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作家）

本来称谓是分得很清的，我们管汪曾祺叫汪先生，管其“哲嗣”汪朗叫“汪爷”。但汪爷出了新书《六味集》，难免会有人将父子相提并论，这个时候就不能将“先生”和“爷”并置。《六味集》责编李建新想出了办法，叫“两位汪先生”：

“编书有一点发现，两位汪先生吃东西都比较大胆，别人不敢吃的，他们都能轻松拿下，事了拂衣去。”

我们姑且像北京人一样，称呼老汪先生与小汪先生。“比较大胆”是真的，单看《他乡异味》一篇，就知道，小汪先生比起老汪先生要更为“生猛”。老汪先生因为总标榜自己“什么都吃”，屡遭捉弄：

一次，我家所开的中药铺请我去吃面——那天是药王生日，铺中管事弄了一大碗凉拌芫荽，说：“你不是什么都吃吗？”我一咬牙，吃了。从此我就吃芫荽了。比来北地，每吃涮羊肉，调料里总要撒上大量芫荽。一次在昆明。苦瓜，我原来也是不吃的——没有吃过。我们家乡有苦瓜，叫做癞葡萄，是放在瓷盘里看着玩，不吃的。有一位诗人请我下小馆子，他要了三个菜：凉拌苦瓜、炒苦瓜、苦瓜汤。他说：“你不是什么都吃吗？”从此，我就吃苦瓜了。（《四方食事》）

再看小汪先生的《他乡异味》，从老汪先生都“实在招架不了”的折耳根，讲到塞纳河上的“气死”，那真是一个绝：“刚刚上桌，一些人便掩鼻离席，一边溜达去了，待到整理外观之后，这东西已经没有形状，像一摊稀泥趴在盘中。对于这样的上等货色，邻座的法国人都颇为敬畏，拿着餐刀在那里瞎捣鼓，不过浅尝辄止。我却未用任何配食，空口将其吃了个一干二净。”法国“气死”有多臭，其实没法写，但小汪先生的写法，难道不是老汪先生说的“气氛即人物”？就像写罗敷之美，无一字及于本体，而绝美自见。

接下来还写到了法国另有一道名菜曰“鞑靼牛排”（Steak Tartar），笔法如出一辙，先说在巴黎餐馆吃饭时，有人望文生义点了这道菜。“及至‘牛排’上桌，众人却只是大眼瞪小眼，不肯出头认领”。因为“盘中仅生牛肉馅儿一团，生鸡蛋一只，外带说不出名堂的树叶、草籽儿几样，实在过于生猛”。那，作者本人吃了吗？吃了。好吃吗？看下文。

“后来在北京见到一位在中国待了十几年的法国女士时，顺便谈起这道生猛无匹的鞑靼牛排，她登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连说‘好吃好吃’，还说小时候在法国，上肉铺买牛肉馅，回家路上边走边吃，进门时只剩了一半。乖乖！”还是侧写，已见得共情之感。

接下来是“前不久在上海一家酒店餐厅的菜单上，居然见到厨师特别推荐的鞑靼牛排，若不是怕把同行的女士吓着，还真想与‘魔鬼’再亲热一下”！不得不让人直呼：好胆量！好胃口！

这些异味，可是老汪先生的食经不曾写到过的。重点是，父子二人谈这些“异味”，结论是一致的。老汪先生说：“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比如广东人吃蛇，吃龙虱；傣族人爱吃苦肠，即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粪汁，蘸肉吃。这在广东人、傣族人，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爱吃，你管得着吗？”天啦，我们可是一个连豆腐脑、粽子都要分出甜党咸党，时时攻乎异端的国度哪！可是老汪先生的着眼点是“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小汪先生则说：“要想肚子不受委屈，就不能坐井观天，盲目地是己而非人。不管是折耳根、‘气死’，还是鞑靼牛排，都应该先拿来尝一尝，对胃口的吃下去，不合适的放到一边儿。这样做，起码不至于营养不良。饮食内外，其实都不妨来点儿五湖四海。”这话要说得更温和些，但道理不殊。

我一直认为，老汪先生最大的文化贡献之一，是打通了“吃什么”与“想什么”，成为一位“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一点，我敢说，小汪先生是“克绍箕裘”的，他写《六味集》里的文章，本身就是要写出“五味之余味”。

小汪先生在北京，也是排得上号的美食家，但与父亲一样，他写食的文字比他吃过的美味，更令人垂涎。这里我也“侧写”一下：近两年我的味觉丧失严重，请我吃什么皆味同嚼蜡，但两位汪先生的写食文字，仍能让我感受到美味的悸动，进而感受到对生活的热爱，这就是“想什么”的力量吧。

2024.7.8

供图/雨驿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