推测，采茶女摔下悬崖，落在石缝里，被树叶盖住，当天一场雨又冲掉了痕迹。孙海良曾在事发地100多米的地方搜索过，闻到尸体的气味“像一种农药”，他放了烟寻找风源，但山坳里的风自顾自打转，线索断了。3年后，采茶女的头盖骨被雨水冲到路边，人们循迹找到遗骨，只剩一双雨鞋没烂。

搜索持续到夜里11点，队员们被撤下，亲属们换上继续找，范围已经缩小，“肯定就在周边”。

过了半夜，家属也无进展，冬天太冷，一行人决定第二天早上继续寻找。次日，野狼搜救队刚要出发，接到电话，说老人躺在竹林的一块石板上，喝农药死了。

“发现尸体的地方距离我们寻找的地方不会超过300米。”“狼头”陈青伟说，“如果我们当时再找找，他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教练孙海良判断，老人前一天故意躲起来，所以他才换上亲友去找，“想感动老人”。“那天晚上不应该休息，跟他耗，耗到天亮，人也许就活了。”

在野狼搜救队38次救援中，没有找到的情况是少数，成立3年里，60人被找到，3具溺水的尸体被打捞上来。

今年5月，“狼头”陈青伟生日那天，一位电缆工人在水库溺水了，有人扔了竹竿给他，但没有挑到，溺水者挣扎了几下，水面恢复平静。

队员在等红灯时换上队服，快速到达现场。6名队员抬着80公斤的冲锋艇下水了，用自制的铁钩网格状寻找。先勾上来一只袜子，后来找到了人。

“狼头”看到，溺水者全身像瓷器一样白，双手紧握在胸前，“最后的希望，没有抓住。”尸体被抬上来的一刻，“嘴里、胃里的东西瞬时性吐出来了。”陈青伟没多想，回家后妻子李晓芬埋怨道：“你生日好弄这个事情的哦。”

“虽然人也不在了，早一分钟找到，少那个一下。”陈青伟33岁，个子不算高，头脑灵活。他十几岁时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与一位好友一同去考军校，对方考上了，他没考上。两人约定，将来当兵的要混个“一毛二”(指中尉)，留下的要当个小老板。两个人都实现了梦想。

陈青伟拍照时总是站得笔直，喜欢迷彩，管村民叫“群众”。他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在烈日下站军姿，“想培养他上军校。”每次搜救队出任务，时间允许都要列队报数。“所有人的肩章都是一样的，不分级别。”

他曾经向往体制内的工作，在民政局工作过几天，“开灵车”，后来继承了家里的墓碑生意，在凌晨4点半起床到附近送货。“可能是生活过得太平静的缘故”，前些年，他爱上户外运动，参加冬泳协会，2017年，他建起了这支搜救队。

“我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把送货的车改成救援车。”他在那辆金杯的车顶装上探照灯，车里装着急救箱和救援锁具，后半截车厢用一块铁板隔开，可以放进救生艇，“有时沾上死的鱼虾，臭死了。”

跟天斗，跟地斗，最好还是退三步

教练孙海良1999年开始做驴友，给自己起网名“雕”，最酷的一张照片是在雪山之巅光着膀子做飞雕动作，“显示我能与天斗”。

2008年元旦，一行7人准备穿越四姑娘山，那里属于青藏高原邛崃山脉，山势陡峭，主峰海拔6250米。按年龄，孙海良排老大。他们登到三峰的最后一个营地，准备次日登顶。夜里两点，突然下起漫天大雪。

山峰呈60度，白雪皑皑。凌晨4时，7个人准备动身。从营地到山峰需要6个小时，必须在中午12点前抵达，不然风很大，“容易下不来”。

一路上，雪不停，人爬出去3米又被风吹回。在距离山顶500米的垭口，7个人决定“算了”，“在顶上绝对站不牢”“危险系数太高”。大家本为登顶而来，7个人都很遗憾，指着山峰顶说，“来年再登”。

第二年，体重190斤的老四执意要去。半个月后，孙海良得到消息，“老四进四姑娘山，没出来。”

他遇到了雪崩，登山杖扎在对面的山上，留有他的血型和电话。“我们当老四活着，他的QQ，我们6人一直维护。”他们打开亮着的头像，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老四非如此不可。“你与自然抗衡，抗不过，你只能献出生命。”

教练孙海良不是爱冒险的人，只要有两成危险，他就不去挑战。每次穿上救援服，识别危险的雷达立马开启，“得先有危机感再去救人。”

他给“野狼”上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保护自己。“千万不要跟自然抗争，跟天斗，跟地斗，最好还是退三步。”他的三个朋友是游泳高手，一次看到金沙江虎跳峡水流平稳就跳了下去，“差点没上来”，一个人眼看就要被水吞没，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抱住了一块石头，从此听到“金沙江”三个字便会不自觉发抖。

“驴友的失踪也是因为盲目，对自己的体能没有真正去考量，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是对生命的挑战。”孙海良年轻的时候想当个小老板，在国企里做领导。他现在每天坚持打太极，懂中医，拥有一家药店，每个周末都外出散心。

2008年，孙海良开始接触公益救援，3年前成为“野狼”的教练。他教队员们看等高线，不用专业术语，“纹路密集的地方就是悬崖，像树上的疤。”他还教他们如何急救、怎样用绳子岩降，但最重要的一课留给安全。他要求大家救落水者一定不能毫无准备单独下水，对方会把你当做最后一根稻草死命往下拽。“大家来做这个事情也不是赚钱来的，要是伤残了，家人会不会伤心？”

攀登用的主锁100多元，一旦掉在地上听到响声就不能再用。绳索被脚踩过也报废了，它由一股股细绳组成，脚下的沙子进去了，承重时，会像一把刀一样割断绳子。

孙海良每一次随公羊队出征，都要签生死状，一切后果自己负责，跟国家和队伍无关。他参与了几次国际救援，常遇到别国的“熟面孔”，他们对危险保持警惕。“德国人很严谨，工具的大小和箱子都是严丝合缝的。”有一次五国救援队员联合演习，孙海良习惯性把仪器靠墙，日本人提出，在真实的野外，仪器要向外，方便随时拖走。

云南鲁甸地震时，孙海良在田野的帐篷里给灾民量血压，余震来了，灾民背了血压计就逃。人们睡在地上，对不定时的危险保持警惕。灾区生活苦中作乐，灾民拖着救援人员去家里吃饭，在塌了一半的房间里喝一杯茶，主人就很高兴。

救援结束时，当地的傣族人背着花生、糯米把救援车前前后后塞满。汽车发动，老人、小孩在路边跳起傣族舞，车子开了很远，他们还在跳。去西藏救灾时，孙海良的脖子上堆满了哈达；在尼泊尔临行前，人们朝他们摇头，大家开始时不解，后来才知道在当地，摇头表示尊敬。

孙海良今年54岁，膝盖因登山而凸起。前不久，他才参加完鄱阳湖水灾的救援，感慨体力不可避免地下降，“我最怕有一天，我报名参加救援，结果第一梯队没有我，第二梯队没有我，第三梯队还没有我。”

他始终记得自己第一次参与救援，失踪者是27岁的小伙子，妈妈独自把他带大。救援队员去山里搜寻，那位妈妈拿着快餐面等在一旁，见有人回来，总是先问“儿子找到了吗”，大家摇头。她把快餐面端到大伙面前，说“你们辛苦了”。

从第一天到第十一天，那位妈妈一直没哭，接过快餐面，孙海良哭了，“她来的时候满头黑发，刚才一低头，头顶已经有碗大的一圈白发。”

救援出的是体力，即便最累的时候，人没找到，“你也不敢看家属的眼神。”

“是我人生最积极的时候”

孙海良所在的公羊队去年一整年没出去过，“最好没任务，我一穿上这衣服，就面临大难。”野狼搜救队不一样，他们解决当地人出现的意外情况，“实际是老百姓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

新登镇派出所副所长裘科慧说，当地一个月平均有一起老人走失，全所只有30名警力，分散在不同条线。“野狼”有40名队员，能上山下水，“没有他们，我们动不动就要全所加班。”

解救老百姓的同样是老百姓，在人群里毫不起眼。队员高友顺穿着电焊工服赶到桥头，有人要自杀，好在及时化解了。更多时候，他要脱下工装，赤身在水里寻人，不管冬夏。

电焊工高友顺54岁，离异，独居，脸上总是红红的，可能跟长期做电焊有关，家里的桌子上摆着他为队里做的捞人铁钩。他小时候也有个当兵梦，听说侄子当了兵，“我买了好多烟花，沿路从家里放到镇上。”

“高友顺在路上看到堵车了，他会把车停一边下去指挥交通。”队友说。他不富裕，别人请客他不去，宁可在家吃泡饭。网上跟人聊天，他用摄像头拍拍四面墙，“谁还愿意跟我交朋友？”他因为投资失败欠下20多万元，但为了救援方便，凑钱买了辆车。

一次紧急打捞落水者，高友顺正在厂里上班，请了假去救援，他把衣服一脱赤身跳入水中，回来被厂里主管责备“脑子进水了”。他说话嗓门大，眼里容不下沙子，索性辞了工作。

早几年，高友顺跟随另一家救援队去过山体滑坡的四川茂县，“整个村没了，100多人埋在下面。”他看着水上漂浮的残肢，哭了一场，找来香烛，在大石头上拜了拜。

他有一个女儿，不常见面。高友顺决定死后捐赠遗体，女儿不肯签同意书，他说，“人死了被喂狗也不知道，不如捐了还能做个教材。”遗体拿回后，他要女儿一把火烧了，撒在富春江里。

虽然离婚十几年了，他跟前岳父岳母常来往，“我反正自己父母也没了，我叫了这么多年爸爸妈妈也叫惯了。”

他爸爸患有阿兹海默症，一个大雨天，老人沿着河沟走，被风吹到河里淹死了。

他父亲生前也走丢过，像他搜救的很多老人一样。有一次一个老人走失，队伍找到晚上12点。第二天下起大雨，搜救队刚上山，老人自己走下山了。看着老人泥水交加的脸、破损的衣衫，高友顺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走的那天也是一样的风和雨，不一样的是，老人还活着，正拿着棍子打树上的雨水。

和电焊工高友顺一样，队员李桥生家里也不富裕，前妻带着孩子跑了，但他们保护尊严的方式不同。

李桥生的家在山脚，几根竹竿歪歪扭扭支在门前，架起几件衫，他最爱穿的就是搜救队的短袖衣服，无论是做泥工、木工，还是油漆工、水电工，印有“野狼”字样的衣服像长在他身上，脱不下来。

一进他家门，最显眼的货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酒。空调上落了一层灰，电线被老鼠咬断很久了。家里的8条狗和4只猫进进出出，比人热闹，“没人要，我就养在那里。”

他总是坐得直直的，引以为傲的是救人的本领。他从小水性好，23岁时姐姐盖房子找他借点钱，他在送钱时路过一座桥，听到有人喊救命，衣服没脱，穿着皮鞋跳下去把人救了上来，“后来我把一沓50块给我姐，叫她自己晒一下。”

周围人觉得他好面子，爱夸大事实，日子过一天算一天，但遇到救援，他的心是热的。

有个年轻人借了网贷，家人帮着还了一笔，他又去借。后来写了封遗书，人就不见了。李桥生和队员追了一天一夜，鸡圈、猪圈都找了，水塘也找了，“有时候我们把跟他有矛盾的人家里冰柜都翻了”，正要放弃的时候，发现人躲在一个老房子里，身上盖着农具。

很多队员把野狼搜救队的紧急任务群置顶，里面不允许闲聊，任务一来，紧跟着一排“收到”。队员陈小波可能是最积极的一个。

陈小波40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他喜欢戴鸭舌帽，下巴上长期挂着一撮胡子，手臂上有辟邪文身。朋友叫他“野人”，他在队里的名号是“孤狼”，骑着摩托车独来独往。他差不多是爬山最快的一个。“我不开心就去爬山。”

“孤狼”陈小波17岁离家出走到北京游荡，没少犯错。

以前为了赚钱，他带着6个上海大学生在云南的原始森林里户外探险，结果迷失，28天没有出来。“没有待过的人不知道山上的夜晚有多恐怖。不说别的，鸟叫一声，周围黑黑的，心里就有压力。”

他们喝竹筒里的水，把水藤上下砍断，拎起来接水喝。食物是打猎到的野兔、溪水里的小螃蟹，烤烤吃了，还有树上的虫子。胡子长了，陈小波就用刀割掉。10多天时，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绷不住了，骂起来，“你给我们带死了”。陈小波扇了他两巴掌，“你扰乱这支队伍，给我清醒一点。”他心想，这是一座山，不可能出不去。

“孤狼”陈小波给大学生们分配任务，有人去找笋，有人去找干柴，“一开始笨手笨脚，后来不用我说什么，没吃的了，他们主动会去找。”突然一次，一个女孩被蛇咬了，毒牙还挂在鞋上。“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是用刀割开，清洗坏血，再用蛇草敷上。有毒蛇的地方，不出20步就能找到草药。”好在咬的是鞋跟，人受伤不重。陈小波一脚踩住蛇，把它吃了。

第二十八天，有人听到猎人的枪声，陈小波心里清楚，他们得救了。几个人马上叫起来，对面山头有了回应，当地的少数民族最终带他们走出了大山。

“出来的第一件事是找吃的。”把手机充上电，有的家长已经在云南寻找他们了，几近崩溃。陈小波对一位父亲的话印象深刻，“你们这帮孩子，经历了这个，以后怎样做人应该懂了。”

他现在开了家烧烤店，起名“野狼烧烤”，店里挂着李小龙的画和他救援得过的奖章。“是我人生最积极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进队里玩玩的，有点约束不自在。”多救几个人，他的感觉不一样了，“这像份职业，现在不是玩，是时间和生命。”他看到老人摔在山上，全身泥巴，身上沾着尿，“你觉得又可怜又心酸。”

一次晚上有救援任务，烧烤店里正忙，女友不想他走，“她不知道轻重，只知道赚钱。”以前两个人一起开店，第二天女友不来了，二人分手。

有人失去工作，有人失去爱情，但大家都不想离开这支队伍，“除非有一天残了，帮不上忙了。”“孤狼”陈小波轻盈地跳上一座山，摘下野果。

民间救援“大比武”

每次救援结束，“狼头”陈青伟就把参与行动的队员名字发在朋友圈。年底，他自己做了“公益爱心之家”的牌子挂在队员门前，“毕竟没有工资”。他指着15面锦旗，“我们也就这么一点点荣誉”。

副队长史荣平擅长分析信息，杭州女子失踪案时，他曾去现场排查监控死角。副队长朱关金开了家饭店，是队员集会的场所，老婆常见他半夜回来，脚在鞋里泡得很白。王仙勇和王荣平是两兄弟，房子盖在一起，母亲只有这两个儿子，他们结伴去救援。陈杭出生于1997年，是队里最小的，也兼职做森林消防的工作。后勤部部长袁君其外号“员外”，胖胖的，出钱多过出力。钟新儿是队里少有的女将，大伙叫她大姐，负责财务。

田间地头出了什么麻烦事，“野狼”一抵达，“狼头”陈青伟听到围观群众嘴里说着“野狼来了”，眼睛放光，好像事情即将得到解决。那种时刻，他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价值感。

教练孙海良看到这群游勇“以前可能是捣蛋鬼，现在终于挺起胸”“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更不会跌下去”。他有时在队伍里点个名，夸赞谁进步了，被表扬的人头总是抬得很高。

“狼头”陈青伟跟妻子开玩笑，等到自己80岁时，可以自豪地跟孙子谈起，“爷爷那时候是个勇敢善良的人，救助了很多人。”

今年年会，队员们把家属请来，自己端菜收拾，开了12桌宴席，主题是感谢家属。“没有家属的支持，大家不能随时出发。”“狼头”陈青伟说。

尼泊尔8.1级地震的前一天，教练孙海良的妻子刚因乳腺癌开完刀。那是公羊队第一次国外救援，孙海良在病床前犹豫，电话一个一个打进来。妻子看了看他，“你不要想了，你去吧。”

知道孙海良要去救援，医院几乎整栋楼的护士都对他说“放心去，我来管”。在震区的第五天，妻子发来信息：检查结果，阴性。“我坐在那里，攥紧拳头浑身收缩，我在灾区不能笑。”他颤抖了几下，血液在体内快速循环。他只把好消息告诉了队长，二人撞了3下拳头，“善有善报”。

一天下午，“狼头”陈青伟忽然对妻子说：“李晓芬，我们要到安徽去了。”前段时间安徽有洪水，队员们热情高涨想去救援，电焊工高友顺第一个举手，说自己随时能走。

李晓芬照顾着店里的生意，也照顾家庭孩子，她看看丈夫，只问了一句，“你考虑队员家属的意愿没有？万一出点意外，你担得起责任吗？”

副队长史荣平说，最怕有谁脚扭一下，出任何意外，“一旦涉及经济纠纷，队伍就散了。”“野狼”队员虽然买了意外险，但没有任何官方的保障。

教练孙海良遇到过许多民间救援队，能力参差不齐，一些队伍“抢尸体，抢功劳”，在重灾现场，不够专业的队伍会造成二次伤害。他说，官方正在举办民间救援队的“大比武”，考察实力，便于管理。

未去安徽救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设备跟不上，“我们的冲锋艇适合在平静的水域，而且我们也没有专业的救生衣，那个要1000多元一套。”上一个冲锋艇报废后，“狼头”陈青伟“要饭一样”拉来一些赞助，最多一笔4000元，买了一艘1.2万元的冲锋艇，不得不在艇周围贴上不同的广告，“要是去安徽破损了，我要被队员说死了。”

当初买队服时，队里就出现分歧，有人不愿意花几百元买一套救援服，平时也穿不了几次。几经协商，大家最后选择了迷彩队服，队名用魔术贴贴在背后，平时干农活的时候一撕，也能穿。

队标是“狼头”半夜起床在纸上设计出来的，“我很喜欢狼，有灵性，又有团队精神。”他在搜索引擎上找狼头，抠下来，又加上了登山杖和闪电，代表民间户外和快速出击。

有一次山上寻人，向导走太快，“狼头”陈青伟跟丢了，手机没有信号，GPS也失联。小竹子密密麻麻，望不到天。陈青伟找路时，忽然发现头上有两条竹叶青，“啪”一下飞过来。

“我拿个小木棍推到一边，”他开始着急，对讲机里没有队友的声音，“队员遇到蛇怎么办。”天已经暗下来，他忽然觉得害怕，他怕兄弟们无法走出大山，那种恐惧甚于毒蛇和夜晚。

当对讲机终于传来熟悉的声音时，陈青伟默默哭了，信号一个连一个，将这群人串在一起。下山后，他没对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崩溃。

救援最幸福的时刻是把人找到。队员们一边往下撤，一边说笑，“那种笑容，平时不太容易看到。”他们有时在救援现场对着江水吃泡面，有时在饭店包间庆祝胜利。窗外，富春江水平静流过，青山依旧。人们举着酒杯，面色通红，每个人都在笑。

文/杨杰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