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边艺絮》，韩天衡著，文汇出版社2024年1月版

老来缅怀师尊，往事如朝花夕拾，有些记忆虽已遥远，但自有一种历久弥新的芬芳，还兼有一层裹挟着古苍包浆的亮丽。

我与李可染先生最早的“接触”始自一篇笔记。1964年，东海舰队的一位战友，是一位画家，曾到中央美院进修，听过李可染先生讲课并做有笔记。我就向他借来阅读。笔记的内容是谈绘画，其中记有李可染先生的两句话——其实是两个比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一个比喻是，搞艺术的人对待艺术，一定要像“狮子搏象”，让我懂得，对每个从事艺术的人而言，艺术都是穷其一生努力的大事业，投身艺术就是进入“与虎谋皮”的搏斗场。第二个比喻是，搞艺术不能“撇油花”，一锅大汤，油花浮在表面，真材实料往往都沉淀在下面，所以不能只是以撇点表面的油花而满足。前者是说一个人要有以弱搏强、向死求生的顽强刚烈的拼搏精神，才能有所成就，赢得战果；后者告诫我们不管学什么，不能浅尝辄止，浮于表象，要知道最美的景色都在白云生处，在蓝海幽处，务必沉潜，再沉潜。战友记下的李可染先生的这篇课堂笔记给予我太多启发，对我一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当时我还恭敬地抄录了一份，如今，抄件不知去向，而要义却一直镌刻在我的心里。

我跟李可染先生初识是在1978年。当时我的老师谢稚柳以及陆俨少先生、可染老都应邀在外交部的台基厂招待所作画，那是北京中心城区一个非常高雅、静谧的场所。这是我与可染老的第一次见面，长我三十三岁的可染老给我的印象是体格魁梧、壮伟、敦实，一如其画。而他的谈吐平和且温馨，全无“大师”的威严和世故。作为后生的我，与他的交谈也就少了仰视和顾忌。寒暄以后，李可染先生就提出让我为他刻印，印石没有当场给我，而是后来托人捎来上海的，都是青田石，石质也蛮好的，刻起来得心应手。我给可染老前后刻过四五批的印章，有二十多方。在每一枚要刻的印章的边侧，他都用宣纸裁成小方块，然后端正地以毛笔小楷写上要刻的印文，粘在印石上，以防石头搞错、文字刻错，很郑重其事。见微知著，知道了他是一位非常严谨、处事缜密、一丝不苟的艺术家。若干年后，我在抽屉里还搜找出一些豆腐干大小的方块小纸墨迹，我把它们粘在一张大宣纸上，写上题记，送给了儿子，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记录。

李可染（作者为李可染先生刻制）

我给可染老刻的第一批印，其中有他自撰的名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等。随即就收到了他写来的信，是寄到上海中国画院的。可染老亲笔的信封，信是用蝇头小字写的。信中称：“寄印章钤样三方，极佳。圆厚生动，结构不凡，将为拙画增加胜色，实不胜欣喜，感谢之至”“我因见此佳作，另生无餍要求，拟请再赐刻三印。”对可染老的肯定，我深感有知遇之恩。他前后写过三封蝇头小字的信给我，你想，这要耗费他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我曾看过他女儿写的一篇文章，提到她父亲是不给别人写信的。看了那篇文章后，我更加感到李可染先生写给我的这三封小字的信是何等珍贵。

因为可染老对我印的赏识，每次到北京和他见面都感到非常亲切，处于一种没有距离、隔膜和代沟的忘年交状态。他对我这个后生不端长辈的架子，而我对他在敬重之余，更是谈吐随性、毫无拘束。记得有一次去北京看望可染老，他拿出三方印石对我讲：“天衡啊，有三方印要请你刻。”“别带回去，就在这里刻好了。”我那时候年轻，三十多岁，我的刻刀——“三寸铁”是随身走天涯的。想来非常有趣的是，那时候坐飞机坐火车都没有安检，刻刀放在口袋里也没人查。其实，规矩是人定的，是因社会环境而设置的。我曾经听老辈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坐飞机者还获送一柄瑞士小刀。现在我们都知道乘飞机要禁烟，而在六七十年代，每个飞机乘客都可以分发到一包“中华”牌香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时代在变，规章也在变。我那把刻刀不离身，不为防身，是为了就地“服务”。不论跑到哪里，经常有师友对我说：“啊呀天衡，刻方印！”有些时候缺椅少凳，就站着刻，对方立等可取。我年轻的时候刻印，构思、创作不写稿子，印石涂墨拿起刀就刻，就如在纸上写字一般，无非是把篆字反刻而已。可染老可能听别人说起过，所以跟我讲别带回去刻了，于是我有幸在可染老的画案上，刻了两方白文“可染”和一方朱文“李”，我注意到可染先生晚年的画上多钤用这两方“可染”。三方印刻完也就大约十分钟。可染老和师母都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奏刀。刻毕，师母惊讶地说：“天衡，你刻印这样快的呀！”此时不知深浅的我，对着师母说：“师母，别看我刻得那么快，我刻印的时候，刀端始终有阻力在，既要爽，又要涩，有阻力的线条才能有张力、有厚度。”那时候少不更事，话多，加之蒙可染老一贯的宽容和厚爱，所以说话少了分寸。我又转而对着可染老讲：“打个比方，把一根缆绳搁在球场上，它只是一根没生命无活力的线条。但当两支队伍拔河，相反的两股力量都在拉这根缆绳的时候，这根线条就倏地充满了一种对垒搏击的神奇力量。刻印就需要这样的线条。”年轻气躁、学不会笨的我又接着胡侃：“再比如我们爬山，远观山间有一条长长的瀑布，如果水流直贯而下，中间一无阻碍，看上去就好似一条天际间飘浮的白练。如果瀑布中间有几块嶙峋凸出的岩石，倾泻而下的水流撞击到岩石就会高高跃起，继而奔涌急下，就更能给人一种震撼的力感。阻力往往赋予线条以鲜活、激越的生命。”说完这些，我立马后悔，这不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吗？就在我自责浅薄幼稚的当口，可染先生却说：“天衡啊，你说得好，我们俩可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句话让我忐忑的心绪一下子平缓了下来，同时有些惊讶于他脱口而出的“英雄所见略同”。就我所知，可染老一生唯与艺术对弈争胜，而为人处世始终低调谦逊。在他的言语词典里，似乎是找不到这稍显自诩的表白的呀。

在师辈的国画家里，一辈子创作量最少的当数李可染先生。据统计，他一生所作就一千多幅，或有繁有简，那点画都是九九金的成色。可见他对待艺术的虔诚，在创作上绝不应酬，绝不草率。记得陆俨少先生和许多画家在台基厂为外交部搞创作时，陆先生画了一张《两寺松桧图》手卷留赠给我。“两寺”是指潭柘寺和戒台寺，潭柘寺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谚称：“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它也是乾隆帝的一座皇家寺院，乾隆每年都会去礼佛。我把画拿给李可染先生过目，称赞陆俨少先生这幅《两寺松桧图》是精品，可染老也说：“画得好极了！”我就恳请他为我书写引首。过了几天，我再去拜见可染老，他取出写好的两张，要我自己挑一张喜欢的。我把挑好的一张拿去给陆俨少先生看了，陆先生说：“这字写得好，厚重遒劲，力能扛鼎。”他听说我是从两张里挑的一张，就去向可染老要来了另一张引首，又画了一幅《两寺松桧图》自存。去年，我在一个大拍卖行出的图录里，看到了第三张李可染先生写的“两寺松桧图”五字真迹，说明我请李可染先生写的引首，他至少写了三张。可染老这样的大家，对自己的作品却还这样挑剔严苛，实在是罕见的。

李可染画作

有些年，每次有认识的人去北京，我都拜托人家把刻好的三四方印章带给可染老；如果自己去北京，就送上门去，可染老都非常开心，拿着石头反复盘看，还总会讲一些鼓励我的话。因为李可染先生平素少接待人，可说是当代版的“闭门即是深山”，所以我去他寓所，从没见过访客，爷儿俩可以很淡定地闲聊，但总又感到相处时间短促，时间过得飞快。记得1980年去看望可染先生，闲聊时他问我：“天衡啊，你对齐（白石）老师的作品怎么看？”我说：“对齐老师的画，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字也写得极好。他画上的诗，特别是画上的跋语，多有一种无古无今、出自肺腑的别致和清新，我也很喜欢。”并举了些例子加以说明，“但是对齐老师的印章，我有几点批评。”听了我这句话，可染老师颇有些惊讶。是的，1949年后，齐白石在艺坛的地位可以说像个圣人。“文革”后，1978年、1979年那两年强调解放思想，当时我写过一篇近万字的文章《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论五百年篆刻流派艺术的出新》，剖析品评了流派印章从明清到民国的几十位颇有建树的篆刻家。其中对齐白石先生的印章，在肯定他风格创新、自成一家的同时，也提出了三点批评。可染老听了以后，睁大眼睛看了我蛮久，我心里有些紧张。宋人陆放翁尝言，“微瑕须细评”，但我却有些孟浪，忘了另一句“有得忌轻出”。我暗暗想，也许这次要为自己的狂狷浅浮“埋单”了。然而，出乎意料，可染老却依然宽厚地自语：“哎，齐老师还是了不起。齐老师画画写字非常严谨，不知道的人以为齐老的画是随意涂几笔，实际上并不是。”又说，“现在大家都在讲写意、大写意，应该在写意前面加两个字——‘精心’，要叫‘精心写意’。齐老师天分高，他有一种别人所缺乏的特殊的绘画感。”接着他向我揭示了一个我此前闻所未闻的秘密，齐老师画画写字的精心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可染老说：“齐老师写字，旁边都放着一杆木尺。比如写一张幅条，如一行六七个字，他写两三个字就要停下来，拿木尺量量距离，思考完后，往下继续写两个字，再量一量……”我听了感到很新奇。这正印证了可染先生讲的，写意前面要加两个字——“精心”。可染先生讲的写意，不是一般人所谓的蘸点味道就够了，而是要真正把形而上的意念、意趣、意境凸显出来，让人感受、体验到。

也就是在这次傍晚辞别时，可染老送我到门口，停下脚步，很郑重而缓慢地说：“天衡啊，送你一句话，‘天才不可仗恃’。”辞别“师牛堂”，一路上我大脑里想着的尽是这沉甸甸的六个字。我思忖：自己是一个在艺术上力求独立思考、敢想敢闯敢质疑的人，但有时也自省，知道自己是个有点小聪明而无大智慧的庸人。宽厚的可染老说“天才”，显然是贬义作褒义的委婉表述，犹如递我一剂苦而涩的猛药、良药，而外裹了一层糖衣，让你不觉得苦涩，咽得下去而已。“不可仗恃”，才是赠言的要义，老人家殷切地告诫我，在盛年要戒骄戒躁，戒除虚荣和浅浮，不“撇油花”，应如“狮子搏象”般地踏实勇猛，倾全力健康地在今后攻艺的长路上行进。我感受到可染老的舐犊之情和良苦用心。这六字赠言，四十年来，一直在拷问我，鞭策我，指引我，改变着我，成了我一生奉行的攻艺乃至做人的箴言。可染老书画创作时善用“金刚手段”，和在告诫我时衷恳的“菩萨心肠”，显示出了长者的风范。对于幼稚的我而言，无论是攻艺还是做人，他都是我终身受益和敬仰的良师、诤师。

师牛堂（作者刻制）

可染老画画写字，他的线条一定是积点成线的，就像颜鲁公的“屋漏痕”，顿挫有力，浑厚涩重，入木三分。他用这千锤百炼的线条写字作画，所以，他的山水画有前无古人的凝重体积感，诚是铜浇铁铸的江山。我记得有一次陆俨少先生考我：“我与李老的画，你怎么看？”我跟陆先生打了个比方：“陆先生，你是重量级的世界摔跤冠军，李可染先生则是重量级的世界举重冠军，两位的画都厚重，都有力量，都有威势，但是你的力量多体现在流动之际，而李先生的力量多体现在凝固之中，各得其妙。”陆先生听了居然首肯。

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谒李可染先生，他从柜子里拿出八张山水画，都是四尺三裁的。因为画室小，就铺在地上，每张画都一样的雄遒，却有别样的情趣。我一张一张地谈了自己的读画心得，也得到了可染老的认可。读完以后，我就主动从地上把那八张画整理好，交给可染老，他又放回到橱柜里去。我回到上海，应野平先生问我，这次在北京碰到谁了，我告诉他去拜见了可染老，他拿了八张山水画让我欣赏，笔笔精妙，惊心动魄。应先生说：“哎呀，天衡呀，他从不会主动拿画给别人看的，他是要让你挑一张的！”我这才恍然大悟，是我没能体会到可染老的一番美意呀！其实，我跟可染老交往十多年，在艺术、精神层面他给我的赏赐很多很多。能得到可染老一幅画，于我固然是一份纪念，但他在精神上赋予我的财富，特别是他对我谆谆告诫的六字赠言，何止是赠一幅画的价值。说遗憾吗？不，这件事对我而言是遗而无憾的。

在和可染老的交往中，还有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1987年盛夏去北京，电话打不通。我于是顶着炎炎烈日，汗流浃背地到他三里河的寓所。敲门过后，阿姨出来一挥手，说可染老不在家。我就请阿姨帮我递一张名片，说是送印章来的。过了片刻，可染老亲自来开门，他拉着我的手一路到他的画室。那天他家里没开空调，他老人家就一直双手握着我的右手说：“天衡啊，惦记你啊，这几年看到你很有成绩，我都为你高兴！”又大声地喊着师母：“佩珠啊，天衡来了！赶快开西瓜！”其间依旧紧紧握着我的手，手掌里满是汗，汗的交融、手的交融，诚是心的交融！从可染老不经意的动作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淳朴的师辈对我的真挚深情。我问起可染老家里的电话怎么打不通，他抱歉地说：“天衡啊，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了，每天的电话干扰太多，都接得烦了，所以我就请电话局把电话更换了一个号码。”说着就把新号码抄到了我小小的通讯录上。

李可染致作者函

1986年可染先生在中国美术馆开个展，他用一个大而考究的中式信封，特地托人将请柬送到上海中国画院的传达室。林曦明画师正巧看到，取来递给我：“天衡啊，可染老在北京开画展，特别写了一个请柬邀请你，信封上用毛笔字写了你的大名，这信封珍贵啊，你要收好了！”可染老就是这么一个真诚质朴的人。三年后，可染老不幸仙逝。后来，邹佩珠师母来我画院，对我说：“可染生前一直很器重你，他走了以后，现在要成立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天衡啊，想请你来当基金会的理事。”师母的盛情相邀，让我觉得是意外地被赏赐了一枚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