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始于苏美尔”是20 世纪50 年代之后在西方世界历史研究领域比较流行的说法。“历史始于苏美尔”不是说苏美尔是人类文明唯一的发源地，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也是多源的。但无可否认，苏美尔文明发生得比较早，成熟得也比较早，在公元前3200 年至前1800 年这一千多年里， 苏美尔文明是全球范围内最先进的文明，它在人文领域达到的高度是任何其他文明都无法企及的。公元前3 千纪，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产生了比较发达的文明，这些文明各有千秋， 甚至在某些方面独领风骚，但总体而言，苏美尔文明一枝独秀，在多方面引领当时的世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始于苏美尔”源自20 世纪50 年代美国亚述学家克莱默（S. N. Kramer）出版的同名专著。《历史始于苏美尔》（1959 年版）是一部兼具普及性和学术性的著作，书中呈现了由苏美尔人创造的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27 项“最早”或“第一”，即首先由苏美尔人创造的27 项文明成就，或首先出现在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在1981 年的第三版中，作者又追加12 项“最早”，把全书涉及的“最早”增至39 项。然而，即使是39 项，也远远不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最早”中的全部。如果把苏美尔文明中的“最早”列个清单，这个清单会很长。

“苏美尔”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对他们自己家园的称呼。在苏美尔语文献中，“苏美尔”写作KI.EN.GI，古巴比伦时期出现KI.EN.GI = māt Šumerim 或KUR Šumeri（“苏美尔国”或“苏美尔之地”）这样的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对应翻译。KI.EN.GI 对应Šumeru，这有两种可能：1. KI.EN. GI 在苏美尔语中本来就读作šumer，就像UD.NUN.KI 读作Adab（阿达布）、SU.KUR.RU.KI 读作Šuruppak（舒鲁帕克）以及UD.KIB.NUN.KI 读作Sippar（西帕尔）一样；2. Šumeru 是塞姆人对苏美尔人居住地的称呼。前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在苏美尔语中，用复合字书写地名的例子很常见。不论“苏美尔”是苏美尔人的概念，还是巴比伦人的概念，它都是个古代概念。苏美尔人退出政治舞台（约公元前1800 年）后逐渐被遗忘， 到了古希腊时期，西方人已经不知道历史上还存在苏美尔和苏美尔人。希伯来《圣经》也没有提到苏美尔人，只偶尔提到“示拿”（Shinar）地。有人认为“示拿地”指的就是“苏美尔”，在发音上也是“苏美尔”的谐音。但根据《圣经》中的描述“他（指宁录）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判断，“示拿地”不可能是苏美尔，如果是，也是希伯来人心中的“苏美尔”，而不是苏美尔人心中的“苏美尔”，因为苏美尔人的苏美尔不可能包括巴比伦（巴别）、阿卡德（亚甲）和巴格达（甲尼？）。从苏美尔文献中可以看到，“苏美尔”大致指古代城市尼普尔以南、包括尼普尔在内的整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即今天的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地区。

早期的西亚考古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亚述帝国的几个古都遗址上，挖出来的东西自然大部分属于亚述帝国时期，包括建筑、艺术作品、器物以及文字材料等。由于亚述古都的发掘持续获得重大收获，以亚述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法律、医学、巫术、天文学等为研究对象的亚述学便应运而生。亚述学诞生（1857 年） 前后，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楔形文字书写的语言就是阿卡德语（巴比伦语和亚述语属于阿卡德语的两种方言）。然而，个别学者敏锐地感觉到，有些楔形文字文献不是用阿卡德语书写的，而是用一种有别于阿卡德语的未知语言书写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真相终于大白：除阿卡德语外， 楔形文字背后还有另外一种语言—苏美尔语。当年有学者建议把这种语言叫作“苏美尔语”时，遭到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时间证明，把这种语言叫作“苏美尔语”是正确的，虽然苏美尔人并不把他们的语言叫“苏美尔语”，而叫“土著语”（eme-gi7）。随着苏美尔语的成功解读，苏美尔文明逐渐得到重构，远远早于亚述文明的苏美尔文明逐渐浮现在世人面前， 以苏美尔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苏美尔学（Sumerology）—也逐渐形成。

苏美尔学是亚述学（Assyriology）的“副产品”，从属于亚述学，或者说，亚述学包括苏美尔学。亚述和苏美尔都是两河流域的具体地区，按常理，以具体地域名称命名的学科应该只限于研究相关区域的相关问题， 但亚述学不然，亚述学已经成为研究整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学问，上自公元前3200 年前后开始的乌鲁克早期文明（自文字诞生开始），下至公元1 世纪最后一块楔形文字泥版的书写时间，整个公元前的最后三千余年都属于亚述学的研究范畴。

亚述学是伴随西亚考古发掘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是应解读出土文献之需而产生的。如果一定要为亚述学安排一个诞生之年，那应该是1857 年，因为这一年在英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一件关乎“亚述学”存亡的事件。在英国科学家、后来亦成为东方学家的塔尔波特（W. H. F. Talbot） 的倡议下，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于1857 年邀请了四位通过自学自悟而能够解读楔形文字铭文的学者参加了一场解读楔形文字铭文的“会试”。四位学者中包括提出倡议的塔尔波特，其他三位分别是英国的罗林森（H. C. Rawlinsen）、爱尔兰的欣克斯（E. Hincks）以及法国的奥佩尔（J. Oppert）。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要求他们分别独立解读出土不久、尚未公布的一篇用楔形文字书写的亚述铭文，即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一世（Tiglatpilesar I）铭文。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一世是亚述国王（公元前1114—前1076 在位），他的这篇铭文刻写在一个棱形泥柱上，因此该泥柱也被称为“提格拉特帕拉萨尔棱柱”。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翻译，并将各自的译文密封邮寄到皇家亚洲学会。收到密封的译文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召开专门会议，邀请了许多当时的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当场开封，对四人的解读结果进行验证，发现解读结果基本一致，认定解读成功。这一事件对亚述学有重大意义，可以作为亚述学诞生的标志。

当英、法、德以及后来也加入西亚考古行列的美国考古学家如火如荼地在西亚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时，中国人也在密切关注他们的发掘活动，并及时把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介绍给国人。最早的介绍文章出现在晚清，在接下来的民国时期，介绍性文章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上。

早在1880 年，《万国公报》就刊载了一篇题为《巴比伦古诗》的短文，没有署名，不知何人所作。文中提到西方考古学家在尼尼微发现了王室图书馆，该文称之为“尼尼微皇帝书库”，并说“库内存有许多古书”。这个“皇帝书库”即现在所说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收藏了近三万块泥版，1872 年，当时负责英国国家博物馆泥版整理的史密斯（G. Smith）在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出土的泥版中发现了属于《吉尔伽美什史诗》组成部分的“洪水泥版”，并以此为契机于1876 年出版了《迦勒底人的创世记》（The Chaldean Account of Genesis），史密斯在书中对这个图书馆做了详细描述，《巴比伦古诗》的信息来源应该就是史密斯的这部著作。《巴比伦古诗》中还提到，那时的巴比伦人信奉多神，“地上神共六百位，天上神三百位，俱分上中下三等，管理万事”。这个信息来源于《巴比伦创世神话》，史密斯在《迦勒底人的创世记》中对这个创世神话的基本内容也做了详细的介绍，更说明“巴比伦古诗”与史密斯的著作有关联。《巴比伦古诗》还写道：“巴比伦古诗分为十二则，以星之十二宫为第次。”这里的“十二则”疑指《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十二块泥版， 当年有人认为《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十二块泥版与黄道十二宫吻合。《迦勒底人的创世记》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吉尔伽美什史诗》，可以肯定， 《巴比伦古诗》作者的信息来源就是《迦勒底人的创世记》。史密斯的这部著作于1876 年出版，1880 年就被介绍到了国内。那时是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更关心的似乎不是西方的学术动态，而是那些古老而离奇的故事。《巴比伦古诗》的作者对自己介绍的内容似懂非懂，可能无法想象“库内存有许多古书”中的“古书”是什么样的书，把它们想象成了“线装书”也未必。然而，无论作者介绍这些信息是出于什么目的，无论文章中存在哪些问题，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审视，这种介绍都具有非凡的 意义。

法国考古学家摩尔根（M. de Morgan）于1901 年至1902 年主持发掘伊朗境内的苏萨（Susa）遗址时，发现了汉穆拉比法典石碑，这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关注。西方学者的研究马上跟进，仅1902 年至1903 年间就出版了好几部专著，但中国人跟进的速度也一点不差。1903 年，蒋观云先后在《新民丛报》上连发三篇文章，对发现法典的经过和法典的内容做了介绍和评述。他把汉穆拉比译为“加摩拉比”，在介绍“加摩拉比”法典时说，这部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典。他还介绍了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并发表了一些评论，说法典的内容涉及刑法、财产法、亲属法、继承法和奴隶制等，认为法典中关于农业、商业的具体规定非常详细，说明古巴比伦时期的农业和商业都很发达。蒋观云先生显然紧密跟踪西方的学术动态， 并迅速把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1903 年的中国尚处在清朝末年，社会在发生深刻变革，革命活动频繁，文化上和思想上也非常活跃，蒋观云的文章应该是那个时期文化氛围的具体体现。

1914 年《大陆报》（英文版）转载《泰晤士报》的一篇书评，评鲍尔（C. J. Ball）的新作《汉语与苏美尔语》。《大陆报》全文转载，说明《大陆报》认可这篇书评，所以才向国人推荐。鲍尔是英国汉学家和最权威的《圣经》研究专家，大概凭借对汉语的了解而发现苏美尔语与汉语词汇有“巨大相似性”（great similarity），同时认为楔形文字与汉字也有相似之处，于是写了《汉语与苏美尔语》。他在书中比较了1 100 个苏美尔语和汉语中发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也相同或相近的词汇，认为苏美尔人和中国人作为同一种族的两个血缘部落在公元前4000 年以前可能在中亚高原这一带居住，后来分道扬镳，一个奔东，一个奔西。至于汉字，鲍尔自然认为，出现较晚的汉字是从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体系—苏美尔文字— 中派生出来的。为了证明二者的关系，书后面还附了一个文字比较表，比较了120 个汉字和苏美尔文字。写书评的人（没有署名）认为，即使是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二者的相似性。最后，写书评的人给予鲍尔的新作以高度评价，认为他的新作是“划时代”之作。毫无疑问，这个评价高了。事实证明，鲍尔的研究并未开启新时代，在学术界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依我看，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第一，原始资料不够原始，也就是说，鲍尔先生比较的两种文字，汉字和楔形文字，都不是原生态的文字， 而是距原生态相去很远的简化字。他的汉字字例都采自《说文解字》，不涉及甲骨文，这也很自然，因为那时虽然发现了甲骨文，《铁云藏龟》也已问世，但那时的甲骨文基本无人可以识读，鲍尔先生不可能利用甲骨文说事。楔形文字字例都采自法国亚述学家蒂罗—当让（F. Thureau-Dangin） 编写的《楔形文字的起源》，这本书的主体是字表，收录了563 个字，都不早于早王朝II 期，具体地说不早于公元前2700 年。这当然不是鲍尔的错，而是时代的限制，那时，最早的楔形文字—乌鲁克早期文字— 尚未被发现。资料的局限性决定了鲍尔研究的价值。第二，被比较的东西没有可比性，仅举一例，可见一斑。苏美尔语里的“神”读作dingir （或diĝir），字形是一颗“星”（ ），以星代“神”。从造字方法观之， 是象形字，象星，但不表“星”，而表“神”。鲍尔拿这个字与汉字“帝” 做比较，认为二者同源，不但字形同源，发音也同源，而汉字和楔形文字相比，楔形文字是“原型”（prototype）。这种比较流于表面，比较肤浅，甚至牵强附会。就字形而言，二者完全不同，楔形文字的“神”（ ）是象形字，象星，代表“神”，也代表“天”。在苏美尔人的宇宙观中， 天是神界，大神们都在天上。星是天的标志性存在之一，以星代天和以星代神都恰到好处。汉字“帝”是形声字，“从丄朿声”，与楔形文字的没有可比性。就字义而言，汉字的“帝”是“王天下之号也”，指统治天下的王，与苏美尔语中的“神”和“天”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可谓天差地别。就字音而言，苏美尔语的dingir（或diĝir）也很难和汉字“帝”（ti， de，di-k）联系起来。总之，鲍尔的《汉语与苏美尔语》是一次失败的尝试。鲍尔生活的年代，正是“泛巴比伦主义”盛行的年代，“泛巴比伦主义”把世界各地区的古代文明之源头都追溯到巴比伦，那个时代认知中的“巴比伦”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泛巴比伦主义”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表现就是中国文明西来说，代表人物是拉古贝利（A. E. J. B. Terrien de Lacouperie），鲍尔的《汉语与苏美尔语》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他的这部著作是对泛巴比伦思潮中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背书，是对这种说法的一次推波助澜。

从上述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从晚清到民国，介绍西亚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和亚述学领域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文章和报道始终没有间断，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的学术动态持续关注，并不断把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介绍给国人，但他们的介绍都只停留在介绍和报道层面，始终没有中国人真正研究亚述学，他们似乎把亚述学视为只有西方人才值得拥有的学问，只隔岸观火，似乎根本就没想到可以自己下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开始有更多学者关注西亚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参与介绍和研究西亚古代史的人多了起来。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志纯先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世界古代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世界古代史专业人才， 包括西亚古代史方面的专业人才，从而把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推进到有规模、成体系地译介国外学术成果，同时进行自主研究的阶段。改革开放后，东北师范大学成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的研究重镇，在那里实现了世界古代文明研究领域中国与世界的双向接轨，在那里首次系统性地实施了送出去、请进来的学科建设策略，于是，在那里诞生了中国亚述学，这是与世界接轨又必定带有中国特色的亚述学。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20 世纪80 年代中国亚述学的诞生视为一项伟大的文化建设工程的话，林志纯先生就是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

如今，中国的亚述学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专业研究者遍及祖国大江南北，专题研究、学术论文和译著也如雨后春笋，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史。本人本有志向一试，奈何力不从心，功力不够，时间也不允许，只好截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部分作为研究和书写对象，于是便有了现在的这本《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上下约一千四百年，留下的物质遗存和各类文献浩如烟海，其中蕴含的文化和思想博大精深，奥妙无穷，不可能在一本书中得到完整呈现。所以，本书呈现的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全部，而是其最具特色和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以此带您跨越时空，为您打开一扇进入久远深邃、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的大门。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