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的办公室里，随处可见自然之物，洪水冲刷过的木头、植物的果实、东北的奇石、左旋的螺壳等。这些东西看似普通，但每一件都有它的特点和故事：六道木的枝条有六个棱，而且每长一段就会旋转一下，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连科学家都无法完全解释；修剪下来的板栗枝干可以做门挡，也可以立起来挂衣服；蕨类植物的叶子很大，压平后挂在墙上非常漂亮；干枝梅已经放了快20年，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我博物故我在”，刘华杰套用笛卡儿的名言来概括自己的博物思想。他认为，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高扬了人类理性，但也导致致命的自负；“我博物故我在”则更务实，上接传统下引未来。多年来，他致力于复兴博物学，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无论是野外考察还是传播推广。最近，他又有三本新书出版，分别是讲昆虫的《雀瓮》、谈植物的《斯卡布罗集市上的植物》，以及探讨方法论的《舍象与秋水变焦》。这三本书放在一起，也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在这个被科学技术包围的时代，人文学者以及普通人要如何重新与大自然建立联系，过一种更清醒、更踏实的生活。
刘华杰作为哲学教授在北大授课之余，也尽量寻找时间到山野里考察。他儿时在山里长大，大学本科时学地质。这使得他更容易走进大自然。但更重要的是，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的教学中，在反思现代性过程中，他重新发现了古老博物学的价值，最终将博物学与哲学思考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生存哲学”。在他看来，光从书本和屏幕认识自然远远不够，真正的理解源自脚踩泥土，亲眼去看、去探究——“博物学的拉丁语是historia naturalis，其中的historia，古义就是‘探究’，而不是现在说的‘历史’”。
在访谈中，刘华杰深入讲述了在人工智能时代，亲身走进自然为何变得更加珍贵，以及如何通过看似“无用”的观察，找到内心的平衡，甚至看到文明未来的另一种可能。
刘华杰在拍摄杜鹃花属植物
发现全缘叶绿绒蒿
在甘肃省甘南州的野外
博物学 是观察、发现、连接、愉悦的过程
北青报：先请释义一下您理解的博物学概念。
刘华杰：博物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综合性的、注重横向发展的学问。是人类与大自然互动的学问，涉及知识、情感和价值观等多个维度。它是一种在自然条件下把握世界的方式，核心在于观察、描述和分类，与生活世界关系密切。这种探究方式是自然科学的认知传统之一，首先是个体直接接触自然（一阶博物学），然后是研究他人相关探究过程和结果（二阶博物学）。跟现代科学相比，它显得肤浅却也十分管用。
北青报：当今世界科技既有效又强大，往往代替了人们去感受大自然，您认为博物和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刘华杰：科技是现代社会的三个重要支柱之一（另两个是权力和资本）。科技做大做强后，许多与认知相关的东西都想“蹭流量”，跟科技套近乎而获得话语权。许多同情博物的人，认为它是一种科学，持此见解的包括利奥波德，国内也有人文学者这样认为。我则提出不同的“平行论”：博物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平行于科学存在和演化。它们之间有关联，但互不隶属。博物学更注重个体的情感和体验，历史也更悠久。
北青报：您强调博物学的“无用而美好”，认为其核心在于培养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且具有低成本性。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低成本特性？
刘华杰：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确认为国家基本国策，各级教育要为此服务。有了政策，还需要行为主体在情感和经验上真正认同生态文明，首先就是要分辨“好生态”和“坏生态”。而博物学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相对于大规模、高投入的科技教育而言，它是低成本的。通过博物活动理解生态，不需要昂贵的实验室设备，一双眼睛、一颗好奇心、一双能走的腿，就是最基本的工具。同时，博物实践也会让人在心理和认知上有巨大收益，能够部分克服现代性的一些顽疾。比如理解非人类中心论在思考和处理事物中的价值。从认识身边第一株蒲公英、早天堇菜、夏至草开始，你就是博物学的实践者。这是观察、发现、连接、愉悦的过程。这种“无用”，恰恰是对现代功利主义价值体系的抵抗，它捍卫的是人类内在的、对美和多样性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是人类精神健康不可或缺的养分。与此同时，一定会意识到、感受到，生态系统中，人只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我们是理性动物，这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尝试从动物、植物、大山的角度来考虑生态系统的联系和整体性，如利奥波德讲的“像山那样思考”。
博物学的复兴
是对复杂现实的一种正视
北青报：您认为当前博物学的复兴，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对科学革命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范式的一种修正？这种修正对现代科学体系本身会产生什么潜在影响？
刘华杰：是的，更准确说是对世界观、“发展范式”的修正，因为近现代科学的兴起和繁荣从属于现代世界观和现代社会发展观。也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神学观”的一种反思。现代社会虽然是世俗社会，却流行一种世俗宗教，马克思已经描述过。自路德改革或科学革命（两者时间相近）以来，人类个体从神权和王权下解放出来，分析、还原、量化取得了巨大成功，人敢于给大自然“立法”（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象化、生态环境摩擦。现代科学的成功，有赖于其独特的方法论，但是其方法论也有明显的缺陷，它过分重视舍象、严格化、局部化、客观化（我的《舍象与秋水变焦》有一些讨论），从而导致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即胡塞尔所说的“危机”。博物学的复兴，是对复杂现实的一种正视，是在呼唤一种综合的、整体的、情感上的向大自然的回归，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想象中的“二次路德改革”：通过反思“中介”而回归到自然秩序当中，与大自然同呼吸共患难。
乐观的估计是，这种修正对现代科学体系的潜在影响是良性的、建设性的。它可能促使科学更加关注复杂性与整体性、更加重视地方性知识与多样性，重新思考科学的社会角色与伦理边界。博物学所蕴含的谦卑、敬畏和自然态度，可以作为一种伦理参照，促使科技发展更多地考量生态后果和生命尊严。不过，当下第一重要的不是去管科技，而是管自己！
北青报：在您看来，面对生态危机这一时代大问题，博物学能提供怎样独特而不可或缺的解决方案或思路？
刘华杰：博物活动由近及远在具体“地方”中展开，而不是一上来就抽象地讨论世界通用的原理。知识只有附着在个人鲜活的体验上，才会真正被内化。认物种、懂生态、知家乡、爱祖国，是一脉相承的，不可跳跃。
博物学提供的不是立竿见影的技术方案，而是解决危机的社会土壤和人心基础。生态危机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认知和情感的危机，不认识、不关心、不爱。如果人们对自己的家乡有哪些鸟、哪些树、哪些河流都一无所知，那么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只能是一句遥远而空洞的口号。所以博物学的作用在于，从根本上培养有生态素养的公民。通过亲身的观察和实践，一个人会建立基于地方的具体生态认知，他能说出本地生态系统春夏秋冬的变化，知道哪些是土著（本土种），哪些是入侵者。他对自己观察过、记录过的那片树林、那条小溪会产生家园感，这种情感是任何外部宣传都无法赋予的，也是最强大的保护动力。
博物伦理 设定行为的边界和心灵的敬畏
北青报：如果请您向一位身处都市、对自然感兴趣的年轻一代推荐一门入门级的博物学实践，您会选择什么？
刘华杰：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践行博物学的方法很简单：先从认识家周围的植物开始，一点点往外扩展，坚持观察和积累，保持兴趣和好奇心，注意尊重自然、不伤害生物就好。无论是在小区的绿地里、校园的角落中，还是在公园的小径上，只要你愿意放慢脚步，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触摸，就能感受到自然的美好，体会到博物学的乐趣。博物学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它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顺便一提，从博物角度立即就能发现，现在的人工园林生态并不好，比如虫子非常少。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人工花园、植物园，并非生态典范，它们的生态状况可能远不如一片野地。人们终究要学会欣赏自然美。
北青报：您也提醒，博物伦理需及早考虑。这是否意味着，博物学实践本身也可能重蹈技术异化的覆辙？例如，过度的观察采集、生态旅游的干扰、甚至为了博物而破坏自然？
刘华杰：是的，必须警惕，《博物理念宣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任何人类活动，一旦失去反思和约束，都可能走向异化，博物学实践也不例外，可能出现一些误区。比如有收集癖和占有欲的人，容易过度采集标本，尤其是珍稀物种，为了充实个人收藏而损害种群，这与博物学尊重生命的本意相悖。还有人为了拍到好照片，用诱饵引诱动物，修剪甚至捆绑植物枝条，或者过分接近鸟巢和兽穴，干扰动物的正常生活，这就已经不是观察，而是胁迫了。博物伦理的核心就是设定行为的边界和心灵的敬畏。要知道我们是大自然的过客，不是主人，所以首要原则是不伤害或最小干扰。观察时保持距离，采集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如非科研等必要目的，尽量不采。
成为博物学家 是一种生活态度和认知方式
北青报：互联网时代，普通人可以用到很多动植物的识别软件，对此，您认为可以完全信任吗？
刘华杰：这类软件，我觉得不用是傻子，但全信更是傻子。我在《雀瓮》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传播并鼓励这类查询，便在某些方面提升了公众访问世界的能力。当然，并不保证一定能查到，顺利查到的概率达到20%就相当不错了。自己查到初步结果后，最好请专业人士帮助确认，因为时常会出错。分析这一查询过程，涉及诸多环境条件，比如网络链接、数据库等，改进它们就是提升生态文明素养的表现，忽视它们是不对的。
北青报：孔子曾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您也提到像苏东坡、曹雪芹等古代文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博物学家。在您看来，从一个对自然感兴趣的博物人，到成为一个自觉的博物学家，这条路有多远？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刘华杰：如果“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那么“人文主义”也是。这样说似乎两头不讨好，但它们是事实。人文学科必须真正“脚踏实地”。一个游人看到山花烂漫，感叹真美，拍张照就走了，这是观看。一个博物爱好者则会蹲下来，看看这花是几片花瓣，叶子是对生还是互生，周围有什么昆虫来访，并尝试记住它的特征，回去查查它叫什么，或许还会在本子上记一笔“某年某月某地，见此花开”，这就是有组织的观察。人人都能做好观察，达尔文、威尔逊是最好的榜样，再进一步，也能做好“变焦观察”。
记录可以是文字日记、手绘图、物候笔记，也可以是系统的拍照存档。记录迫使你观察得更仔细，记忆得更牢固，思考得更深入。当观察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框架，并愿意与他人分享、交流甚至据此采取一些保护行动时，你其实就已经走在博物学家的路上了。这个身份不是职称，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和认知方式。
北青报：您推广复兴博物学，为此做了很多工作，请具体说一说。
刘华杰：我有一个策略，也是想了好长时间，就是“博物+”，把博物加在生活中，多去认识身边的花草树木。无论什么职业，都可以加上博物，就像“互联网+”，任何部门都要跟互联网结合，博物也同样可以，这就是我们在推动的一件事。
多识首先要有情怀、有态度，接着就是不断实践。到了一定程度就能所有发现。比如有一次走在北大校园，因为对北大的植物比较熟，一边走一边余光扫到一株从来没见过的植物“黄顶菊”，一个入侵物种，从南美过来的，为此我还专门写了篇小文章，发在《北京科技报》上。另一次，到鸭绿江边的一条山沟旅游，我识别出菊科风毛菊属的一种“新植物”，后来细查，《中国植物志》并没有记载，我只见到一位俄罗斯植物学家发表过相关文章。
当然，博物活动不是体育比赛，要比也是自己和自己比。自己感觉好，就很好，而且是真好。
博物学 为人们保留一条通道
北青报：您将博物学视为一种“疗救”现代性危机的知行体系，并强调其蕴含生态希望。这种疗救具体指向哪些我们正面临的现代性危机？
刘华杰：最核心的危机是无情与撕裂。科技的高效与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直接感受与亲身体验。人们从小到大所学的知识，大多源于书本，是关起门来习得的理论，缺乏真正的野外实践层面的认知。这种从亲近自然到书本谈自然的转变，在短短一两代人之间就快速完成了，这一现象很可怕。要知道，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与自然广泛接触、和谐共生的平稳状态，书本上描绘的自然，与亲身走进野外感受到的自然，是很不一样的。这种断裂，导致了认知的异化和情感的疏离，人们也会失去理解自然、共情自然的本能通道。科技日新月异，逼着个体、集团和国家不断追赶，世界越来越卷，人类个体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科技之外，开辟博物之路，也会一定程度上让人们不那么卷。
北青报：那么，博物学的核心用意，是否就是要为我们保留这条独立的通道？
刘华杰：是的。博物学的核心用意，是要与科学形成一种平行关系，为人们保留一条独立访问、感知大自然的通道。这种访问权的缺失，体现在两个关键方面：一是时间上的保障，比如青少年的时间被各种课程填满；二是心理上的认可，当下很多人存在一种误区，认为个体对自然的观察没有用处，远远不及科学家深刻的研究，于是便产生了“专业事让专业人来做”的畏惧心理。事实上，唯独与大自然相处这件事，最不应该完全交给专业人士。因为大自然是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就该亲身参与其中，这就像谈恋爱不能让别人代劳一样，与自然的互动，更无法托付给他人。
北青报：我国的博物学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怎样的？
刘华杰：世界上博物学做得最好的是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就很发达了，当时中产阶级都爱博物，这样的背景下托举出了一个达尔文，所以达尔文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已。后来，英国的博物影响到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在这些国家，虽然博物学在体制化的教育体系中也没有地位，但在社会上它依然十分发达。英国有海量的博物学组织，观鸟群体最多，皇家鸟类协会注册人数有110万。我按英国人口算一下，大概每60个人就有一个在这个协会里，何况不只这一个协会。我觉得中国也不会例外，中国的现代化比较晚，但也在走向现代化，走向小康社会，所以博物一定会发展下去，我们只是推动，让它更快一点更早一点到来。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汪浩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