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色凝霜，漫过绿黄底色的高原，如初春残雪裹着新草的倔强；远处雪山似凝浪起伏，山脚下羊群犹如小小雪堆散落，藏胞背影在斑驳版痕里凝成剪影，静静望着春风掠过的高原和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寄托着感恩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这是张永枚诗集《雪白的哈达》的封面图意。此书内录短诗二十七首，叙事长诗两首，三十开纸面精装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1月初版，共印八千册，而精装本仅印一千册；时过一个甲子之多，书品仍然很好，如今坊间怕是不易觅得了。不过，我当年购藏此书，并非因它精装、稀缺和上佳的品相，而是此前为撰写都冰如《长恨歌诗画》的赏析文《独一无二都冰如》时购入作为参考（刊于2018年7月27日《北京青年报》）。都冰如是著名现代装饰美术家，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香港商务《东方画报》、《健与力》美术编辑。此书彼时只将其当作资料使用，直到近日理书自庋架深处检出，再次阅读后才发觉，我所收藏的，原来竟是诗画的合璧。
马儿舒展的体态 浸着“相送十万里”的深情
《兵站》里的赭色门和窗，猛地让眼睛为之一亮——是高原木屋里漫出的一缕暖，在黑白主调的画面中，锚定了“通红的炉火在燃烧”的诗境。张永枚在诗中描摹的兵站的夜、炉火映着战士的脸、藏民送来的牦牛肉饺冒着热气等意象，正是他对藏区烟火气的真实记录。这暖意，都冰如全都融进了木版的纹路里：近景木屋，刻刀反复压出深浅木纹，苍劲得似能触到阳光晒过的肌理，恰如耶律楚材笔下西域驿站的质朴温情——这份暖意无需明火点缀，只凭门、窗的赭色便悄悄渗出门缝，“牦牛肉饺已煮熟”的温馨，从缝隙里便悄悄渗出来。门扉之外，裹藏袍的人与战士紧紧握手，似在相互嘱托，“到天明，登前程”的不舍藏在赭色光晕里，与张永枚笔下的藏汉温情十分契合。远景征程是写意的豪迈，画家以疏淡墨色勾出模糊剪影，战马似被“万里风雪”掀起，马上军人凝成一团劲影，只辨出握缰扬鞭的轮廓，这并非潦草和疏忽，是“走远了”的视觉留白，恰如王昌龄诗句的坦荡，站在兵站门口望那道奔赴风雪的身影，虽模糊，却透着“万里风雪似飞刀”的坚定。都冰如以近实的赭色藏温情，远虚的写意显豪迈，两两对比，让兵站的暖成了征程的底气，也让“登前程”的豪迈里牵着一份“念兵站”的柔软。
若《兵站》之暖是烟火中的含蓄，则《三匹骏马》的色彩便是高原风里的赤诚。《三匹骏马》的细节里，藏着都冰如对高原生灵的极致体察：清溪旁的骏马，鬃毛不是简单的线条，而是细刻如整齐的锯齿，每一丛鬃毛都凝结着主人的精心与真诚，这份对细节的执着，很难想象竟出自只有九根半手指的画家之手。画里清溪旁，姑娘的藏袍被微风轻轻掀出柔挺线条，攥马鞭的臂膊却刻着刀削般的利落，似藏着“愿护恩人归队”的执念；马颈艳红绸带如燃着的暖焰，边缘版痕的毛边，像把藏民最真的祝福“缝”在马背上，似岑参笔下凉州情愫般滚烫，与诗中“愿护恩人归队”的执念共振。背景柳林以浅绿铺陈，溪水稍泛淡蓝，与青绿、艳红交织出“走过柳林旁”的澄澈诗境，如戴复古之妻笔下杨柳依依的婉转，让姑娘垂胸的篆状发辫、马儿舒展的体态，都浸着“相送十万里”的深情。
以最克制的线条 让情感直抵人心
移目《念珠》和《捻羊毛》的插图，便见深棕与淡绿次第铺展，一沉一柔，如高原的土地与草原。《念珠》里的每一颗珠子，都刻着都冰如的细腻匠心，黑红相间的念珠悬于画面一角，每颗珠子都圆润无棱，表面的包浆纹路、经年摩挲的凹陷也通过细微的刻痕呈现，仿佛能触到岁月的温度。这串念珠不再是诵经的法器，成了农奴“数日子”的念想，刻刀在褶皱里藏着“五头牦牛、五亩熟地”的郑重期盼，恰似从“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苦难里生出的新生希望。藏民们的衣袍黑红相间，线条粗粝中带着舒展，踩着舞步仰着头，欢欣姿态将喜悦不言自表，也把“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渴盼嵌进了版痕深处。都冰如以深棕实刻藏沉郁、淡紫留白衬新生的手法，让“不为念诵经文，只为计算数目”的深意，在黑红与淡紫的交织里，淡而沉地扎进心里。而《捻羊毛》的淡绿，如春风漫过草原，张永枚曾在诗里写藏族姑娘的毛线，要“带着我藏族姑娘的祝福，一直牵到北京的城楼跟前”，而画中毛线的线条，正是对这份“牵挂”最贴切的视觉转译，姑娘指尖捻着的毛线，柔中带劲，线条的弧度精准呼应着捻线的力度，连毛线在阳光下的光泽都通过淡绿底色里的细微留白呈现，似藏着“绕雪山三转”的执着。画中藏族姑娘盘腿而坐，橙红上衣在浅绿底色里鲜亮如霞，黑裙褶皱的粗粝线条，带着氆氇的质朴；这毛线的线条流畅如行书，恰如丝线里缠裹的万千情愫。竹篮里的羊毛细若游丝，远处羊群的黑白与橙红小羊羔的跳跃，线条活泼如童语。背景远山以青绿、橙红交织出层叠纹理，淡线勾出的天安门轮廓，与封面“雪山如凝浪”的意象一脉相承，这毛线的长，便是“牵过万水千山到北京”的深情，顺着版痕与封面的雪色纹路慢慢交织。姑娘垂辫的圆润线条、捻线手指的微曲力度，把“风吹不乱、雪打不断”的祝福刻进了木刻的沟壑里。
这毛线牵起的暖，是新西藏的温柔注脚，却也让人想起，高原的记忆里，还藏着未被风雪完全抹去的苦难。《乌拉牛淌下眼泪》的黑白宛若冰棱划开雪幕。这幅画里，都冰如以“实与虚”的对比，把老农奴的苦难刻画得入木三分。前景佝偻的身影是“实”，攥杖的指节是凿出的粗黑线条，每一道凸起都似攥着乌拉差役的铁索；毡帽绒毛的细碎白痕，如风雪中结冻的霜，却盖不住满脸刀刻般的皱纹，那是“数不尽的乌拉路”在皮肤上犁出的沟壑，未画眼泪，“乌拉牛淌泪”的苦却从纹路里渗出来，像诗句里藏不住的悲凉。背景心头的噩梦是“虚”，另一个身影牵着套上货垛的牦牛，顶风冒雪踽踽独行，棕褐货箱的暖色扎眼如疤，那是记忆里永远卸不下的差役枷锁；远处雪山的留白里，雪粒点点如寒星，把“冻土苦难路”衬得无边无际。这份对苦难的深刻描摹，与都冰如修改《长恨歌诗画》时“七改衣袂线条”的较真如出一辙，他从不用夸张的画面煽情，却能以最克制的线条让情感直抵人心。都冰如以粗黑线条和白痕空虚的对比，把长诗里“乌拉牛的泪，农奴的血”，变成了可触摸的版痕。那些斑驳的刻痕，是老农奴心头的刺，也是画家对“罪恶”最真实的雕刻——冷的雪、硬的线、沉的影，每一道都是诗行的注脚。
刀与笔共同种下“高原记忆”的常青树
这种沉郁的苦难回望，终在《康巴人》的色彩里迎来破局，那抹跃动的红黄，是高原觉醒最热烈的宣告。据《张永枚：给诗作穿上军装的人》一文（刊于2023年6月12日《中国青年报》）介绍，诗人在创作《雪白的哈达》时，心里想的是“向世人昭示旧西藏的黑暗，更展现新西藏的翻天覆地”。《康巴人》正是这份初心的集中体现，而都冰如这抹色彩的跳转，恰是张永枚初心的视觉落地。这首长诗，画家选择了两个情景予以重点表现。第一幅版画中，绿褐山峦如农奴制桎梏，却被顿巴衣袍的粉红撕出裂痕。他腰间的绿带刚硬如铁，一头系着曲珍“不要离开妻儿”的牵挂，一头拴着对农奴主的怒火；旁边头人的黑袍粗黑如墨，却在顿巴不屑的目光里泄了底气，这目光，颇像李贺笔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决绝。马匹鬃毛的飞动白痕，如“铁掌叩响大地”的奔突，将“谁是亲人，谁是仇敌”的康巴歌谣，从纸面拽到版痕里，让觉醒的锋芒在绿与粉的碰撞中闪闪发亮。另一幅红黄色的版画如火山迸发，顿巴的弯刀是弧线的闪电，在红底色上劈出“杀！杀！”的怒吼；黄马的肌肉线条滚烫如焰，每一道肌理都是“刀像雪崩”的力量。都冰如把笔下的酣畅，刻进了色彩的炸裂里——红的是热血，黄的是奔马，黑的是腐朽，让“铁和人一同狂叫”的反抗，在版痕里烧得惊心动魄。这两幅画是觉醒的两面：前者以绿粉的克制藏着隐忍的怒，后者以红黄的暴烈绽出反抗的火。都冰如用版画语言翻译着长诗的魂，让每一道版痕都成了高原上永不褪色的战旗。
逐幅翻看这些版画，从《兵站》的赭色暖光、《三匹骏马》的青绿风致，到《念珠》的深棕沉郁、《乌拉牛》的黑白凛冽，再到《康巴人》的红黄锋芒，这些色彩里的取舍、细节中的留白、线条下的笃定，早把“插图是文字附属”的认知颠覆。都冰如的刀从不是被动追着诗行走，他画什么、不画什么，都藏着自己的艺术主张：《兵站》不画明火，却让暖意从门窗缝里渗出来；《三匹骏马》不画夸张表情，却让感恩缠在鬃毛与绸带间；《康巴人》不画满纸硝烟，却让觉醒的力量在色彩碰撞里炸裂开来。仔细思量，这套插图的确有着自己生命的运行轨迹：从封面雪色高原的静，到《兵站》烟火的暖，再到《康巴人》反抗的烈，最后落回《捻羊毛》牵向远方的柔意，都冰如用九根半手指，把高原的“新生脉络”刻成了独立的视觉叙事，与张永枚的诗相互呼应，却又自成天地。
这让我恍然大悟。我收藏的这册《雪白的哈达》，原来不止是“诗画合璧”的默契，更是这份“插图自有生命”的惊艳。都冰如的刀意、张永枚的诗情，看似是刀追着笔、画贴着诗，实则是两位创作者在时光里的“双向奔赴”——诗给了画骨血，画给了诗魂魄，而那些雪凝的版痕，便是它们共同生长出的、属于高原的永恒生命。这是半个多世纪前，一位画家与一位诗人，用刀与笔共同种下的“高原记忆”的常青树，它定将在我的书架上静静生长，越长越有力量，越看越具风韵。
文/群山
编辑/周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