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傅敏（右）与顾村言（本文作者及供图者）

热烈又恬静，深刻又朴素，温柔又高傲，微妙又率直

这几天的上海，阴雨绵绵，且伴大风蓝色、雷电黄色预警。唯有5月23日阳光灿烂，傅敏先生的追悼会， 当天在其故乡——上海南汇——殡仪馆云霄厅举行。现场挽联是：“执教北七讲台言传身教遗泽遍京城，编集家翁著译执笔诠解恩惠家万千。”

5月19日晚7点，傅敏在父亲傅雷的出生地——上海浦东航头镇，安详辞世。与两年前染新冠辞世的傅聪相似，弟兄二人皆享年86岁。

其实早在2020年底，听闻兄长傅聪染疫西去，弟兄情深、悲痛不已的傅敏即不思饮食，身体渐自衰弱。2021年回浦东家乡休养，略有好转。然历经2022年的上海，再到2023年初复染疾，他精力日衰，直至没有任何征兆地远行。

一说傅聪傅敏，就想到《傅雷家书》。印象最深弟兄俩手捧父母骨灰的黑白照片——1979年4月，去国二十余年的傅聪终自海外归来。那张照片中，傅聪发线整齐，西装笔挺，眉头紧锁，一脸严肃；傅敏在哥哥的身后，戴着厚厚的眼镜，头发有些乱，瘦削、无力，神似其父。弟兄俩的身影里，深深印刻并承载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之美与孤傲自尊。

傅敏（右）、傅聪（左）离开傅雷追悼会现场

事实上，作为傅雷先生的次子、钢琴家傅聪的弟弟，如果不是多次重编《傅雷家书》，傅敏几乎算得上一位隐者——与名满天下的兄长不同，他终身以一名特级英语教师存世，始终是一种更加隐性与内敛的风格。

傅敏生于1937年4月15日，比傅聪小3岁。傅敏尝言：“从小父亲之于我们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对傅聪花大部分精力，要他学这个学那个。而我呢，中学毕业之后父亲对我说：‘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样，你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教师吧。’”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 他1962年进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任英语老师，安心于做一个中学教员，兢兢业业，从未动摇。

1979年，傅敏去英国进修，看望在英国的傅聪，其后开始着手搜集、整理傅雷家书成集。在《傅雷家书》后记中他写道：“今年9月3日是爸爸妈妈饮恨去世十五周年。为纪念一生刚正不阿的爸爸和善良贤淑的妈妈，特编录这本家书集，寄托我们的哀思，并献给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

“《傅雷家书》的出版，是一桩值得欣慰的好事。它告诉我们：一个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受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似不齿于人群的绝境，但到最后，真实的光终不至湮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识，得到他应得的尊敬和爱。”傅雷挚友楼适夷先生尝如是言。

犹记2018年傅雷诞辰110周年之日，傅敏与笔者聊天：“何为赤子？灵魂最为纯洁，没有任何杂念。父亲就是这么简单的人，要纯、要真，不要哗众。一生做事为了人才，为这个国家、这个文化。这个意义上讲，他其实不孤独。”

这句话用到傅敏持续数十年编选《傅雷家书》一事上，似同样可以。

2012年傅敏在北京的家中与傅雷青铜头像

追索父亲的艺术藏品，丢失近五分之三

结识傅敏先生是在十多年前。《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创刊一年多，推出系列“艺术名家后裔访谈”，自然想到傅聪与傅敏。

一次偶与张瑞田兄提及此事，瑞田兄说他与傅敏先生很熟，空时我到京可以一访，了解其父的艺术理想与鉴藏。于是那年盛夏，我专门抽出时间在瑞田兄的陪同下，来到傅敏在北京的家中。

一进门，感觉就像到了黄宾虹(1865－1955)山水画小型展览室。两面墙上，依次是黄宾虹的《青城山写生册》《西山秋爽》等。此外，还有难得一见的陈师曾《溪山帆影》。清癯瘦削的傅敏先生个子高高的，就在这些清润的笔墨间微笑着。他刚开始话不多，甚至有点儿腼腆。然而说起傅雷、说起他父亲热爱的黄宾虹，话匣子便整个就打开了。

那时他七十多岁，精神气都比较足。介绍完房间里的傅雷塑像，就开始说墙上的宾翁画作。他说这些书画都是父亲傅雷的藏品，1976年以后他陆续从有关方面取回，“少了有一半”。苦笑，言语之间有些无奈。

从小耳濡目染，“父亲不强迫我们练习书画，但这方面的熏陶很多。他希望我们跟着看、跟着聊天。厅里挂的这几幅小画是黄宾虹先生最后的作品。抄家退还来时，只是叠着的四张。这是2010年上海博物馆替我裱的，隐约还可看见背面抄家打印的编号。画框都是父亲当年配的，我都没动过。很多幅上面题有上款，比如 ‘西山秋爽图，怒庵先生一笑’。”

“父亲经常与我们谈黄宾虹，谈他的画及人。说他学养好，书法也好，画也好，刻图章也好。宾虹先生在世时完全不在意金钱，去世之后黄夫人还在，生活就有些困难。我爸就给当时浙江文化局长写信言明：黄宾虹去世时所有作品全捐给了博物馆，但是始终没办手续。直至黄宾虹的女婿赵志钧被打成右派后才去接收，这里面就有猫腻了。”

傅雷致黄宾虹手札

傅雷以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名世。但他事实上更是一位艺术鉴赏家。他与国画大师黄宾虹相识于1935年。其后20年，两位忘年交的交谊被视作艺坛佳话广为传颂。

“父亲就是觉得黄宾虹的书画好，作品那么有品位，在世界上也站得住脚。但他当年就说‘宾虹的画要在半个或一个世纪以后才会为人们所识’。到现在，仅从市场的价格来看，黄宾虹仍未达至他应有的地位。那天我看到那个李可染的画，开价一亿多。”傅敏叹息。

说起家中艺术收藏散佚情况，傅敏长叹一口气：“1966年9月3日我父母自杀之后，法院就封存了，查点得非常详细。1976年以后开始退还东西，多数在法院封存的单子上有画名，但没画作。估计丢失了父亲藏画的五分之三。”

“有三本黄宾虹的册页是从某博物馆要回来的。这里面有一段故事。大约六七年前，哥哥来国内讲学和演出，给了我一堆资料，说一个朋友给了他这些，说明某博物馆有爸爸收藏的黄宾虹三本册页，是黄宾虹当日送给我爸的，所以都有题款。他说这事你去办吧。我跟那家博物馆交涉了三年，来来去去，开始时说没有，我说‘有，肯定有’。最后我把册页上的抄家编号和相对应的馆藏编号给了他们。把附有黄宾虹题款的那一页照片复印件都给到他们。这才最后说有。直到2009年，博物馆终于将这三个册页退还给我，还办了退还手续。其中一个册页就是黄宾虹的《青城山写生册》，真是黄宾虹绘画的精品！现在墙上挂的黄宾虹画作，都是那家博物馆的副馆长帮我们裱的。而且，我们后来也成了朋友。”

整理、编选《傅雷家书》，已形成拥有十余个品种的系列

“车一开动，大家都变成泪人儿，呆呆地直立在月台上。月台的滋味，多少年没尝到了，胸口抽痛，胃里难过，只有从前失恋的时候有过这经验。”这是傅雷在傅聪远赴波兰留学时给他信中的一句。

其实那时年少的傅敏哭得最伤心。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兄弟俩的命运轨迹就此截然不同，弟兄俩再次相见已是20年后。而今，隔着新冠与疫间三年，他们又相继西行，于另一个世界团聚。

1962年，傅雷在给傅敏的信中写道：“你该记得，我们对你数十年的教育即使缺点很多，但在劳动家务、守纪律、有秩序等方面从未对你放松过，而我和妈妈给你的榜样总还是勤劳认真的。”傅敏1964年给父母写信说：“我教了一年多书，深深体会到传授知识比教做人容易。如果只教书不教人的话，书绝对教不好；而要教好人，必须注意身教和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越是纪律不好的班，聪明的孩子越多，她们越敏感。这就要求自己务要以身作则，否则很难把书教好。”

这些年少往事，一直清晰留在傅敏的记忆里，他说理解自己的父亲有一个过程：“实际上，对父亲的认识是一步步深入的。中学甚至大学时代，我认为父亲不过是个翻译家而已。随着时间推移，尤其在我整理出版父亲家书与著译后，我对父亲的认识开始深入。父亲一辈子给人的印象是躲在书房不问世事，做了大量卓越的翻译工作。但在我看来，父亲除了在翻译领域的耕耘和贡献，更值得我怀念的是他高贵的品格。他把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

傅敏说，《傅雷家书》缘起于楼适夷。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楼适夷，早在1957年就看到过傅雷傅聪父子的往来家信，印象“非常深刻”。作为出版家的楼适夷深知这批家信的价值，1979年4月建议傅氏兄弟编辑出版。1979-1981年，傅敏耗时两年将父母与傅聪的家信“整理、编选、辑集起来，汇编成《傅雷家书》”，使之得与广大读者见面。1981年7月楼适夷专门写了《读家书，想傅雷》，作为《傅雷家书》代序。

1981年8月，《傅雷家书》（1954-1966）由北京三联书店初版发行，甫一面世即成畅销书。四十多年来，由于傅敏不断发掘整理、丰富选编内容，《傅雷家书》由初版时的一本小书，逐步形成如今拥有十余个品种的《傅雷家书》系列，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2012年7月16日的《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以傅雷的艺术收藏为专题，封面为1928年傅雷在法国贝底埃寓所后之小花园的留影

1958年前后傅雷书风渐变，与其心情有关

上海，既是傅家兄弟的伤心地，更是梦牵魂绕之地。

傅敏清晰记得江苏路284弄5号“疾风迅雨楼”的一草一木，每一转角，每一家具的摆放，书籍、画作……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所有记忆，也是《傅雷家书》的背景所在地。1966年，就在这座小楼，他的父母双双自尽……

浦东航头镇是傅雷的出生地，那里保存着他的祖居——道光年间傅雷祖父傅炳清重建，较完整地保留了晚清时期建筑风貌，尚存建筑面积四百多平方米。周浦镇则是傅雷的成长地，保存着傅雷旧居。这些年，浦东新区在保护与发掘傅雷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9年，周浦的傅雷旧居经过修缮对外开放，馆内陈列着傅雷一生的煌煌巨作和译著成就；专门建设的傅雷图书馆则是国内唯一的傅雷主题图书馆，也是浦东新区第二大图书馆。

故乡对傅雷的牵挂与纪念让傅敏一直感怀于心，并于多年前安家浦东。除了父母骨灰安葬仪式、傅雷夫妇辞世50周年纪念大会、傅雷诞辰110周年纪念等活动需要参加，他平时也喜欢到浦东住一段时间。我因为同在上海，与傅敏先生聊天的机会就又多了一些。记得其后有一搭没一搭聊时，更多涉及《傅雷家书》与傅雷的艺术教育与文化思想。

2016年傅雷夫妇辞世50周年时，上海专门举办了“纪念傅雷先生辞世50周年国际论坛”。我因为感动、感慨于傅雷先生，遂从遗书的手迹出发，追寻了一番傅雷先生的书法之路，撰写《重看傅雷手迹书法：如其人，如其学》，在论坛上进行了宣读。傅敏先生在论坛认真听了，后来鼓励说，这是一篇贴着他父亲内心而写的一篇文章。

1929年傅雷在法国

记得文章开篇记有：“回顾20世纪的文化史，傅雷先生似从未以书法驰名。然而，随着大量傅雷先生手稿与手札的影印出版与展览，当下有必要对傅雷书法给予重新看待与重视。如从许慎与刘熙载对于书法的解释，有着真正赤子之心从不以书法名世的傅雷先生的手迹是如其人、如其学的，切合了中国书法的文人正脉。傅雷书法所见出的性情与性情变迁之路，于当下热衷于单纯在技法一途精进的书法家们，当是一面镜子。那些热衷于书法社会活动与‘杂技表演’的所谓书法‘大师’与‘名家’们，则早已不可与之谈书法与人生了。其手札与手稿书法见出的性情人生，对于重新看待中国书法的本质与本义，也有着巨大的镜鉴与反思意义。”

回溯傅雷的手迹，1954年1月18日致傅聪手札尚遗存，致黄宾虹手札的飘逸洒脱，有着胎息“二王”的特点，一派清润灵动、潇洒雅致，且有一种生命的朝气。然不过数年之后，傅雷的书风却转换为完全不同的气息。或许可以1958年前后为分界线——1958年之前的墨迹，一直有一种昂扬的生活态度，对人生显然是积极的；1958年之后则完全折向内去，更多往内心走，往高古本真一路走去，更见醇厚之处。有的近于无欲，更寂寞，然而却更有一种腴润肥厚中的孤傲态度。

这一巨大变化的外在原因，与1957年开始的“反右扩大化”不无关系。傅雷1958年4月底被诬划为“右派分子”，后接受挚友翻译家周煦良教授选送的碑帖，以此养心摆脱苦闷。

傅敏先生尝对我回忆说：“（书风的变化）与他的经历有关，‘反右’后那个时期他开始练魏碑。他的好友周煦良怕他郁闷想不开，拿来许多碑帖，其中就有魏碑。所以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他的字渐显含蓄敦厚，与他的心情有关。”

傅雷墓碑

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

傅雷晚期最重要的墨迹，非1966年《傅雷遗书》莫属。

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同年12月，傅聪到英国。此后，傅雷闭门不出。

1966年8月底，傅雷遭遇抄家，连续多日受批斗、罚跪等凌辱。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自杀身亡。《傅雷遗书》为致朱人秀札，是辞世前以毛笔书就。长达三页的遗书，一字未改。

辞世之际，他们将房租、手表、火葬费、给保姆的工资都交待得清清楚楚，从容而不失儒雅，冷静而极至哀痛，有一种孤高、大悲至极的境界。然字字皆是控诉，读之如读王羲之《丧乱帖》。但相比王羲之，傅雷到底是冷静而从容的，点画间毫不错乱，镇定异常。然愈镇定，愈是大悲；愈冷静，愈“痛贯心肝”——傅雷所痛，当然不是自己的小我，而是为一种文化理想的消逝大悲，一笔一画，是在殉节于自己的理想。

这样的遗书，见证的是从魏晋流传至今的风骨。也是一种隐喻，真实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大悲。

对于双亲的刚烈辞世，傅敏说：“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

“父亲喜欢独立思考，独立思考的基础在融会贯通。他不像有些人弄书法就在书法、弄翻译就在翻译、弄绘画就懂绘画。那不行。以他对文化的理解，文字也好、文学也好、历史也好，都是一贯而通。他站得高、看得广，所以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他的悟性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因其基础好、面广，所以跟别人的独立思考不一样，他独特的眼光就出来了。

1961年，傅雷与傅敏在上海江苏路寓所前的小花园

“好多人说我父亲这样的大家、这样的人大概很少很少。对于《傅雷家书》来说，其实读他的家书比翻译更重要。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指导我们去学习、去怎么做人的，那里面是他最真实的灵魂。

“他从小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以人为本和独立思考。他对我们考试什么的不在乎，爱考多少考多少。但对怎么做人，他是非常在乎，或者说，是非常严苛的。

“回顾父亲的艺术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是一个‘真’字。一切以真为本——人本身要真，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世；做事要真，画画也要真，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投机取巧。但‘真’在现实中其实是一个理想。虚伪与功利，会使真正的真人不断碰到很多挫折……所以我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父亲不能到社会上去做事，一做事就碰壁，哪里看得惯！”

2023年5月22日晚于上海三柳书屋，5月23日送别傅敏先生后小改

文并供图/顾村言

编辑/韩世容